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冯玉祥平甘援陕的战略目的，是使陕甘一带成为其东进中原与北伐军会师的后方基地。
为什么要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呢?这要从北伐军总的作战部署和战略方针以及北伐时的全国形势变化来看。
北伐战争总的战略方针及各阶段的作战部署主要特点是：出奇制胜、力争主动，各个阶段都有各自的重点打击对象，而各个作战阶段的发动又紧密衔接，构成对北洋军阀的连续打击，不使其有重新组合和东山再起的机会。
第一期部署：把握时机，先取武汉。
这是北伐战争第一阶段在两湖战场打击吴佩孚集团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也就是说，抓住吴佩孚南北难以相顾的有利时机，利用京汉铁路便于运兵的优势，以速度争时间，参见侯大康《北伐战争探略》（《军事历史》1986年第2期）。
直取武汉，消灭吴佩孚的主力。1926年4月后，吴佩孚正处在南北交困之时：在北面，冯玉祥所属的国民军与吴佩孚的直系军阀激战南口。在南面，湖南政局于1926年3月发生变化，湖南省防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进军长沙，赶走省长赵恒初，吴佩孚命湘军叶开鑫等部攻唐。唐生智不敌，退回衡阳，并请求广东革命政府予以支援。湖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唐生智加入革命阵营，有利于革命势力的北进，如果唐生智败北，湖南为直系军阀掌握，则反会成为敌人进攻广东的基地。
因此，于1926年5月，广东政府立即派北伐先遣部队入湘作战，支援唐生智，为北伐的大部队进军创造前提条件。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正式誓师北伐。以战斗力最强的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以及第一军的两个师主攻两湖，另以第二、三、六军等部分别担任在江西、福建方向的警戒，防止孙传芳的突然袭击。
北伐军以速度争时间，进展神速，7月12日就攻克长沙。
8月14日，吴佩孚攻下南口后，解除了北顾之忧。这时两湖战场大败的消息不断，他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急速率兵南下，于8月底在汀泗桥、贺胜桥等要地组织防御。但此时已是布防匆匆，兵无斗志。战斗中尽管督战的吴佩孚的大刀队不断砍下临阵败逃的团、营长的人头，甚至枪毙了三个败下阵的旅长，也阻挡不了北伐军所向披靡的势头。至10月10日，武昌为北伐军攻占，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歼。
第二期部署：及时东进，决战江西
占领武汉后，北伐军是沿京汉路北上，直取北京，将张作霖的势力赶出关外?还是东进江西，消灭孙传芳集团?北阀军总部在攻占武汉前就已确定了东进的战略方向。
为什么是东进而暂不北上呢?这是因为张作霖集团是北洋军阀中力量最强大的，过早与之决战，显然对正在发展壮大但实力仍较薄弱的北伐军本身不利；而且，沿京汉路北上。战线拉得过长，孙传芳随时有可能从江西、福建方向或鄂赣边境对北伐军进行侧击，那便有首尾不能相顾而招致全局失败的危险；从地理位置来说，江西地处吴头楚尾，向称“粤户闽庭”。
只有占领江西，进而占领华东，扩大南方根据地，才有利于北上作战。此外，孙传芳看到北伐军直逼武汉，吴佩孚抵挡不住，也意识到“唇亡齿寒”的危险。因此，孙传芳改变了作壁上观的态度，于八、九月间调兵四万陆续入赣。这些情况，促使北伐军及时作出东进江西，消灭孙传芳主力的第二期作战布署。
北伐军总部在尚未攻克武汉之时，趁孙传芳调兵未齐之机，便抢先一着，于9月6日由第二、三、六军及第一军一部占领南昌。这时，孙传芳的主力开进江西，向南昌反扑，北伐军被迫退出南昌。北伐军南昌撤围后，集中兵力歼灭南浔路的孙传芳主力。而孙传芳所属浙江省省长夏超突然宣布独立，不接受孙的节制，倒戈反孙，福建的周荫人部已为东路军所败。驻九江、德安一带的浙军周风岐也暗派代表向北伐军接洽投降，俟北伐军攻德安时在九江响应，等等。这时的孙传芳处境日益艰难。
在这种形势下，11月2日，北伐军约10万人在江西发动总攻击，4日，占领九江。数日内便控制了南浔路北段和长江水道，断了敌军归路，南昌守敌遂成瓮中之鳖。8日，北伐军再次攻占南昌。孙传芳败退南京，江西全境战事结束。
第三期部署：分路进攻，占领华东。
在江西战事尚未结束之时，北伐军总部预见到形势的发展趋势，作出第三期部署：分路进攻，乘胜夺取闽、浙、皖、苏，歼灭孙传芳余部。《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0页。
首先发动福建方向的进攻。北伐军根据制胜机先的战略要求，抓住孙传芳的主力尚在江西为争夺南昌而战的有利时机，于10月初由何应钦、白崇禧指挥东路军发起对福建的进攻。由于敌人内部分化，以第一军为主力的东路军进展顺利。
12月中旬占领福州，1927年2月占领浙江，3月下旬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占领了上海。
蒋介石亲自统率的中路军在攻克南昌后，于1927年初，即分兵二路攻取皖苏；李宗仁指挥第七军从长江以北出黄柏、黄山，进取安庆，之后向津浦路南端发展；程潜指挥第六军从长江以南出景德镇、祁门，进取芜湖、南京。为了防止直奉军队南下，确保江浙战场的胜利，北伐军总部又令唐生智率第四、八军沿京汉路向豫南进击。
中路军进展也颇为顺利。3月24日南京被攻克。至此，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均为北伐军占领，孙传芳集团基本被歼。
经过北伐军的三期作战之后，北洋军阀中吴、孙势力基本被歼。这种形势，对北洋军阀来说，已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
长江以北，完整的北洋势力只有奉系张作霖堪与北伐军相对抗。但奉张也已面临穷于应付的局面。
1926年11月11日，张作霖入关抵津。他既图谋掌握北京政府的全部权力，又打算纠集力量，共同对付南方革命势力。11月14日，张作霖在天津住所蔡园召开军事会议，奉军、直鲁联军将领和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的代表参加。张作霖在会上一再申明团结北洋以图南北的意见。会议期间，在江西失败的孙传芳也化装秘密潜来天津。向奉张输诚乞援，再三检讨过去反奉的错误，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奉张主持，并行跪拜礼，化敌为友，与“少帅”张学良拜盟，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作霖喜出望外，立即摈弃前嫌，并邀孙传芳参加正在进行的军事会议。会上决定：(1)奉、鲁之间，由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张宗昌与李景林的联军)和孙传芳部过江对抗北伐军，进兵东南援孙，直鲁联军让出河北给奉军。奉军张学良部由河北入河南，督促吴佩孚反攻湖北。(因吴怕奉军吞并，声明要张作霖只助饷械，不必派兵。)(2)鲁、孙之间，孙传芳将苏、皖的北部让给直鲁联军驻防。江南沪、杭一带仍为孙传芳的地盘，由孙传芳部从浙江进攻北伐军。(3)孙传芳、张宗昌领衔通电拥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7页。
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6日发表反赤宣言说：“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则已，若爱身则非消灭赤化不可。”8日，孙传芳、张宗昌分别就任“安国军副司令”，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议”。
但奉军和直鲁联军的南下，不仅使老奸巨滑的吴佩孚感到被愚弄，而且使孙传芳的部下都深深地感到自己将有被奉军吞并的危险，因而北洋军阀内部矛盾重重，相互配合不利，这便大大有利于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蒋介石叛变，北伐受阻
北伐战争的迅速进展，孙传芳、吴佩孚直系军阀的相继瓦解，工农运动的普遍高涨，以及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等，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尤其是1927年年初，当北伐军分路逼进令帝国主义国家瞩目的“乐园”——上海时，各帝国主义开始了对北伐战争的干涉。并在用武力直接干涉阻挠中国革命外，还采取了分化革命阵营的办法，寻找代理人来阻挠北伐战争。它们策划了一个狡猾阴险的“反赤运动”，以便利用所谓“温和派”(指国民党右派)来打击所谓“极端派”(指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从而达到继续维护其侵略利益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所谓“温和派”的首选人物便是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攫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随着蒋介石独裁野心的日益暴露，国民党内不同派别开始集合起来共同反蒋。加之北伐初期，蒋嫡系军队作战中屡屡失败，使蒋介石陷入困境，蒋曾哀叹：“吾今日已处于楚歌四面之中矣。”
毛思成：《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60页。
然而，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并
不甘心把自己已攫取到的权力交出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他“会精聚神，力谋冲破重围转危为安之道”。迁都之争便是他为冲破重围，建立个人独裁专权而挑起的。蒋介石先是主张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进而随着武汉革命形势的发展，蒋认为，迁都武汉不仅不能实现他的阴谋，而且会对他篡夺革命领导权、建立独裁统治带来更大的困难。为不使国民党中枢落入武汉左派和唐生智手里，蒋介石改变他迁都武汉的主张，以“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在一起，设在前方”为由，力主改迁南昌，并利用手中军权，胁迫途经南昌的国民党中执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中央政治临时会议，决议“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待“东南底定”后再迁南京，公然挑起“迁都之争”。
蒋介石改迁南昌的主张，遭到各界一致反对，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同蒋介石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宋庆龄、徐谦、陈友仁等回电要求“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照既定策略来鄂”。2月2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党中执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中央临时会议立即结束，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即日在武汉正式办公。
武汉革命势力在迁都问题上战胜了蒋介石，但却不能阻止蒋介石继续走向反动。随着北伐军事行动的进展，蒋介石凭借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相继在江西、安徽制造了一系列摧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员的反革命暴行。1927年1月，他指使张静江、陈果夫等把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许多县党部的大权，并派其爪牙段锡朋等在南昌秘密组织了反革命团体“AB团”，破坏革命团体，枪杀革命干部和群众。接着捣毁了赣州总工会，杀害了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又用武力解散和捣毁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九江等市党部和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等。
鉴于蒋介石分裂国民党，实行军事独裁和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活动愈演愈烈，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中心是提高国民党党权，限制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决议案，决定“使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会议决定：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决议权，常委会不设主席。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国民政府设常委，均不设主席。凡军长以上的军官任命和出征动员令，都须经军委会决议、中央执委会通过后才有效，总司令无权自行决定。上述决议、决定都有削弱蒋介石权力的作用。蒋介石没有出席这次全会。为了避免分裂，早日完成北伐大业，会议仍选举蒋介石为中央常委、军委主席团成员，并让他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于限制和打击蒋介石的反动独裁有着积极意义。但全会仍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常委，更重要的是没有削除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军事实权依然掌握在他手中，所以，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制止他的独裁和反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正在竭力设法取得帝国主义的谅解和支持。在南昌，他公开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他对帝国主义的“友谊”，要求英美给予“援助”。他又派遣吴铁城、戴季陶访问日本，寻求日本对他的支持。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迫不急待地要求帝国主义直接予以支持。为此他密令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向帝国主义各国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4月1日，蒋介石命其驻沪专员拜访英国领事对“南京事件”深表歉意，并保证“决不使其扩大”，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帝国主义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答应可以通过租界为其提供一切反共便利，驻上海的3万多名外国军队可以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同时，蒋介石力争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和青帮的支持。4月1日，上海的江浙财团势力为蒋介石提供300万元经费；青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则决定建立反动组织“中华共进会”。
在取得帝国主义支持和大资产阶级、青帮的许诺后，蒋介石加紧部署政变。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同李宗仁、李济深、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密商。4月2日，由吴、张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提出所谓“举发共产党谋叛呈文”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诬称共产党已决定“铲除国民党之步骤”，要求立即“查办”共产党。4月8日，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公布了“战时戒严条例”12条，严禁集会、罢工和游行，对所有新闻报纸实行严密的检查和控制，并限制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活动。同日，吴稚晖、张静江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发出所谓《护党救国通电》，攻击共产党和武汉国民政府。这些迹象均表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部署已经完成。
由于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左派的一再妥协退让，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处在毫无防御的境况中。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向工人群众发难，大肆屠杀中共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势力的支持下，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仍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邓泽如等为常委。它对内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实行“清党”，列入首批明令通辑的名单就有鲍罗廷、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和邓演达、徐谦等国民党左派共19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