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解围战的胜利，扭转了国民军自南口战败后的低落士气，国民军联军控制了沃野八百里的关中平原，为其出师潼关在地理上占据了优势，军需供应方面拥有了基地。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等部陈兵于渭南、潼关、蓝田、商洛，准备挥师东进。但毕竟此时，这支部队已征战数月，急需休整，现在有了陕西这个基地，在出兵潼关前，对部队进行大战前的休整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西安之围解除后，刘镇华统治陕西人民的反动机构，被人民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省议会之类的御用工具，也随之瓦解。可以这样说，冯玉祥及国民军的到来，使陕西地区的革命形势正向新的阶段推进。
建立陕西革命政权
刘镇华反动统治被推翻后，尽快建立陕西新的革命政权就成了摆在冯玉祥面前的重要任务，刻不容缓。
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移驻西安。经过与各界进步人士积极筹备之后，为适应南北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冯玉祥决定在西安红城建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
总司令部下设参谋长、秘书长、政治部、政治保卫部、总部办公室与民政厅、教育厅、司法厅、建设厅等军事和政治机构。委任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驻陕军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
特邀许多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员骨干在这个政权中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其中有：
魏野畴，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惠有光徒挂虚名)，并兼《新国民军报》主编。
史可轩，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政治保卫总队总队长。
杨明轩任教育厅厅长。
此外，王陆一、杨晚初、王授金、王尚德、葛霁云等中共党员也担任了重要职务。
红城的前身乃西安皇城，顾名思义是封建统治的场所。
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西太后和光绪西迁时，曾住在这里，早年皇城周围戒备森严，百姓民众是难以涉足此地的。
民国后逐渐废弃，野草丛生，荒芜不堪。1921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为不使军队有扰民之嫌，曾在这里设督军署，并盖十几排平房驻扎部队。红城之所以有新的命名，是和于右任的构思分不开的。1926年七八月间，于右任受广东国民政府之托，赴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在苏联期间，于曾亲临莫斯科红场参观，瞻仰安卧在红场中央的列宁墓。随后作《红场歌》和《克里木(姆林)宫歌》，在这两首诗中，于右任热情奔放而又充满深情地赞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苏联共产党，同时萌发了依照苏联模式进行中国社会革命，不遗余力地投身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的决心。在莫斯科红场的启发下，在西安也产生了“红城”这个非常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英雄称号，即表示国共真诚合作，又可与莫斯科红场相媲美。
于右任亲笔为红城题写城名，苍劲、洒脱而又带着狂野的两个大字，高悬在城墙上，显示出这里已是陕西国民革命的心脏所在，无不对世人产生出强大的感召之力。红城是南北走向的长方形城池，冯玉祥所部营房设在北半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设在城南部。红城有三个城门，东、南、西三处均可进入红城，城中开辟有一个巨大的广场。由于红城尚无阅兵台，大的民众集会便临时搭建戏台。国民军联军各部常在此举行阅兵和操练。隆冬的西安，天寒地冻，但太阳升起后，广场上还是暖洋洋的。冯玉祥要求所属部队，休整期间，练兵不懈。因而，各部队的练兵活动均未停顿。每日到广场练兵的部队十分紧张，而且一练便是一整天，从旭日东升至夕阳西下，炊事人员直接把饭菜送到红城广场，各路官兵精神饱满，杀声阵阵，不绝于耳。冯玉祥、苏联军事顾问、于右任等人不时来到练兵场上，或阅兵讲话，或与士兵共进午餐，这些都给士兵以莫大的鼓舞。
新政权建立后，必须即刻统一军政。统一军政，首先要统一陕西及西北各地的财政，以积蓄出师潼关的物质条件，而且摆在冯玉祥及国民军联军面前的严重困难便是财政极端的不足。面对陕西、甘肃等地的财政困窘，部队筹饷艰巨的境地，冯玉祥毅然决定：“国民军辖区域内，一切财政力求统一。”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322页。
以保证出师潼关的财力、物力和粮秣的供应，并且采取三种方式，以解决财政粮饷问题。其一，将甘肃作为国民军后方兵站基地，为出师潼关提供大量粮饷。甘肃素为贫瘠之地，古称“陇中苦甲天下”，加之连年征战和灾荒已使这里的百姓十分艰难。但此时甘肃的民众及士绅对冯玉祥的支援却不遗余力，几乎倾其所有。为了保证国民军联军东征，甘肃的百姓宁可自己忍饥受冻，也要保证冯玉祥大军东征的军需供应。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曾这样描述过一个甘肃某县县长，积极为国民军联军筹粮一事。“为人很有学问，做事踏踏实实，又能勤劳耐苦，那时大军源源过境，由宁夏至平凉一路粮草最为艰难。唯独王县长办得整整齐齐，使过往的大军，得到重大的便利。”
③④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26页，第529页，第529页。
地方官吏尚且如此，那么甘肃的百姓又怎样
呢?冯玉祥曾在甘肃泾川县亲眼目睹过这样一番景象，“他们把粮食纷纷运到县政府里去，肩摩踵接，络绎不绝。”“看见人民捐献粮食，非常地踊跃。”③由此，冯玉祥无不感慨甘肃的广大民众，“他们实在是不惜牺牲一切以助之的”。其二，积极争取广东、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本军粮饷广东定先拨60万，已由李鸣钟、刘骥携到上海，以后源源接济。”④广东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仍每月向国民军联军拨付一定款项，此款虽需转辗曲折方能送达，但对冯玉祥来说，无疑雪中送炭，多少可以解燃眉之急。其三，就地取财，即在陕西各县征粮征饷，以满足军队所需。陕西因连年战祸，民力已尽，“全省每日收入仅得千元”。为改变陕西地方经济的困境，冯仿照古代西北屯田的办法，下令驻陕各军自力更生，解决粮饷，并“拨军马三千匹，军士数千人助各处农民开耕”。与此同时，开源与节流并举，力行节约，反对浪费，提出“一分钱均是老百姓血汗，浪费一分钱即是反革命”的口号。通过这些措施缓解了财政的困难，也较为顺利地筹措到部分军饷，出师潼关，东征中原便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陕、甘两省人民在生活十分艰苦、自身难得温饱的情况下，却倾其全部的热情和财物支援北伐，足以证明西北地区的人民群众对国民革命的贡献不仅是巨大的，而且也是难能可贵的。
聚葬死难军民
西安曾被刘镇华围困历时8月之久，城内军民弹尽粮绝，后期出现饿尸遍地，鹑衣裸葬的现象，令人惨不忍睹。围困期间，“长安居民20万死于此役者三分之一，自民国以来残民以逞之事，史不绝书，无如此役之惨且甚矣”。
黄成垙：《西安围城记》。
宣侠父曾认为：“如果十天以后再不解围，全城就会变成一个甚大无比的坟墓了。”宣侠父：《西北远征记》，第151页。
关于西安被围期间死难人数，已无确切之说，但巨大的牺牲却是世人瞩目的。如此巨大的牺牲，一方面反映出北洋军阀势力对人民群众的残酷暴戾，另一方面又足以证明英勇无畏的西安人民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之气。没有西安人民苦守8个月的壮举，冯玉祥及国民军联军就难以实现其东征中原，与国民革命军会师郑州的战略计划。冯玉祥及国民军联军的将士们无不为西安人民的不惜牺牲、不畏艰险的壮举而深深地感动。为鹑照三秦人民为北伐战争及国民军联军的崛起壮大而做出巨大贡献和功绩，缅怀在西安守城中丧生的数万死难者，冯玉祥和于右任商定必须为这数万无辜的生灵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应在西安设立一座纪念地，昭示后人，激励来者。
1927年2月25日，西安的红城广场上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公葬全体围城期间的死难者。是日上午，追悼会场庄严肃穆，气氛凝重，虽已是初春，但寒风袭人，数万国民军联军将士和西安民众，肃立于红城广场，缅怀为守城而丧生的那些英魂。追悼会上，冯玉祥首先发表讲话，高度赞扬陕西军民的革命精神，对西安民众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表示由衷钦佩，高度赞扬西安坚守8月之久对北伐战争的重大意义，并号召全体国民军联军将士以死难烈士的精神为动力，担当起彻底推翻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革命任务，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民主而奋斗。追悼会上，杨虎城将军因坚守西安8个月，亲眼所见西安民众为守城而做出的牺牲，将亲笔撰写的一幅挽联高悬于会场，“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以表达他对家乡父老和死难者的无限敬意及愧疚心情。
次日，西安军民开始在红城举行负土建墓活动，全城军民总动员，每人负一担土，为守城期间死难者建一座万人冢。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国民军联军首脑及驻陕全军将士、西安各界民众为万人冢负土三日。冯玉祥等人亲自抬着箩筐，和年轻士兵一样，一筐一筐地往红城担土，掩埋烈士们的忠骨。三日后，空旷的红城广场上堆起了一座巨坟。随后，其周围便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园林，人称革命公园。
万人冢因掩埋下西安近三成的人口，牵涉无数家庭，因而常有人来此悼念，哭泣之声不绝于耳。当年4月的清明节，冯玉祥又号召西安各界军民举行为死难者的公祭活动，并在万人冢周围植树造林。此后每年清明节，西安社会各界人士都会在当局的倡议下开展各种形式的祭奠活动，以缅怀死去的亲人和国民军将士。
如今，西安革命公园已成为西安市内著名的风景游览区，每到旅游季节，中外游客接踵而至，在领略西安悠久历史文化的同时，也会驻足革命公园，沉思遐想，感受革命历史的教育。
在西安革命公园的门口，由陕西省政府出资修建的简介碑上，记载了革命公园的来历：
在刘镇华围城期间，西安城内病、饿、战死军民达5万之众。解围后，在冯玉祥的倡议下，组成“陕西省革命大祭筹备委员会”，选择此处，由西安各界负土掩埋5万死难军民，修起两个冢，名为“负土冢”。在两冢之间建亭一座，高达15米，占地169平方米，命名为革命亭，以作纪念。并将周围150余亩地辟为公园，命名为“革命公园”。
于右任曾于抗战胜利之时，写过一篇散曲，追忆当年负土建坟的盛况，名日《中吕醉高歌》。曲日：“名城高挂残晖，燕事犹存故垒。兵民负土坟前泪，争祭当年饿鬼。”
庞齐：《1927年冯玉祥在陕西》，《冯玉祥在陕西》，第189页。
今人可从于右任的诗句中感受到古城西安的军民掩埋尸骨时的心情与肃穆气氛。
整训军队
冯玉祥到陕西后，所拥有的部队已达20余万人，这除了在原第十六混成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民军一军外，在固甘援陕战役中又收编了大量陕甘地方部队及刘镇华的原镇嵩军，使其兵员大大增加，部队编制也迅速扩充。部队兵员的扩大，促使其军事实力有所提高，但同时各种不良分子也自然有机会进入到国民军联军中。尤其在平定甘肃、驰援陕西过程中改编的大量地方势力和吴佩孚部属，导致部队的军政素质有所下降，一些人将原来土匪军阀作风带入国民军，不愿受军纪军容的约束，争军饷、抢地盘，甚至胡作非为欺压民众的恶习也开始在部队中蔓延。冯玉祥在南苑练兵时所培养出的良好军容军纪受到干扰和挑战。
冯玉祥曾在《我的生活》中记载过几件颇让他伤感的事，足见当时军内混乱状况的严重性。
“此间有一班随随便便的部队，一会儿说是二军，一会儿说是三军，今日向地方要钱，明日向地方要粮，为非作歹，人民苦之。”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29页。
军队中旧时军阀作风颇为严重，各路部队吃空饷的现象几乎达到疯狂地步。“陕西境内许多部队都有‘站起来小，坐下来大’的弊病。这就是说他们实际不过三、五百人，但在领饷项枪弹时候，却总是浮报成三、四千人，……”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42页。
这些现象的存在，无疑加剧了冯玉祥的困难。面对此种情况，冯玉祥决心力挽狂澜，绝不让国民军联军这支具有光荣经历和传统的军队，在陕西一蹶不振，成为千古罪人。他认为，这支部队要能“力争新生命，担当重任，故我于整编训练之中，特别注意于此项的纠正”。即对所属部队，大力着手整顿，严格进行训练，其目的在于克服旧军阀习气，树立革命思想，以便承担民族解放的重任。
冯玉祥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所属部队开始整训。以提高其战斗力。
首先，强化政治训练内容，使官兵明确打仗的目的。“将古今中外伟大英雄的奋斗事迹，向官兵作普遍深入的宣传”。
冯玉祥和近代诸多军事家一样，十分推崇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治军之道，故将曾国藩家书编成小册子，印发全军，要求官兵诵读。同时，“印发《革命精神书》及《9·17新生命》两种，使官长士兵加功诵读”。每日部队出操之前，必须咏诵两个文件，一是《五原誓师词》，二是《9·17新生命》。
《五原誓师词》曰：“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三民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不达目的不止。此誓。”
《9·17新生命》曰：“烟酒必戒，嫖赌必戒，除去骄惰，除去奢侈。实行勤俭，为党牺牲，国民革命，方能成功。”
庞齐：《1927年冯玉祥在陕西》，《冯玉祥在陕西》，第180页。
冯玉祥经常深入到士兵中进行思想教育，他的教育方式简单明了，易懂易记，非常适合文化水平不高，但又朴实勤劳的新兵们。每日训练时，冯玉祥便站在队列前与士兵们进行简要问答。
冯问：同志们辛苦了。
众答：为革命服务，不辛苦。
冯问：你们是什么人的军队?
众答：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
冯问：你们的亲戚朋友是什么人?
众答：是老百姓。
冯问：你回去了是什么人?
众答：是老百姓。
……
这种问答式的教育形式，便于士兵接受，而且印象颇深，得到广大官兵的喜欢也是必然的。冯玉祥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教育的目的也很清楚，他是要用这种通俗、易记的方式进行爱民精神和革命思想的教育，归根结底，要使他所属的军队与广大民众打成一片，试图使其成为一支新型的军队，以改旧军阀之作风。这些无疑是冯玉祥经过苏联几个月考察后，思想变化在军队教育中的直接反映，也是冯玉祥在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帮助之下，力图改造军队的重要措施之一。
其次，所有驻陕部队加紧军事训练，以做好出师潼关的战略准备。冯玉祥要求驻陕部队每日训练必须保证8小时以上，即从上午7时至下午4时，中午只休息一小时，午饭是由伙夫挑担送来。冯玉祥认为整训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加大强度，因此极为重视士兵的体力、射击、劈刺、夜战、忍耐等方面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