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部厂矿领导干部会议上，老部长余秋里出现了。他扫视着一向激情澎湃、气氛异常热烈、而今则变得死气沉沉的厂矿领导干部会场，一改其往日侃侃而谈、慷慨激昂的风格，表情沉痛、语气凝重地说：“同志们，这次‘渤海二号’事故，造成这么多同志牺牲，我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作为国务院的一个成员，作为石油部过去的领导人，也是负有责任的……”说到这里，余秋里的语气十分低沉，会场上的气氛更是格外沉闷。
突然，主席台上，一声怒吼：“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了国家的石油工业！影响了我们‘石油人’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台下的干部们被老部长熟悉的大嗓门一下又震撼和震动了。
“我希望大家振作起来。要经得起考验！我也相信我们石油部的人是经得起考验的！”余秋里一转话锋，说，“现在我提四点希望：一要正确对待批评；二要勇于正视批评，决不可以护短，更不能文过饰非；三要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虚心征求和倾听各种批评和建议，绝不能再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四要振起革命精神，奋发图强，埋头苦干，整个石油行业要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
“你们有没有信心？”余秋里收住话茬，目光盯着台下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脸孔。
“有……”台下的回音零零落落，有气无力。
“有没有信心？”老部长的目光里溅出了火星，声音提高了一倍。
“有！”台下的声音仍然不大，且参差不齐。
“到底有没有信心？”台上，独臂将军露出了本相--那只当年在大庆使千军万马感到力量和光荣的右臂又在半空中挥舞和呼啸起来了！
“有--！”会场上，顿时响起惊天动地的回声。
余秋里的脸色缓和了不少，嘴里嘀咕了一句：“这还差不多。”
但是“渤海二号”事故对石油人的打击实在太沉重了，并非是余秋里的一番鼓动所能彻底扭转的。最要命的是，此刻的另一位石油统帅人物--康世恩出了大事：1980年秋，正当秦文彩他们与数家外国公司就招标问题展开一轮又一轮谈判，等待最终拿主意的康世恩同志作出决策时，这位为新中国石油工业操劳了几十年的副总理突然时常感到膀胱难受和疼痛，在秘书和家人的多次催促下，康世恩来到301医院检查，结果令大家大为震惊：康世恩患的是膀胱癌。
听到这个消息，本已非常消瘦，又因近几个月承受种种压力的康世恩，虽然脸上表情平静，可内心的痛苦在亲近人的眼里是可以看得出的--他躺下了……带着疲惫与痛苦，还有无数说不出的忧虑与无奈。
石油工业对外开放刚刚起步，这两年各油田的生产情况也开始出现了滑坡，有许多事情急着需要去处理呀！65岁的康世恩好像第一次感到了力不从心，可又心存不甘，然而医院的医生命令他“躺下”--他哪儿能躺得下嘛！
“渤海二号”事故的影响，是直截了当的显现：1978和1979两年，中国自产的原油实现了1亿吨，达到106亿吨。1亿吨，这在当时是中国石油生产的标志性数字。而经过两年多调整与改革后的国家经济，正处在复苏时期，百业待兴，石油是必不可少的能源，从某种意义上讲，石油的产量，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全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条不变的规律，尤其是全球化经济形态下的国家经济。
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如同一艘载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航船已扬帆起航，怎能出现石油能源的下滑？
然而，1980年的中国石油生产真的滑下去了，滑到了1亿吨以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国家总理着急了！政府的所有经济部门跟着也着急了，因为石油能源的下滑，就意味着其他一切经济计划指标要下滑、下调……这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事！
邓小平着急。全党着急。
躺在病榻上的康世恩此时又多了这个更让他忧心的负担。石油是他的生命，石油生产是这位以石油为生命的中国石油领导者的荣誉--自新中国他康世恩担任石油部门负责人以来的几十年中，石油生产就从没有下滑过，用石油部门的人说，就是尖头从来一直是往上升的。眼下国家在万马奔腾的大好形势下，石油的生产却往下降了，这可是关系到他康世恩和整个石油行业的荣誉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党的中心工作能不能按计划前进的政治问题了！因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就确定了一项大政方针：从1979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国家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而1980年是三年调整期的最后一年。“如果石油生产完不成1亿吨，整个国家的经济就要重新作调整。”国务院领导的着急可想而知。
能不能保住1亿吨原油产量，这对当时的石油部是个严峻的考验，也是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运和战略问题。
“国家给石油部的投资1980年是17亿元，等于1980年的一半，投资少了一半，我们的原油生产肯定是雪上加霜，下滑的幅度可能会更大……”当时主持石油部工作的焦力人副部长对国务院领导说。
“投资肯定不会比前一年多，这是国家全盘考虑的事，但你们的原油产量不能降到1亿吨以下，尤其是再不能往下滑了。要不然，影响面太大了！”国务院领导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冲焦力人有些不客气了。
“如果要保证1亿吨，我们建议国家至少得给石油部加5亿元的投资。”焦力人最后说。
“那好，你们的意见我拿到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议一议，原则上我同意这个方案。”当时的国家总理口袋里也实在没有什么钱。一个工业部门增加5亿元投入不是小数目。然而石油能源对整个国家的影响面太大，焦力人的方案后来被采纳。
可1亿吨的任务如何完成，石油部上下心里完全没有底。
余、康二位石油老部长又聚到了一起。在病房内，余秋里握着老战友异常消瘦的双手，又心疼，又焦虑地说道：“老康啊，我们俩看来又有点回到当年刚刚到松辽那阵子了。”
康世恩很勉强地笑了笑说：“那阵子我们只知道往前冲，冲上去就有胜利的希望。我看现在也该拿出当年那股冲锋的劲儿。”
余秋里一听，顿时欣慰起来：“有你这话，我的信心就足了！我看我们应该研究一个年产如何保1亿吨的方案，1亿吨应当成为石油部今后三年的一条基本杠杠。从国民经济全局考虑，必须稳住这1亿吨，而且我看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我完全同意。我们就向中央汇报这件事。”康世恩重重地点点头，长期以来他与余秋里在重大问题和关键决策时总是不谋而合。“石油部上上下下这段时间士气不太足，少不了你老部长多去鼓鼓劲啊！”康世恩一手支撑在病榻上，一手握着临别的老战友的手，目光里流露着动情的乞求。
“我去。我要去的。你好好休养，石油上的事离不开你老康！”余秋里依依不舍地暂时惜别了老战友。不日，他以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再次到石油部开会和找个别人谈话，一一解释石油部保1亿吨产量的意义和具体做法。
一日，余秋里正在同一位老石油人谈如何争取保1亿吨的具体做法时，另一位老石油人悄悄过来凑在老部长的耳边说：有人到中央有关部门去告你了，说你坚持1亿吨油，是在继续搞“左”的一套。
“去他的，我这个人就是不怕得罪人，不怕告状！怕得罪人，怕告状，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余秋里大怒，右臂连连挥动起来。稍后，他说：“现在有些人看到批‘左’的，就把什么事情都说成是‘左’的。其实他根本什么都没弄明白！”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像余秋里这样的老革命者和党的高级领导，也还不能全面地估计到“左”的思潮对社会和各界的影响力。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大政方针，然而围绕走什么路、怎么走的问题，当时国内尤其是思想战线存在的问题和一些认识上的混乱及模糊观念还比较严重，“四人帮”的残余和流毒影响仍没有肃清，社会上的坏人和别有用心的人依然不少，他们利用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初期所出现的一些空子，不断制造各种矛盾与斗争，社会上的诸多不同观念和意识的交锋这时也很激烈，甚至影响到高层。
1982年，正在全心全意主持能源委员会工作、部署全国石油和煤炭生产的余秋里，突然被总书记胡耀邦找去谈话，胡耀邦对他说：关于你的工作，有些变化。有一次邓小平同志讲，军队的一些同志向中央建议，要求让你回军队主持政治工作。所以中央决定让你当总政治部主任。“你有什么意见？”胡耀邦问余秋里。毫无思想准备的余秋里，想了想，以惯有的坚定语气说：“我听从党的安排。”就这样，离开军队24年、在石油战线建立了卓著贡献的余秋里，惜别他的那帮“铁人”兄弟们，到北京平安里的总政大院上班。上任那一天，他连军装还没有，是穿着“石油部长服”--中山装去的。虽然身在铁马军营，余秋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每总会想起中国石油事业。上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他便与总书记胡耀邦到南线看望“自卫反击战”的将士。回来的路上，他向胡耀邦提出建议：去一趟胜利油田。总书记笑了：“怎么，还没有从‘油’里跳出来？”余秋里阴着脸，点点头，说：“是的，这几年石油部门因为‘渤海二号’事故有些抬不起头，我想请总书记去鼓鼓劲。”“好嘛，我们一起去！”胡耀邦高兴地说。于是，这两位亲密战友，临时改道，在回北京之前到了胜利油田。那一次胡耀邦到胜利油田视察的情景，许多人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和余秋里站着一起高唱：“黄海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四化的希望，能源的责任，要靠我们打头阵……”后面几句是胡耀邦即兴改的词，两位老“抗大”这么一唱，把现场成百上千的石油人唱得热血沸腾，于是跟着总书记和老部长一起唱了起来，越唱越带劲，越唱越高亢，其情景激动人心，催人奋进。
这是余秋里离开石油战线后首度在公开场合下为石油工业做的一件事。这里有个客观原因，当时胜利油田的负责人是曾经跟了他十几年的老秘书李晔。老部长知道“渤海二号”事故后自己能在石油部说话的分量已经有限，他这样做和选择胜利油田，纯粹是一片难言的苦心。
上面说的，同样是本文的题外话。
我们还是回到“渤海二号”事故影响下的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工作……因为这是一件中国对外开放最前沿的工作，所以它经历大风大浪也在必然之中，困难和阻力正进一步等待着秦文彩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