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刚显露出与中国共产党谈判，以求改善关系的一丝迹象时，周恩来就以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提出，要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并提出了与其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这为中共中央在随后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提出总体的原则框架奠定了基础，反映了他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已经破裂成“民族革命派”与“民族反革命派”。蒋介石是仍“坚持反革命立场”的“民族反革命派”的代表，但又与溥仪、殷汝耕等汉奸有所区别。为此中央提出，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这是在对蒋介石认识问题上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把蒋介石看作是“民族反革命派”，但认为他与汉奸不同，这为随后中国共产党确立“逼蒋抗日”的方针埋下了伏笔。这一认识使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中，对张提出的抗日联蒋主张不是一口回绝，而是表示回去提请中共中央研究。
会议决定采纳周恩来提出的“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的口号。
延安会谈中，张学良提出的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对周恩来有着深刻影响。周恩来觉得这个意见不无道理。他认为，自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特别是近半年中，蒋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42）第11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出版。
《毛泽东年谱》（上）第527页。石是有变化的，是向抗日方向动摇着。但要使蒋走向抗日，还要经过斗争。要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距离还很远，但我们不应该放弃他、排斥他，应逼迫他走向抗日。
随着蒋介石在对日政策上逐渐趋向强硬，促使周恩来提出了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1935年5月至1936年初，日本帝国主义步步深入华北，威胁绥（远）北、绥（远）东，大有吞并中国之势，加深了它同英、美之间的矛盾，也加深了它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蒋介石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也迫于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缓和自己营垒内部分爱国将领要求抗日的压力（如1936年6月，广东、广西的李济深、陈济棠、蔡廷锴、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把两广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公开同南京政府对立。蒋介石虽然派兵镇压了两广的反叛，却不得不正视他们的抗日要求），对日态度渐趋强硬。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不仅如此，国民党政府还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废除《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华北日军不得任意行动和日本飞机不得随意在中国领空飞行等强硬要求。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的谈判中，拒绝了日方提出的“重建华北五省政权，通过中日合作、发展华北五省的经济”，“南京政府应同意委任日本顾问，包括军事顾问，他们将在中国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根除反日情绪，镇压反共宣传，包括修改教科书”等无理要求。蒋介石政府的变化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
此外，潘汉年在南京同曾养甫会晤后，于1936年8月8日来到陕北保安，带回了一个消息：曾养甫希望潘汉年回陕北听取中共
转引自：（美）傅虹霖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139～140页。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再到南京见陈果夫。这些变化要求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决断。
8月10日，中共中央在陕北保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变，但他准备召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战术变了，有可能引起其战略的动摇。蒋介石现在总的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的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的方针仍是愿意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提出，同南京谈判时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二、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并明确建议：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会议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确立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区域愿成为“民主共和国”的一部分，敦促国民党政府实行抗日、民主，表示愿
《周恩来年谱》第317页。
《毛泽东年谱》（上）第567页。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_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标志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正式形成。这一方针的确立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党。也是国际公认的合法的执政党，掌握着全国数量最多、力量最强的军队；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掌握着最高权力。很难想象：如果一味执行反蒋抗日的方针，将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拒之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门外，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不能真正建立起来！而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全民族的抗战能不能展开！只有逼蒋抗日，将蒋介石、国民党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掀起全民族的抗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确立“逼蒋抗日”方针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的又一个重大的贡献。
积极倡导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尽快建立，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会谈后，就向国民党当权派和社会著名人士写信，呼吁他们发挥自身作用，敦促国民党放弃“剿共”政策，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6年5月15日。他致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向先生呼吁：“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以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中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中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府与军队。居今日之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同日，他还致信南开学友谌小岑和曾任南开教师、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的时子周，希望他们运用影响，“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后，周恩来于8月31日给曾养甫回信：”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表示：“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9月1日、22日，周恩来连续两次写信给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和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主席的陈果夫兄弟俩，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两党合作的诚意，希望他们向蒋介石进言，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尽快“使两党重趋合作”，一致抗日，并提出愿与他们直接会晤，“迅作负责之商谈”。信中指出：“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22日，周恩来直接致书蒋介石本人，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向蒋介石本人致函。信函慨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与决心，呼吁蒋介石“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他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第一版。
《周恩来书信选》第98页。
《周恩来书信选》第103页。
《周恩来书信选》第107页。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
除了向国民党高层政治领导人写信外，周恩来还向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写信，吁吁他们为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9月23日，他给蒋的心腹、正在西北统军的国民党政府军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痛陈国民党军队与红军作战“相凋则徒损国力，相持则坐使日寇收渔人之利，西北再失，则同陷浩劫，同为奴隶，尚何胜负可言！”希望胡宗南不要再率兵与红军作战，“此为国家保留元气，为抗战保实力，不仅民族之幸，抑亦兄与蒋先生之所福也”。同年10月后，周恩来致书时任晋陕宁绥四省“剿共”总指挥的陈诚和国民党政府军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等人，提醒他们“和平久已无望。牺牲必不可免”，“今大敌当前，舍同仇御侮、共谋民族出路外，则只有相率为奴耳”，呼吁他们率部队“枪口对外”，以发动抗战。周恩来向国民党有关人士直至蒋介石的呼吁，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明确主张；也反映了他本人对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殷切渴望，是“逼蒋抗日”方针的具体化。正因为党中央和周恩来有着逼迫蒋介石抗日的认识，才有西安事变期间的“联蒋抗日”主张的提出。
中共中央本来希望国民党中央对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做出积极回应，为此任命潘汉年为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与国民党当局的联络与谈判事宜，还准备派周恩来外出与国民党谈判，尽快协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事宜。但蒋介石这时并无与共产党真正合作抗日的诚意，他对共产党的猜疑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国民党与共产党员的合作，就是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国民党来进行收编。所以，在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实际是“收编”共产党的条件：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
蒋介石还把军队问题的解决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自然被中央拒绝。周恩来外出谈判也没有成行。在蒋介石的设想中，政治解决是诱导，武力才是后盾。因此，蒋介石一面在政治上与共产党玩谈判游戏，一面企图趁红军初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用武力强行解决。尤其在平息两广事变后，蒋介石以为可腾出手来解决西北问题，可用军事手段消灭红军，并同时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问题。
于是崇尚武力的蒋介石调兵遣将，并亲赴西安部署、督促对红军的围剿，妄图一举消灭红军。但是，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一场令他始料未及的事变彻底打乱他的如意算盘，自己不仅“剿共”未成，反成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共抗日的“人质”。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逼迫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实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