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周恩来之所以提出：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就保其安全，是因为：第一，蒋介石本人已有了抗日的愿望和要求，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明确表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求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分割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于日本的入侵表明南京政府的明确态度。第二，蒋应德田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14页，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氏被扣后，南京政府内部出现了混乱：有人想救蒋，有人想趁火打劫。西安对蒋介石处置态度必须迅速明朗，否则，主战的亲日派会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浑水摸鱼，南京有可能变成亲日派控制的傀儡政府，这对中国抗日将更加不利。第三，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对蒋介石截然不同的态度有可能给蒋带来杀身之祸。一旦蒋介石的生命出现不测，将成为亲日派挑起战争的有力借口。第四，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军队中还有很高的威信。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盘根错节，只有蒋介石才能左右和控制这些派系。长期扣留或处决蒋介石将极有可能爆发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因此，在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保安会议上，周恩来就提出：对蒋的处置要看张杨的态度。只要张学良、杨虎城同意释放蒋介石，事情就好办了。第五，国民党的军事势力还保持完好。在赴西安的途中，周恩来就对代表张学良前去接他的刘鼎说：西安事变并未打垮了蒋的武装力量，所以蒋介石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希望事变不要演变成更大的内战，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第六，张学良对蒋的态度至关重要。张所率领的东北军是一支力量强大的军事集团，在西安事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事变当日的通电中，张学良明白表明了发动事变是为了“对介公（蒋介石——引者）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平安，促其反省”，“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蒋介石被押到西安新城杨虎城公馆后，料定自己必死无疑，给妻子宋美龄和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写了遗嘱。张学良见到遗嘱后，马上致电宋美龄，表明自己实行“兵谏”的心迹，宽慰宋美龄：“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豁介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张学良、杨虎城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98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出版。夫人放心。”有了这样的基础，张学良对周恩来提出的逼蒋抗日、放其回南京的建议当即表示：“既然中共都同意和平解决，那我还有什么话说。”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谈话特别是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的一致，是一个事关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问题，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周恩来是受中共中央全权委托，到西安协助张、杨两将军处理事变的代表。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要领导者和发动者。两人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关键问题上意见惊人一致，使得原以为棘手的困难迎刃而解。接下来的事就是与杨虎城将军沟通，征求他对处置蒋的意见。
对处置蒋介石有着重要决定权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杨虎城将军。
与张会谈后的第二二天，周恩来又与杨虎城将军进行了会谈。杨虎城将军不同于张学良，后者在1928年宣布接受蒋介石中央政府的领导，使南京政府成为名义上的全国政府，张学良有功于蒋介石，并因之成为蒋介石的结拜兄弟。且张将军与蒋介石打交道时间不长，对蒋的认识不深，在对待蒋的问题上只求其答应抗日。杨虎城将军与蒋打过长期交道，深知蒋的为人。中原大战，杨虎城背叛冯玉祥将军，依附蒋介石。战后杨部被改编为第十七路军并取得了陕西省的地盘。随着蒋介石对杨虎城重用共产党人南汉宸等人以及对杨部进攻红军不力的不满，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一方面，蒋派重兵进驻西北，监视遏制杨部的活动，分化肢解杨的部队。另一方面，蒋介石逼走南汉宸，并进而罢免了杨的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紧接着，又将东北军调进陕甘“剿共”。东北军进入西北，既是为了“剿共”，也是便于监视杨虎城，分化杨的势力。两人之间的矛盾有增无减。最后，杨虎城联手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杨虎城将军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显得更为慎重，有着更多的考虑。
周恩来向杨虎城将军介绍了前一晚同张学良将军会谈的经过和主要内容，以及中共中央解决事变的方针。中共的态度特别是周恩来、张学良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的一致，无疑大大出乎杨虎城的意料之外。杨虎城原先估计，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有着深仇大恨，如今将仇人捉住了，即使不杀蒋，也不会轻易主张放蒋。可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派来协助自己和张学良处理事变的代表，不能不信他的话。但杨虎城对中共中央这样的处置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不利顾虑重重。他坦率地对周恩来说，蒋介石将来能否抗日，是否不对发动事变的人施行报复，不好说。他对刷恩来说：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中央对蒋可战可和；他是蒋的部下，此次“兵谏”是犯上作乱，触犯了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之大忌，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周恩来对杨虎城的顾虑表示理解，并试图消除他的这些顾虑。他对杨虎城将军说：不仅全国各阶层人民在逼迫蒋介石抗战，而且国际上，英美也在争取他抗日。英美两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希望蒋介石能制约日本；反法西斯阵营也在争取蒋走抗日的道路。蒋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蒋改变对日的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蒋介石是否会采取报复行动，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介石真想实施报复，也不可能达到目的。由于中共与张学良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主张一致，也由于周恩来对蒋处境的分析，杨虎城最后的表态既出自真心，也有一些无奈：“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周恩来与杨虎城将军在处置蒋的问题上也取得了共识。
中共中央、张学良、杨虎城三方在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一最为棘手的问题上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一致，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与张学良会谈后，周恩来立即给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出：“为了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周恩来在这里虽然提的是策略上“保蒋”，但是，蒋的生命安全与内战是紧密关联的，有内战，就无蒋的生命安全；蒋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证，内战就有可能不会爆发，即便爆发，也会尽快得到制止。所以，在这里。策略即战略，战略即策略。
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保蒋安全。这是由周恩来在与张、杨两将军接触后，在亲身感受和分析西安事变所造成的特殊形势后，做出极富创见的决断，是一个事关西安事变如何解决的关键性决策，也是事关中共中央正式确立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性一步。正是由于有了“保蒋生命安全”这样明确的认识，才会有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最终形成。因为保安会议虽然确立了“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方针，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并未形成一致意见。有人主张杀掉蒋介石，有人认为要保持冷静的态度。且前一种意见占上风。虽然毛泽东认为蒋最近的立场是“中间的立场”，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倾向于罢免蒋介石，放弃争取蒋介石的。周恩来持后一种意见。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他说：“这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杨虎城的态度。”即使在保安会议后，中共中央仍倾向于后一种意见。15日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联名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之结果”，张杨宣布的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希望“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并呼吁“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成统一战线政府”。从字面上看，“国人”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和红军，也包括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分子，比较“交人民公审”在语气上要后退了一步，但它的实质仍是要将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蒋的命运就是等待“审判”。周恩来关于“保蒋安全”的提议是全新的，已经对西安事变有了更多了解的中共中央立即认可了这一提议。12月18日，中共中央即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之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后发生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予以打击。”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介石个人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博古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在会上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上，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
此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向党内指出：（一）我们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三）给张、杨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实现发动西安事变的主张；（四）准备在“讨伐军”进攻时给以严重打击，这种防御战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局面发动和开展。会后，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提出了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由南京方面召开和平会议，团结全国，一致抗日等建议，呼吁和平解决事变。21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提出：“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成立和平”的六项条件，并承诺在六项条件有相当保证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至此，以联蒋为中心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完整地形成了。因此，有的学者提出“18日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被完整地提出了”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此后，周恩来按照这一方针，在西安的险恶环境中，置生命于度外，为建立、维护西安的和平局面夜以继日地操劳。
中共中央与张、杨两将军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的一致，为和平解决事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三方面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蒋介石会不会答应抗日？如何迫使其答应抗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周恩来行动的每一步是环环相扣的，只有走出了第一步，才能迈出第二步、第三步。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答应抗日就释蒋问题做出的承诺，就不会有与蒋谈判、逼其抗日这一步。周恩来要通过谈判来逼蒋抗日。
遭扣押的蒋介石已成惊弓之鸟。蒋介石原以为扣留他只是张学良个人的行为，没有想到杨虎城也参与其中。因此，被扣押后，作好了“殉国”的心理准备。起初，蒋介石被扣押在杨虎城的新城公馆，为安全起见，张、杨两人商量后，将其转移到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当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久前来转移蒋介石时，蒋介石浑身哆嗦，以为要将他拉出去枪毙。后来蒋介石虽然平静下来，但仍然放不下国家元首的架子，与原来的部下在这样处境下由自己出面进行谈判显然有失体面，也不无尴尬。蒋介石需要寻找自己的谈判代表。恰好，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妻兄宋子文来到了西安，担当起了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的大任。
宋子文最早于12月20日冒险来到西安。此行的目的一是同蒋介石取得联系，一是进一步探听西安的情况。张学良明确告诉他：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已经共同商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张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张学良还陪同宋子文去见了蒋介石。宋子文尽管知道r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态度，但一听说周恩来正在西安，十分紧张。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本来陪同宋子文专程来西安的郭增恺建议他去见周恩来，但他害怕因此给何应钦等人留下把柄，不敢单独见周，就派郭增恺去面见周恩来。两人见面后，周恩来说，此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弊，劝说蒋介石改变“剿共”政策，为国家做出贡献。并表示：“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郭增恺将周恩来的意见告诉了宋子文，不仅消除了宋子文的紧张心理，而且他对中共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喜出望外。宋子文带着喜讯回了南京，到处宣传蒋介石在西安的情况，赞扬周恩来是“共产党里最了不起的人，恐怕南京没有这样的人”，并讥讽何应钦说：“南京还有人要轰炸西安呢！”22日，宋子文又陪同宋美龄等人来到西安，与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代表三方进行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