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迫害革命党人，效忠清廷。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投靠袁，被委任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并向日本帝国主义靠拢。1916年升任奉天督军兼巡按使，旋改任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他驱逐吉林与黑龙江督军孟恩远和鲍贵卿，控制了东三省，成为奉系军阀的首领。1920年与直系军阀联合，推翻段棋瑞的皖系政府。次年兼充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特区都统。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退回关外。1904年联合段祺瑞、冯玉祥等，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直系，开始把持北京政府。由此可见，他不仅是个“东北王”，而且“问鼎中原”，统治东北、华北长达10余年之久，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
张作霖依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长期镇压人民反帝爱国民主运动。“五卅运动”中，他秉承英、日等帝国主义旨意，指使奉系军阀邢士廉、李景林、张宗昌等，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地，血腥屠杀人民，疯狂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正如当时评论的“奉系军阀在五卅运动中实际上起了很大的汉奸作用”。《战士周报》，转引自阎维新《李大钊和冯玉祥》，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252页。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各外国公使的指使下屠杀和镇压了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爱国群众，制造了“三一八”惨案，使北京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鲁迅曾经称这一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次日，北京当局便下令对李大钊等人通缉。国民军撤离北京后，奉军占领京津一带，更加疯狂地迫害群众运动。北京先后发生一系列屠杀事件，《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自水被捕枪杀。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更成为奉系张作霖和一切军阀的眼中钉，一再被通缉，企图捕杀。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迎接北伐革命高潮，李大钊把国共两党的许多人士调离了北京，转移到其他地方。而他自己却多次拒绝了亲友们要他离开北京的劝告，毫不顾及个人安危，毅然担负起领导全部北方革命的重任。为了应付突然事件的发生，他把党的机密文件作了妥善安排之后，于1926年3月底，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构一起，由翠花胡同8号国民党市党部所在地，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
李大钊在北洋军阀心脏里坚持卓有成效的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无比恐惧和极度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张作霖开始策划并实施谋杀李大钊和进行反苏活动的阴谋活动。据当时《申报》报导：
“张作霖一面训练了一批执行任务的警察，关在京师警察厅内，不许外出，以免走漏风声，一面密令汪大燮等人分别与英、美、日三国公使接洽，得其同意，派兵入东交民巷，搜查苏联大使馆兵营。帝国主义公使表示，此乃中国内部之治安问题，因俄使已不在辛丑条约国之内，除受国际上的待遇外，使馆界内优越权利，无享受之可能。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申报》1927年4月16日。
张作霖在得到帝国主义的默许和支持后，有恃无恐，决定马上动手。4月6日上午，张作霖派200多名警察、宪兵和特务，包围了苏联大使馆及其附近一带街巷，冲进苏联大使馆，实行疯狂的大逮捕。
李大钊正在屋内伏案写字，一群宪兵、警察、特务蜂拥而入。一个特务立刻辨认出李大钊。特务们露出狰狞的面孔。
随即将李大钊和他的夫人及两个女儿一同捕去，先后被捕的还有范鸿劼、谢伯俞、杨景山等共产党员以及邓文辉、张挹兰等国民党左派人士。
李大钊被捕后，敌人想从他口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况，以便彻底摧毁党的北方组织。但李大钊既不为威逼所迫，也不为利诱所动，始终以共产党人的气概，应付敌人的种种伎俩。
李大钊在狱中的表现，当时的许多报刊予以公开报道。
《顺天时报》4月8日称：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除自称是马克思学说的信仰者，加入共产党外，其他一切行为都守口如瓶，没有确实口供。《晨报》4月17日报道：李大钊被捕十天来，多次受审讯，除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承认不讳外，其他一概不知。
李大钊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青年学生、社会名流、进步群众，以及他的同乡好友，争相奔走营救，社会舆论纷纷呼吁。北京的25所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声明，要求此案按法律程序移交法庭处理。但是新旧军阀却勾结起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李大钊等人阴谋加害。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2日。张宗昌也打电报，胡说李大钊为“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已危险”。
4月28日，北京城笼罩在异常恐怖的气氛之中。“部分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反动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偷偷地在警察总监的一间客厅里，对李大钊等人进行判决：将李大钊等立即处以绞刑。
李大钊被判决后，态度从容，视死如归，第一个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
李大钊殉难的噩耗传出，天悲地哀。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各地革命群众纷纷表示出宛如“晴天霹雳一般”震惊，武汉、西安等地，各界群众纷纷追悼李大钊烈士，对反动军阀的暴行进行愤怒声讨。
李大钊与冯玉祥友情颇深，冯认为李是一位有学问、值得信赖的人。当李大钊等人在北京被捕后，冯玉祥立即拍电报，向奉系军阀严正警告，并积极营救。但因西北地处遥远，冯为此而营救不得，日夜悬念，正在万分焦虑之时，传来李大钊等人被害的消息。
冯玉祥和于右任等人在追悼李大钊电中称颂并高度赞扬了李大钊的革命功绩。称李大钊为“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对于共产主义素有研究，并为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是“在北京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量的领袖”。冯玉祥还在电文中深刻分析了奉系军阀及北洋军阀残害国共领导人和革命人士，是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所为。“李大钊等20名同志虽被绞杀于张贼之手，日本帝国主义者实为凶杀主谋，英帝国主义者是首先赞成的恶犯，其他各帝国主义者，均是与日、英同谋杀人的强逞。”《冯玉祥在陕西》，第363页。
冯玉祥通过奉张杀害李大钊等人一事，还认识到这不仅是对国民革命的打击，而且是对国共合作局面的破坏。“第一，这是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惯伎，要挑拔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关系，而使之破裂；第二，张作霖承受帝国主义的唆使，便想软化国民党与他妥协，延长他的狗命，打消将要成功的国民革命”。
由此可见，在这里冯玉祥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认识还是深刻的，对李大钊的不幸遇害也不仅仅基于是他们之间个人的情谊，而是将李大钊当作国共合作的象征。李大钊的遇害是国民革命的一大损失，因而他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更加深恶痛绝。
冯玉祥立即宣布：1．全体官兵在潼关总部召开追悼大会，并令全军一律戴孝；2．电令各部队，各地方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活动；3．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使全体官兵认清：此种重大惨案，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张作霖一手制造出来的!
要“打倒帝国主义刽子手张作霖，打倒凶手主谋的日、英帝国主义”。号召全军完成李大钊等烈士未完成的事业，实现他们未尽的志愿。
冯玉祥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吊李大钊等20位同志》的史诗，并勒石于碑。诗文如下：
何故被绞兮?
为革命!
何处被捕兮?
于苏联大使馆在之北京!
何处残忍置诸同志于死地兮?
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张作霖。
何人主谋凶杀兮?
帝国主义倡首的日与英。
我方率军东来兮，师次潼关。
凶耗惊传兮，黄河流水为之呜咽。
三军齐下泪兮，万众号啕。
为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而痛哭兮，
非为同志而寿天。
死我同志兮，增我灭敌之决心!
革命潮流终不被绞杀兮，
将复为之激荡而高涨与奔腾!
人孰不死兮?死有异同。
二十位同志之死，为世界工农。
革命者的肉体虽可死兮，
其精神永留被压迫人民心中!
后死者之责任兮，
起来向贼猛攻!
继死者之志愿而奋斗兮，
达到革命成功!
冯玉祥及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官兵对李大钊的悼念，反映了冯玉祥及其广大官兵对李大钊的深厚革命感情。李大钊的浩然正气，无疑成为鼓舞冯玉祥及其将士胜利前进的巨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