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10月3日，琦善大人成为第二个被派往广东的钦差大臣，也是鸦片战争开始之后，清政府为对付英夷任命的第三个钦差。在面聆圣训后，出京南下。查不到记载，不知这次见圣，有无林则徐当初的宠荣，有无惹起穆彰阿的醋意。虽然琦钦差这次的任务，不是查禁鸦片，而是“查办事件”，但是，鉴于他拿到的皇上训令与林则徐之前的训令并无本质的不同，还是那道两难选择题：“上不可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那么他未来的结局，将与他的前任没有本质的不同。虽然他与林钦差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林不怕边衅，采取的是激烈措施；琦善从一开始就认为不能启边衅，等做了钦差大臣，在路途上更是给伊里布写信，认为“现在办夷务，在柔远不在威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其实，此时的天朝，没有一个大吏能玩得转这道“上不可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悖论题，不管你是柔远还是威远。以天朝的体制与当时的国情、国力，面对英国这样全新的敌人，天朝的封疆大吏们，没有一个人能拿出有效的对应政策来，所以谁出场，谁触霉头。谁先出场，谁就先触霉头，不管你是主剿还是主抚。主剿与主抚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好歹能在历史的道德制高点上占据一席之地。林则徐倒下了，琦善能挺多久呢？
与上次派林钦差南下一样，只有一个人对前途表示乐观，这个人还是道光。1840年10月23日，道光收到邓廷桢的奏折，要求拔15万两军费。小气的道光严厉批评了他：“现在该夷仅只防守，并未敢四出滋扰，邓廷桢等所称腹背受敌，未知所受何敌？该夷因闽浙疆臣，未能代为呈诉冤抑，始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现在特派大臣赴粤查办，不日即可戢兵。邓廷桢等所称该夷猖獗，不知在何处猖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25页）
看道光的意思，邓廷桢似乎借机讹他口袋里的钱大发国难财呢。还有，大吏们还是不能实话实说，英夷当然猖獗，人家都来侵略咱了，说猖獗都是往小里说了呢，但是让道光听来，汇报者简直是大逆不道。让现在的爱国志士判断，这样说肯定是准汉奸无疑。
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琦善于1840年11月29日到达广州。就在琦善到达广州的当天，英方出现了人事变动。正全权公使兼舰队司令懿律因染重病，辞职回国。其舰队司令之职由伯麦继任。而全权公使仅剩义律一人，琦善就与这一个鬼子打交道就行了。
琦善一到广州，就派张殿元、白含章、鲍鹏三人往看义律。三人中只有鲍鹏会说鸟语，琦善对其特别倚重。但是他对鲍鹏的倚重，成为他身上的一大污点，这跟鲍鹏的出身与经历有关。鲍鹏，广东香山县人，与孙中山、洪秀全都是老乡。鲍鹏自幼学习英语，放现在，怎么着也能混个金色海龟派，可是在那时，只能给夷人充当买办。其族叔在宝顺洋行做买办，宝顺洋行的老板是颠地。后因族叔生病回家，鲍鹏也因自己的老板回国而歇业，于是代替族叔前去宝顺洋行做事。鲍鹏好歹也算中国第一代外企白领了，像龚自珍儿子龚橙那样的，在鲍鹏面前，只能算是第二代。鲍鹏作为大清的第一代白领，挣钱不少，每年工资洋银六十，还能拿二三百不等的奖金与外快。其间还帮一个做通事的好友买过鸦片烟膏，在严打期间受到另一通事举报，遂跑到了山东。
后听说林钦差派人把他族叔拿下了，但是旋即放掉，还是要捉拿鲍鹏。正巧英船北上到了山东，山东衙门急需夷务人才，所以被山东潍县知县招子庸推举到了山东巡抚托浑布面前。而琦善要奉命去广东办夷务了，可没有夷语人才，于是路过山东时，干脆把鲍鹏要到了自己手中。鲍鹏就这样阴差阳错的，由林钦差缉拿的在逃犯，变成了琦钦差的座上客。不知是个人憎恶，还是有其他原因，林钦差的大幕僚梁廷枏在自己的《夷氛闻记》里说琦鲍鹏是大鸦片贩子颠地的“同志”。不管他们是不是“同志”吧，反正中国历史上就没有缺过这个，文人士大夫养幸童的也不少。不过英人对鲍鹏的印象很好，说他“是一个机敏聪明的人，约有四十五岁，混合话说得很流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至于林则徐，干脆呼鲍鹏为汉奸。其实，叫汉奸也不太符合实际，还是麦天枢所选的称呼贴切：“月球人”！（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页）
为什么叫月球人贴切呢？因为天朝百姓与统治者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就不在一个战壕里。所以，1840年9月17日，鲍鹏与英军翻译小马礼逊谈到琦善南下清英和谈一事时，鲍鹏用他的流利英语说：“可以去谈一谈，我想没有人能解决这事，一定叫那个皇帝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95页）
这话说得很正常，也很凉快。屁股决定了脑袋，百姓们既没坐龙墩，又没坐衙门，能跟皇帝穿一条裤子，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1840年12月4日，钦差大臣琦善正式接任两广总督。这一天，中英谈判开始。第一是烟价赔款，英方开的价格是二千万元，琦善压到了六百万。就凭人家琦善这种打了三折的谈判结果，我们也不好意思直通通地说人家琦善卖国呢。第二条是割地。英国人总是希望像葡萄牙人占据澳门那样有个自治的地盘，如果天朝不给地盘，他们就不打算归还定海了。第三条，是其他条款，包括开港贸易、给予兵饷、行商欠款、文移平行、废除行商垄断等等。这些条款中，道光的底线是惩办林则徐，恢复广州的中英通商。所以这让琦善很为难，给道光上书说，烟价没法空言解决，如果不允许他们的请求，就可能开战。他不敢说天朝打不过英国，只说：“此时若与交仗，纵幸赖圣主鸿福，而其事终于未了。”而所有的条款中，最让琦善为难的是割地，他也只好矛盾上交了，跟道光说：“惟请给地方之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12月25日，道光收到琦善广东谈判的第一批奏折，发现英军不是那么容易哄弄的孙子，他们的胃口，超过了皇上的想象，所以这个忽悠皇帝又想主剿了，12月30日，道光在奏折上批曰：“看此光景，该逆夷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伏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17-618页）
这个傻皇上，自己愚昧，不知英夷安的什么心，倒说英夷反复无常，其实最反复无常的就是他自己了。林则徐就是被他的反复无常玩完的，现在，他又开始玩琦善了。叫琦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哄弄英夷的过程中，乘机干他一家伙。他也不想想，人家英夷雄纠纠气昂昂，跨过几大洋赶过来的，什么时候“稍形疲惫”过呢？为了帮助琦善干一家伙，道光同时命令四川备兵两千、湖南和贵州各备兵一千，听候调遣，并命令伊里布发动进攻，收复定海。
琦善这边，知道割地一事不好办，所以干脆拒绝与英夷见面。12月26日，义律不耐烦了，下了最后通牒：限琦善在28日零时之前给予圆满答复，否则籍兵法办行。同天，琦善给义律诉苦，大致意思如下：自古君尊臣卑，中外一理，而俺们天朝君臣之分最严了，身为臣下，可不敢擅自作主的。答应给你们贸易码头，都怕冒渎天听呢，若苦苦相逼，我前面一直跟皇帝说你们态度恭顺就是假话了，必会重罪治我。贵大臣公使辜负我一片苦心是小事，而贵公使大臣自误好事，那多可惜啊。如果我被开了，天朝再也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样的，凡事替你们设想，好事将化为乌有，所以贵公使要好好考虑此事的轻重得失。（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
插图：琦善奏报英人欲占香港岛。一边是皇上的龙威，一边是英夷的高压。可怜的琦善，体验到了风箱里的老鼠的滋味。
一番苦口婆心，居然把义律说动了，他放下了动武的主意，于29日照会琦善，约他到澳门详谈，同时不再要求割地，而要求“寄居一所”。30日，道光收到琦善广东谈判的第二批奏折，这个忽悠皇帝已经完全忽悠到主剿了，给琦善下令：“乘机攻剿，毋得示弱。”
琦善于1841年1月2日回义律：给地寄居也无成例，到澳门面谈，俺不去。
1841年1月5日，义律让伯麦下了战书：7日前不作答复，战场上见。
1月6日，道光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三批奏折，皇上着急了，下旨给琦善：“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喻，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喻，现已飞调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名，驰赴广东，听候调度。著琦善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如奋勉出力，即行据实具奏。并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傥逆夷驶进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32页）
皇上不知道，逆夷除了不可理喻外，还不可与之打仗。皇上所谓的不可游移，更是信口胡说，等打不过了，他马上就会忽悠到主抚。就在他下旨的当天，可怜的琦善正忙着修改义律照会呢，预备第二天发出，免得英方动武。
1841年1月7日早上8时，英方不见中方回复，遂按原订计划，兵分三路，直扑虎门第一道防线——沙角和大角炮台，虎门之战要开场了。
虎门之战（1）：败则败矣，但成全天朝仨英雄
虎门位于今广东东莞市，处于珠江入海处，包括长约8公里的一段珠江江面和附近两岸地区，之所以叫虎门，乃是海中有大虎山、小虎山，珠江从中流过，故曰虎门。虎门外濒伶仃洋，内连狮子洋，乃是外洋进入广州的咽喉之地，地势十分险要。1834年律劳卑闯过虎门进抵黄埔，惹恼了道光，所以特调派关天培前来驻防。关天培于1834年底就任广东水师提督，对虎门重点设防，共构筑三道防线。1839年，林则徐曾视察虎门，对关天培战略布防深表满意。此时的虎门驻军是一万一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