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讲述的沈寿，是一位生于清末、逝于民初的刺绣高手。其绣艺之高，国人无可比及。就连外国人对她的绣制品都赞不绝口。所以，人们称她为“绣圣”。
孔、孟被后人尊之为“文圣”，关云长、岳飞被称之为“武圣”，王羲之荣为“书圣”，杜甫则为“诗圣”。他们在文武书诗等方面，均有过人之长，且操守好、道德水平高，皆为人之楷模。由此可以断言，那“绣圣”自然是刺绣行业的佼佼者。
中国的刺绣历史源远流长，大约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这种精美的技艺，而且分布较广。史书有名和人们熟知的有苏州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广绣”、四川的“蜀绣”。除了这四大名绣，还有北京的“京绣”、上海的“顾绣”、温州的“瓯绣”和苗族的“苗绣”。而这“绣”之艺，到了沈寿时代，便极为明显地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她不只绣得奇巧，还拥有丰富的刺绣知识和她自己创立的针法和理论，为后人留下了《雪宦绣谱》刺绣专著。这是一部审美价值很高的艺术财富，若在当代则可申请专利了。
一
沈寿，原名沈云芝，因其绣室名“天香阁”，另号天香阁主人。公元1874年生于江苏吴县一个经营古董、生活比较富足的家庭。她的外祖母家在苏州市近郊的木渎，而木渎是苏绣的发祥地，几乎家家都有刺绣女。沈寿聪明心细，非常喜欢刺绣艺术。很小的时候到外婆家去，便经常到左右邻居家去观看闺门女眷们的刺绣。她看得很认真、很执着。有时竟是大半天，一动不动地看着人家的一针一线。当看到人家绣成一朵花、一枝叶时，她便高兴得不得了。久之，这刺绣功夫，便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还经常与外婆谈论刺绣的事。说起来津津有味、眉飞色舞。外婆见她如此痴迷于刺绣，便问她：“你这么喜欢刺绣，为什么自己不做呢？”她答：“我是非常想做的，可我没有那些工具和材料啊。”外婆听了，马上为她置办了刺绣必备的工具和布、线等。当时才之七八岁的小女孩，便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刺绣事业。外婆和她自己当时都没有料到，就是这一针一线竟让她绣出了成就，绣出了盛名，以“绣圣”之誉飞出了家门、飞出了国界，更飞出了她自己的原始设想。
沈寿到了十一二岁，便已成为刺绣老手了，显出了她在刺绣方面，非凡的天赋和才华。这小姑娘已经不满足只绣一些红花绿叶、鸟鸟虫虫了。她的父亲珍藏了不少古人名画，她便把一双“绣眼”投向了这里。在父亲的诸多藏画中，她特别喜欢明初“吴门画派”之首沈周和他的学生唐寅的风景画，便将这些画作为刺绣蓝本，开辟了刺绣的新领域。一次，父亲发现她了绣的唐寅的“秋雨月上图”，几乎达到了逼真的地步，十分惊喜，便鼓舞她、支持她继续绣下去。到了她十六七岁的时候刺绣艺术更加成熟，已是遐迩有名的刺绣高手。
她二十岁时，嫁给了浙江绍兴籍一位书香之家的子弟余觉。余家有钱有势，当时已迁居苏州。婚后夫妻感情融洽，生活美满。余觉也是一位能书能画的才俊之士，支持妻子的刺绣事业。为了给她创造一个更适于刺绣的环境，竟把小家迁到苏州一个叫仓米巷的地方，在那里找了一所宽敞的房子。沈寿非常喜欢这个幽雅宁静、光线充足的地房舍。在这里，她不只继续刺绣，还开始了系统的针法研究。她熟悉了各地历代刺绣针法，分类比较，找出优劣，再在自己的实践中，加以改进创新。如果说沈寿的刺绣不同于一般，主要就是她不墨守成规，而是不断改进提高。幼年开始刺绣时，主要是在一些生活用品上，刺绣些花草动物；稍长一些后，便绣民间画工设计的条屏，加以装饰，挂于客厅或书房。后来又绣古之名人名画，直至发展到绣制西洋绘画和写实肖像。她的进步和创新与丈夫余觉的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余觉的书画都很专业，可称精湛。他经常以夫妇两人共同的审美取向，帮助妻子选择绣稿。并能准确地指出此绣稿与彼绣稿之长短优劣。对于这些事，余觉在《余觉、沈寿夫妇痛史》中，曾写道：“……，余觉则以笔代针，吾妻则以针代笔，十年如一日，绣益精、名益噪。”
西洋画传入中国，是在清代中叶，一名叫郎世宁的意大利传教士带入中国的。郎世宁不仅精于西洋画，对中国画也很赏识。为了相互取长补短，他便把西洋化技巧，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画法之中。这种中西相济的绘画，具有非常的特色。即，既有仿真的淳朴，又有虚幻的美妙。人们看了，赏心悦目，回味无穷。当时人们赞美它说：“世宁之画本西法，而能以中法参之。”他这种独特的画风，给许多画家以积极影响和心灵启发。到了清末，在中国画坛上，西洋画已独树一帜，占据了一定地位。画坛上的这些变化，乍看起来与刺绣似乎没什么关系，但对沈寿的影响却不可小视。她的“仿真绣”、“肖像绣”，就是因为汲取了西洋画法和摄影的阴阳向背效果，才成功的。
光绪二十九年（1904）十月，慈禧七十大寿，余、沈夫妇应朝廷之请，绣了一幅“八仙上寿图”寿屏，作为贡品进献。慈禧见了，赞不绝口，称之为“绝世珍品”。兴奋中，写下了“福、寿”两字，分赠余、沈二人。沈云芝遂更名为沈寿，是时她已经三十岁。
慈禧接受了沈寿的绣屏后，不只是高兴了一阵子，而是想了许多。为了推动刺绣艺术的发展，她特地下令在清廷的农工商部之下，建立了“女子绣工科”，任用余觉为总理，沈寿为总教习。在封建社会都是“妻以夫贵”，而在余家，却颠倒了，丈夫沾了妻子的光。同年末，朝廷又命余、沈二人东渡日本，专门考察那里工艺美术的教育情况。他们在日本游走考察了两个多月，于次年（1905）初归国。这次考察，使得中国这位功成名就的刺绣高手，又长了许多见识。觉得西洋画和日本刺绣，都有见长之处，自己的绣工较之传统绣法虽有不少突破和改进，但仍有“板滞而难得画神”之弊。看来，在沈寿心目中，刺绣艺术亦如文学创作中的写人、戏曲艺术中的表演，除了要求形像，还要“神似”，不只绣出“美境”，还要绣好“意境”。为此，她便更加努力于“仿真绣”和“肖像绣”。这两种绣品都讲求“循画理”、“师真形”，绣出“仿真肖神”、色彩多变、尽显阴阳向背的效果。绣物，让人看了“似动似静”；绣人，则使人觉得饱有生气、呼之欲应。她曾为意大利皇后爱丽娜绣了一幅肖像，在用针和配色上都突破了传统风格，把一位欧洲贵妇人的美丽、端庄和高雅，都活龙活现地展示了出来。清廷作为稀世珍品赠给她本人以后，立即在意大利皇廷引起了轰动。意大利皇帝为了表示谢意，回赠清政府一枚“圣母利宝星”勋章；答谢沈寿的则是一块钻石金表。
二
沈寿的成就，除了为中国的刺绣工艺，开辟了一条新径、改变了绣品的板滞、绣出了更高水平外，还有三个方面值得史上留载：
第一，实现了刺绣艺术由传统向新时代转型。刺绣艺术产生于“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它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都来自于自然经济社会。把它当做了女人们的业余手工，对它的要求有很大的局限性。沈寿的姐姐沈立是她从事刺绣的启蒙老师，但沈立墨守成规，不思改进和拓展。而沈寿则是个追求美之极至的人，所以肯于下功夫钻研、改进、创新和不断提高。她学习传统、突破传统，学习西洋、西为中用。最终实现了刺绣艺术的大飞跃和大转型。
第二，开了手工艺教育的先河。中国古代许多行业，如各种工匠、医术和手工艺的传承，都是靠“家传”，即父子相传在社会上也只是扩大到师徒之间，没有系统的正规教育，当然也就没有成批的学生或徒弟，致使一些杰出的技艺，在持有者离世以后，也就随之失传。这是一种十分可惜的社会损失。而改变这种缺失的，沈寿当推第一人。她热爱刺绣工艺，珍视祖国源远流长的刺绣历史和已有成就。但她决心改写这种历史、丰富已有成就。这就不能仅仅是改变刺绣本身，还要结束这种艺术的传承方式。她从日本考察回国后，为了充实提高“绣工科“的教学水平，从苏州聘请了一些刺绣名手和成名画家。把自己从国外学到的刺绣之长，与他（她）们交流切磋，然后以新的创意教授给学生，并亲身示范操作。有时竟手把手一针一线地帮助学生学习刺绣。
辛亥革命之后，由清廷设立的“绣工科”也随之解散，沈与于丈夫同赴天津又创办了“绣工传习所”，继续刺绣专业教育。三年后，即到公元1914年，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南通人张謇，非常钦佩沈寿为刺绣事业所做的一切，便在南通建立了“女工传习所”，聘请沈寿担任所长。传习所开始只有67名学生，八年中，共办了十五期，培养学员300多人。除了在“绣工科”和“女工传习所”以外，沈寿诲人无数。她凡遇见绣女，便要与之交流与探讨，帮她改进刺绣针法和调色技术，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
第三，为中国的刺绣工艺留下了一部完整而先进的专著——《雪宦绣谱》。多才多艺、终生执著于刺绣艺术的沈寿，于1921年她尚不满四十八岁时，罹患沉疴，张謇一方面延请各地名医为她诊治，一方面又建议她把以毕生精力探索、实践、改进、创新所形成的刺绣技法，整理成文，以便推广流传。沈寿接受了这个建议，便在病榻上，带着重病之身，有气无力地一句一句述说，而年逾“古稀”的张謇则在一旁认真记录。当这位视刺绣为生命的女人，把要说的话说完以后，已是气息奄奄，很快便与世长辞了。张謇不失所言，很快对记录做了仔细整理，终于成就了《雪宦绣谱》一书。这本书，共分绣备、绣引、针法、绣要、绣品、绣德、绣节、绣通等八章。每个章节记述之详、描绘之美、劝业之诚均堪称极致，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光是“针法”一章里，就总结了十八种易难不同的用针方法。有些章节已经大大超出了刺绣艺术本身，如同教育人如何做人，要讲求“品德”和“操守”，这是本书极富特色之处。
中国刺绣的历史长久，但形成专著却是近代才有。清道光元年（1821），云间（江苏松江，即上海的别称）人士丁佩出版了《绣谱》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刺绣专著。但此书在针法应用和刺绣与西画、摄影等融合上，都有很大短缺。而《雪宦绣谱》则付梓于该书出版一百年后的1927年，两者比较，无论是内容之多寡、理论之精俗以及针法之巧拙，都差之悬殊。《雪宦绣谱》的问世，使中国刺绣发生了重大变革。张謇在书之序言中说：“沈寿一女子，于绣得之也，乃属其自绣之始迄于卒；一物一事，一针一法，审思详语，为类别而记之。”
沈寿去世后，张謇为她的墓碑题写了“世界美术家吴县沈雪宦女士之墓”的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