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后，他就脱离托利党进入辉格党了，后来他曾发表文章说：“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使政府强大，……一个软弱的反对党使我们拥有一个软弱的政府。”（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所以，听了他反对战争的辩论，天朝这边的人还不能自作多情，因为他跟皮尔一个姿态。他在议会里这么折腾，首先是党派之争，其次是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制衡，最后是为了做“国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为了政府的强大。更何况，他后来不但加入了辉格党，而且还做了人家的党魁，按英国制度，党一执政，党魁是当然的内阁首相。所以这家伙后来竟四次出任英国首相。小伙子当时太年轻，还没做上英国首相，如果做首相的是他而不是皮尔，我们就会发现，他也会象皮尔那样毫不含糊地支持外相巴麦尊对中国动武的。
但这就是英国的游戏规则。在野党与执政党打着玩。把对手打下来，自己继承对手的“遗志”，上来接着玩。遗憾的是，虽然格莱斯顿玩得很精彩，但托利党对辉格党的不信任案并没有获得通过。巴麦尊的辩护应该是最具说服力的。他说，中国人心甘情愿地购买鸦片，即使我们的商人不卖，其他国家的商人照样卖，中国人照样买，那我们为什么不卖呢？说得对，咱不卖，钱都让美国佬山姆大叔挣去了，咱约翰牛心里不平衡啊！
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和现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侵华正副全权公使。同天，巴麦尊外相向两位公使发出了他的第一号秘密训令。同时附有《巴麦尊致海军总密函》、《巴麦尊致清朝皇帝钦命宰相书的副本》（一式三份）、《条约草案》等三个附件。这些训令与附件咱就不详细解释了，反正是要求这对堂兄弟，不打广州，直接打到大清首都附近去，痛痛快快揍大清一顿，吓唬一下大清那个野蛮天子，看他敢不敢跟咱再牛了！
1840年3月19日，英国下院议员正式得知政府准备征华的消息。
与此同时，鸦片贩子最关心的是鸦片赔偿问题。当时英国国内舆论，包括内阁中的印度事务大臣霍布浩斯（J·C·Hobhouse）也反对赔偿，鸦片贩子们只好大肆忽悠。
忽悠的结果，1840年4月7日至9日，英国的下院围绕中国问题再次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们一些学者认为，这些辩论充分表现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说得对，内阁都决定征华了，还辩论个啥啊。当然，如果议会真的通不过，首相有个最后的杀手锏，敦请女王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新议会若再通不过，迈尔本首相就得下台，巴麦尊外相当然跟着玩完。问题是，人家迈尔本首相运气好。现在，我们截取辩论中的一些镜头，看看英国的民主到底是咋虚伪的：
镜头一：
托利党人称：这场不义战争是由女王的鼠目寸光的现任顾问们引起的。
辉格党的答辩是：被封锁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属于一个不习惯于接受失败、屈服或耻辱的国家；他们属于一个必将强迫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数量令人震惊的赔款的国家；……他们知道，他们虽然被敌人包围，被汪洋大海和大陆隔绝而孤立无援，但谁也不能损害他们的一根毫毛而逍遥法外”。
托利党人再称：“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们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来没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209页）
这个发言的反对党党人，仍是格莱斯顿。他仍是在卖弄他的才情和表现自己的反对党姿态罢了。值得提醒大家的是，托利党在议会辩论时，采取了反对党的立场，但一经投票表决，他们必须服从表决结果。更让人中国人泄气的是，待义律拿出《穿鼻草约》之后，不但辉格党组成的内阁表示强烈不满，就连托利党也表示强烈不满。两大敌对党派居然空前统一，一致认为义律所争取到手的远远不够，英国必需扩大战争云云。虚伪吧？
镜头二：
托利党议员詹姆斯·格拉汉对战争本身没有异议，但对迈尔本首相在备战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激烈抨击。
巴麦尊外相对此回答如下：格拉汉指责政府处理中国问题不力，与政府在处理上是否失误毫不相干，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推翻辉格党政府。所以，格拉汉表面上在对一个无能政府进行正义的抨击，实质上却是为了夺权。
巴麦尊外相还提醒大家注意，中国反对鸦片贸易的真正的原因是财政，与道义或健康没有关系。
外相这就外行了，不理解天朝特色，大清政府就是把百姓当猪养，作为猪主，它也得关心猪们的健康不是？即使和道义没有关系，那总和健康有关系吧？
镜头三：
辩论中，有一位议员特受人尊敬，他的发言，也特引人注意。因为他两次出使大清，又在中国呆了十几年，算是一个响当当的中国通了。他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过的小斯当东，他说：
“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
“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引言）
正像我们政府文件里的括号一样，这里需要括号一下的是：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鼓掌声。至于有没有超过五分钟，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知道，下院这次辩论，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天之后是投票，投票的结果是：271票对262票，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和“英商在中国的损失，须达到满足的赔偿”的决议。
9票之差啊，看来英国的“人大代表”里，好人也不少啊，但是坏人还是多了些，多了9个。大清的命运，竟系在这9票上了，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里所言：“但这并不足以安慰相距半个地球之远的清朝。”是的，没法安慰，因为就是这9票，打掉了一个五千年文化族群的全部历史自信心与民族优越感，那种内心的伤痛，无法诉诸笔墨！
更没法安慰的是，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认为，如果不是英国，别的国家也会来打中国的，英国只不过是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而已。
镜头四：虽然英国的上院仅是摆设，但同样的辩论在上院也演出了一番。时间是4月20日。上院的辩论更虚伪了，因为上院基本成了养老院帮闲院，大家仅是握握手兼鼓鼓掌罢了，有辩论也是闹着玩的。上院里有个人物需要我们注意一下，他就是拿破仑在滑铁卢遭遇的克星——威灵顿公爵。当格莱斯顿的观点被斯坦贺布重复演讲一遍时，这个托利党阵营的70多岁的老英雄却站起来表示支持自己的对手党的政策，支持义律在广州拯救英国商人时勇敢而出色的表现，支持政府对英国商人受到的不人道待遇而惩罚中国。这个老家伙，为了打中国，不惜窝里反呢，跟自己的党都不保持高度一致了！
最后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天朝一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投票，所以他们以天朝愚民之心度大英帝国公民之腹，对于英国为何发动侵华战争，在阿英的《鸦片战争文学集》里竟是如此想象的：“义律兵败回国谒见英王，请求发兵，国王一时没了主意，召集了国中官员百姓，商量这事。官场中多是要战的，生意场中多是要和的，商量了几天，没有定见。那英国城里，向有一座庙，名叫罗占士庙，香火极灵，英国男男女女都尊信的。因此，女王令大家一齐到神庙内，做了几十个纸阄，分写了‘和’字，‘战’字，当场第一个搅着是个‘战’字，接连第二、第三两个都是‘战’字，因此大家定计决战。”
战争，就要开始了。
一座庙、一个签，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是否足以代表天朝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的愚蠢表现和遗憾结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