军统作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与卖国傀儡政权汪伪政府的较量从未间断过，戴笠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曾多次派人刺杀汪精卫，从派特务赴越刺杀到在国内屡次刺杀，军统始终不肯放过大汉奸汪精卫。
军统特务赴越刺杀汪精卫
1939年元旦，新年的气氛刚刚开始笼罩重庆，戴笠就被蒋介石叫进了办公室。蒋介石冷若冰霜地指着茶几上的香港《南华日报》，示意戴笠仔细看看。
戴笠拿起报纸，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汪精卫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的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题的叛国电报。这则电报，不仅表明汪精卫赞同应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对华政策声明，还明确表明汪精卫投日卖国。
戴笠看完报纸后，深感事态严重。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祖籍浙江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市。曾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一起考取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赴日留学。留学期间，参与创建同盟会，25岁开始追随孙中山，并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后任历届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职务。在汪精卫在《南华日报》发表叛国电报之前，他还任职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
蒋介石对于汪精卫的叛国投敌，极端愤怒，随后，他吩咐召开临时中常会。在临时中常会上，蒋介石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和党内一切职务，并吩咐戴笠，动员全国报纸揭露汪精卫的汉奸行为，并勒令戴笠严厉调查汪精卫叛国的全过程。
随后，戴笠动员所有的军统特务，对汪精卫的叛国过程展开了严密的调查。
没多久，根据特务们反馈的情报，戴笠向蒋介石汇报了汪精卫叛国的始终。
原来，早在1938年10月，汪精卫就在家中设宴宴请汉奸梅思平，酒足饭饱后，梅思平走出客厅，告辞之时，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就这样对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引自《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随后，也就是1938年11月，梅思平就与汉奸高宗武一道来到上海，代表汪精卫与日本代表进行了秘密会谈，达成了所谓《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草案，主要内容是：汪精卫一伙表示同意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意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1938年12月，梅思平回到重庆，在汪精卫的公馆里住了多日，与汪精卫“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引自《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最终，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逃出重庆去了越南河内。
戴笠的汇报，让蒋介石后背发冷，原来汪精卫叛变投敌已早有预谋，自己却一点也没有察觉，而现在，汪精卫都已经逃到河内，自己才从汪精卫公开发表的叛国电报中知晓了他的投敌。蒋介石咬牙切齿，恼怒不已，他命令戴笠一定要组织得力人马，迅速奔赴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
戴笠领命后，迅速回到军统局，展开了刺杀汪精卫的筹备工作。
为了确保刺杀成功，戴笠也颇费了一番脑筋。军统在河内的确派有特务，但仅仅是少量的情报人员，并无太多的武装力量，更无可担负此重任的经验丰富、枪法精准的精干特务。而且河内远在越南，去一两个人，万一刺杀不成功反被发现，甚至被击毙，既无人接应，也无人报信。所以，此次行动，绝不是一个特务可以独立完成的任务，需要抽调军统的骨干，组建特别行动组，严密筹备，谨慎行动。
最后，戴笠选定了曾经参与刺杀大汉奸张敬尧的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为主要负责人，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组。该行动组，除了组长陈恭澍，还有组员王鲁翘、余乐醒、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共18人。该行动组的18人，在军统内部被称为“十八罗汉”，其中王鲁翘不仅枪法好，还是戴笠的贴身护卫，余乐醒会法语，还精通爆炸、投毒、电讯等技术，其他人也各有所长，都堪称军统精英。可见戴笠为此次赴越刺杀汪精卫，真下了血本。
而且，在特别行动组建成后，戴笠还亲自乘机去了香港，在香港建立了此次行动的临时指挥中心，命令国民党西南运输处配合此次行动，迅速运送武器到河内的军统站。人员和武器都就位后，此次行动就在陈恭澍的领导下开始了。
经过特别行动组的侦察，陈恭澍等人得知汪精卫一行，住在河内南朗街27号。经过再三勘察，特别行动组发现，南朗街27号院内只有汪精卫全家住的那栋小楼。出了27号院的后门，道路复杂、巷道众多，不仅便于隐蔽，而且便于逃脱，所以特别行动组决定埋伏在27号院附近，伺机行动。
在正式入户刺杀汪精卫之前，陈恭澍组织了好几次暗杀行动，都未成功。
第一次，陈恭澍根据情报得知，汪精卫每天早餐都吃面包，根据军统特务的调查，陈恭澍又找到了河内那家每天早上都按时给汪精卫家送面包的面包店。于是这天，陈恭澍就拦截了送面包的人，把面包都换成了事先制作好的有毒的面包，由特务化装成面包店送面包的人，把面包送进了27号院。然而没想到，汪精卫极度警惕，他见送面包的人换了，就生了疑心，结果那天汪精卫不但没有吃面包，而且把这天面包店送来的面包，全部悉数退回了。
第二次，陈恭澍又得到情报，说27号院浴室的水龙头坏了，汪精卫派人找水电修理工去修。陈恭澍便指派行动组的一个特务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走进了27号院。修理工在修好水龙头后，顺利地把打开了盖的毒气罐放在了汪精卫的浴室的浴缸下，还把浴室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大家都以为，毒气弥漫全室后，汪精卫一进浴室，就会中毒丧命。可没想到，汪精卫整整三天没进浴室，第四天，汪精卫再走进浴室时，毒气已经消散殆尽，陈恭澍的暗杀行动又一次失败了。
第三次，是在1939年3月，陈恭澍接到情报，说汪精卫要举家出动，全家乘坐两辆轿车，经红河大桥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陈恭澍认为这是刺杀汪精卫的绝好机会，就迅速报告了戴笠。戴笠得知后，又迅速呈报了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后，戴笠命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组，分乘两辆汽车，在汪精卫到三岛山麓的必经之路上伏击汪精卫一家人。然而没想到，3月20日当天，戴笠一家人出行，防备森严，汪精卫乘坐第一辆车，随后是一辆满载越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还装有机枪，行动组的特务们难以下手。
而汪精卫的这两辆车，并未开到目的地，中途便返回了，而且警备车紧紧跟随，陈恭澍的两辆追击车根本无法插到汪精卫的座驾与警备车之间。尽管军统特务们想尽办法，紧紧尾随，但在河内商业区的十字路口处，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还是趁机摆脱了跟踪，然后绕道返回了南朗街27号。
几次刺杀汪精卫未果，陈恭澍十分担心已经打草惊蛇，最后，行动组经过再三协商，决定发起突击性强攻，闯入27号院，武力刺杀汪精卫。
1939年3月20日夜，军统刺杀汪精卫的武力行动正式开始。由此次行动的行动组组长陈恭澍开车，一行七人，行至南朗街27号附近，随后，陈恭澍在车里坐镇指挥，安排余鉴声、郑邦国、张逢义和陈布云负责外围策应，安排王鲁翘和唐英杰负责入户行刺。
随后，王鲁翘和唐英杰翻墙入院，直奔楼上。在暗杀行动前，行动组的成员认定汪精卫住在楼上北屋，冲到北屋门前，却发现北屋门反锁，根本就撞不开。最后，王鲁翘和唐英杰用斧子把北屋的门劈开了一个洞，借着屋内的灯光，王鲁翘朝屋内的男子和女子连开数枪，打中了男子的腰背和女子。由于当时时间紧急，门怎么也打不开，王鲁翘和唐英杰来不及查明被射杀的究竟是不是汪精卫本人，就匆忙撤离了27号。
守在27号院外的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听到院内的枪声、呼号声后，极为紧张，见王鲁翘等人出来，迅速开车飞驰而去。
然而到了凌晨5点，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被射杀的男子竟然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夫妇，陈恭澍得到这个消息，顿足捶胸。
其实，汪精卫在那晚之前，的确一直和太太一起住在楼上北屋，然而当晚，原来住在郊外旅馆的曾仲鸣夫妇搬进了27号院，汪精卫为了表示敬意，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也就是楼上的北屋让给了曾仲鸣夫妇，这才阴差阳错地导致了军统行动的失败。
这起刺杀事件后，汪精卫更加谨小慎微，虽然戴笠又指挥陈恭澍多次筹划刺杀汪精卫，却均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