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主持的一场禁烟大辩论
鸦片烟的泛滥，导致了大清王朝有史以来最具有民主意味的一场辩论。当然这种民主与英国的那种民主不可同日而语，但对大清来讲，很难得了，三百年不遇呢。
随着鸦片烟的泛滥，大清的官员们不管是出于公意还是出于拍皇上马屁的私意或者兼而有之吧，反正陆续有人上折建言，但尚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辩论。
大辩论之前出现一个音符，算是试音吧，时间是1834年。这年，道光听说了鸦片趸船长年驻扎伶仃洋上和中国的快艇飞行出入运输鸦片的现象，遂责成两广总督卢坤和粤海关监督彭年驱逐趸船，严拿快艇。两位广东大宪向皇上上奏，认为鸦片根本无法禁绝，同时把广东士绅的民间舆论以“粤士私义”的附片夹送上去，以试探道光的态度。所谓的粤士私义乃是广东乡绅何太青和广东学者吴兰修等一些同好提倡的驰禁观，主要思想是：赶不走趸船，即使赶，它们沿海四处乱窜，反而危害更大；既然赶不走，不如放开，使鸦片贸易合法化，政府照旧收税；允许内地自种，夷人不能专利，白银就不外流了。
道光看了没有表态，仍旧责令他们沿旧禁加严。
1835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到任，到任后执行道光的严禁政策。不过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他恢复了臭名昭著的早被鸦片贩子贿赂成一家的水师巡船，由水师副将韩肇庆负责。这个姓韩的特别聪明（天朝官员在贪污受贿方面很少有不聪明的，何况这活也不需要技术含量），据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载，他与鸦片贩子商量，除了收取正常的规费外，每万箱鸦片给他百箱，这样他就可以给总督交差了。甚或以师船代鸦片贩子运烟进口。最后竟以此获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花翎。水师兵人人发财，鸦片烟进口增至每年四五万箱。没有中国学者敢于肯定，这个后来与民族英雄林则徐合作禁烟因而有了光环的邓大人是这种腌臜交易的幕后主使。但是西方人士可不管这个，宾汉在自己的《英军在华作战记》里说，邓廷桢的禁烟，仅是禁止别的船做鸦片生意，他自己有四只水师船，专用来走私鸦片。船只不够，甚至转雇英国的双桅轻艇与无蓬小艇，从中收取每箱一百元的运费。
天朝禁烟大辩论的序幕的拉开，是在1836年。这年，曾与何太青、吴兰修私下开过座谈会的太常侍少卿许乃济向道光奏请弛禁鸦片。与卢坤那次言词简约的试探不同，许乃济这个奏折洋洋洒洒慷慨建言。他说：法令愈严，官吏贿赂愈丰，禁烟是没有意义的。不如索性放开，只准以货易货，再说了，凡吸食者都是“社会上的渣滓”，皇上“大可不必顾惜”。这是马士转述的。许乃济自己的原版是这样的：“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最后他给皇上提出一个解决危机的办法：驰禁。
许乃济不知道，一个驰禁的主张，让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道德分值降低不少，但马克思却因此把他评作“中国最出色的国务要人之一”。马克思甚至遗憾，大清的那个“野蛮天子”没有听从许乃济的主张。他认为：“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只依赖于对华的鸦片贸易，而且还依赖于这个贸易的偷运性质。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成为合法的贸易，同时允许在华种植鸦片，则英、印国库会遭受严重的损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马克思的意思，英国政府虽然表面上讲自由贸易，但它所挣的钱，大都来自垄断。如果野蛮天子听了许乃济的意见，依靠天朝人民的堕落劲儿和吸食鸦片的劲儿，大家都吸天朝爱国牌的鸦片烟，至少能在经济上打败英国呢。
唉，如果马克思能给天朝的野蛮天子做顾问就好了。因为野蛮天子看了许乃济的折子后，心里有些忽悠，把球踢到广东去了，命两广总督邓廷桢会同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等对许乃济的建言妥议会奏；广东大吏们把球再往下踢，命令公行行商们拿出一个意见来。行商们回答如下：
偷运鸦片不是俺们干的，都是公行以外的私商干的；以货易货可以，但要控制在我们行商手里；要完全的用中国货交换鸦片，那是不可能的；如果鸦片贸易开禁，应限在广州一地进行。总之，肥水不流外人田，要驰禁，这买卖也得俺们广东行商垄断。
几个月之后，广东大吏们的复奏——《请准照许乃济所奏弛禁鸦片并拟章程呈览折》呈上去了，表示同意许乃济的驰禁章程，认为驰禁“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建议是：鸦片贸易限在广州，而且必须有粤海关印照，无照没收归公。广东大吏的意思很明白：肥水不能流了外人田，鸦片若改革开放，特区得定在俺广州。看来，广东政府也和广东行商一样不傻。
在此之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部给事中许球等奏请严禁鸦片并驳斥许乃济的奏折到了道光案前。
朱樽说：鸦片弛禁，军队则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若说只许民食烟，不许兵食烟，而兵出于民啊，还有，一旦吸上了烟，父不能诫其子，兄不能保其弟，主不能制其仆，一切就都全乱套了。
许球说：鸦片入关，全怨广东大吏查禁不严。如今，绝市罢关是不可能的，一旦绝之，不但有损天朝大体，且恐无以善后。驰禁也是不好的，明知道鸦片是害人之物，不但听其流行，还征其课税，堂堂天朝，太失体统了。自古制夷之法，不外是详内而略外，先己而后人，所以，严治境内吸食贩运，并将坐地夷人查拿，勒令具限，并给夷国王写信，声明，夷国民再犯，定当正法。至于边衅，现在也考虑不得了，因为英夷不揣好心，他们自己不食鸦片，专叫咱们吸，他们来咱们这里不带洋银，而专收咱的洋银，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啊，与其竭蹶于将来，不若图维于今日。
道光一看，后两人说得更对，就又忽悠到严禁这边了，遂下诏书到广州，让邓廷桢等严禁。道光谕旨一到，邓廷桢这老官僚才发现皇上的心思似乎不是驰禁。与此同时，越华书院的教授（中国最不缺这样的教授，咸丰之所以能把帝位的竞争对手老六恭亲王挤掉，靠的就是他的国学老师）陈鸿墀对邓廷桢说：“事关天下风化，累在吾师声名。百世后，青史特书鸦片驰禁某宪首请驰禁，若之何？”（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页）这话很起作用，所以我们看到的邓廷桢复奏，变成严禁了。甚至提出吸烟贩烟者屡教不改就往其脸上刺字的动议。更关键的是，奏折呈上之后，邓廷桢二话不说，做了个180度的大转变，执行起了严密的禁烟措施，而且大见成效。看样子，天朝体制下，大吏们是没有原则的，团结在以皇上为核心的皇权周围、顶戴永不落就是他们的最高原则！
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说，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而奸民又处处有关系网，也不好查，不如直接对准吸食者，因为没有人吸，自然就没有人卖了，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杖，所以大家宁愿挨打也不愿断瘾。如果让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那么吸食者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意死于刑场上了。并拿夷人也重治吸食者作例。说自己查过资料，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政府集众红毛人环视，把吸者系竿子上，用大炮击入大海，故红毛无敢食者云云。又说英国也是食鸦片者以死论。所以他请皇上严降谕旨，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格杀勿论。谁吸谁不吸，不能让百姓自己告密，而是把嫌犯弄到官衙熬审，立刻可辨。这样既冤枉不了好人，也漏不掉坏人。
一年之后，令居民五家互结，一家吸食，全体株连；至于各地饭店，如容留食烟之人，则照窝藏匪类治罪。大小官员逾限吸食，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子孙还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云云。这封奏折是有点二百五精神，道光看了之后，感觉不错，遂再次往下传球，令各省的督抚讨论。各省督抚合计上交作文29篇。督抚们都主张严惩，但有些人觉得黄的办法有些二百五。认为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吸食之罪重于贩卖之罪有些说不过去，吸食之罪高于贩卖之罪，相当于自杀之罪高于他杀之罪了。琦善就明确表示反对尽诛吸食者，认为：福建广东的吸食者十之九八，十万人恐不能尽也。我天朝以德治国，小民一命虽微，但也不能乱杀啊。琦善甚至对五户互保也有意见，认为那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邻居吸食鸦片或是深夜，或藏在卧室，出入无时，行诡秘，怎么能知道他是否买食。”督抚中也有完全同意黄的，湖广总督林则徐就力挺黄爵滋，并陈请具体的禁烟方策六条：
一、收缴烟具。考核干部时把此作为标准之一。
二、劝令烟民自新，将一年划为四期，限期戒烟，逾期严惩，格杀勿论。
三、开馆兴贩者，制造烟具者，加重处罚，限期自首。逾期不自首者及首后再犯者，不是什么好人，处以死罪，也没什么可惜的。
四、上级干部查发下属干部。逾期没查出来，或者对亲近者失察的，纪律处分。
五、实行株连，知情不报者，与正犯同罪。
六、为了减少冤狱，应用熬审之法。也就是疲劳战，长期熬你，旁边站俩人观察，看你犯不犯烟瘾。
林则徐的奏折，打动了道光：林则徐提出了具体的措施，看起来切实可行；林则徐提出了鸦片烟对国力的危害，并且给皇上算了帐：吸烟者一天需费一钱，一年就是三十六两，四万万人口若有百分之一吸食，年漏银就不止万万两了。最后他警告皇帝说：“若犹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老实说，打中道光天灵盖，让他猛然醒悟的可能就是最后这两句话。现在，道光算是清醒了。清醒之后，道光停止了在驰禁与严禁之间的忽悠，摆子定在了禁烟那一格。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拿皇室人员开刀。吸烟的皇室宗亲庄亲王和辅国公被革职。其次，拿主张弛禁的许乃济开刀，下谕说：“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驰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昨复令大学士等会议，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诛，毋贻远患。并于召见内外臣工时，详加察访，从无一人议及驰禁者。许乃济冒昧渎陈弛禁，殊属纰缪，著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4页）
看来天朝在非常时期的民主议政都是有限的，说得不对，或者说得不合皇上的心思了（皇上的心思是不稳定的），就是“冒昧渎陈”了，这是个很奇怪的罪名。“冒昧”应是奏者的自谦用语，皇上却拿来用了；“渎”是亵渎，“渎陈”估计就是“陈”得态度不对了。总之，大臣个人是玩不过大清这种流氓政府的。更要命的是，皇上耍流氓，也是皇上英明的一种表现。皇上如此英明，对臣子来说，又如何应对呢？对于这场辩论，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
琦善怎么就成了弛禁派？
关于禁烟，后世的史者，把天朝大员们分作了两派：驰禁派和严禁派。林则徐被大家视作严禁派的代表人物，琦善则被大家视作了驰禁派的代表人物。这样胡搞，琦善同志可是冤枉死了。
这事需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是理论上的分析，一个是事实上的分析。
从理论上来讲，天朝绝对皇权体制下，大臣是谈不上有政治主见的，组成一个与道光对着干的政治派别更是不可能的。道光时期，天朝大吏里的形象代表应是首席军机大臣曹振庸，这老曹在嘉庆朝历管吏部、工部，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道光元年被道光提拔为首席军机大臣，一做就是十五年，直到1835年死于任上为止。一辈子官运亨通，从乾隆到嘉庆再到道光朝一直受重用，做了三朝元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弄权，始终以皇上为核心，紧密团结在皇上周围，被人讥作是“磕头宰相”。史载，老曹门生故吏遍天下（最出名的门生就有咱书中的主角林则徐，他是林则徐中进士时的座师，林则徐一生都很尊敬他。
1814年在京做官时亲自登门给曹老庆祝60岁生日，1824年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写诗庆贺曹老师70岁生日，1834年在江苏巡抚任上为曹老写诗写文庆贺其80岁生日，1835年老曹死，林则徐写长长的挽诗寄托哀思，师生感情非浅）。大家问他做官的秘诀，他说：无它，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你说老曹就不愿意有自己的意思？问题是你愿意，皇帝他老人家就不愿意了；你有意思，皇帝他老人家就没意思了。至于大清军机处，当时（1732年）设立的目的，就是皇上想绕过内阁办事。奇怪的是《大清会典》里根本没列此官署，它甚至不是个正式官衙。军机大臣们，被命名为“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或者“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说明他们都是被皇上临时指派的，高兴了叫你行走一下，不高兴了立马不叫你行走。所以军机大臣的主要业务，就是揣摸皇上的心思，皇上说东，自己好歹能说个东南角或者东北角，一下子说到西北角或者西南角上，挨皇上批评是小事，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