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为严重的任务……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毛泽东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表现出严重的动摇、妥协与投降倾向，争取中间势力与共产党一道，推动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抗战到底，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早在1937年10月上海、太原失守后，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存在的投降主义倾向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好转。”并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影响：“由于策动中日妥协的英法卷进了欧洲战争，由于美国在中日问题上与英法态度还不一致，由于苏联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极大增长，由于日寇在政治上积极组织汪精卫伪政府和军事上占领南宁，特别是由于共产党与全国进步力量的增长及其对抗战团结政策的坚持，使得国民党内占统治力量的大资产阶级成分发生了动摇惶惑的心理，即动摇于联苏联共抗战或亲英反共降日之间，时局正处在一个转变的关头。”为此，指示指出：“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尽一切努力争取时局的好转”，“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1940年3月，为总结反磨擦斗争特别是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他再次对中间力量给予了界定：“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他们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8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把争取中间势力问题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他说：“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
周恩来为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一、争取中间党派，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
武汉时期，周恩来为争取中间党派支持抗战，与中间党派人士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重庆时期，周恩来总结武汉时期我们党重视国民党，而过于冷落中间党派的教训，更加注意争取团结中间党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政党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外，可以算作中间党派的政治力量只有1929年、1932年分别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和中国国家社会党。这两个政党在成立之初，均标榜为第三方面，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采取了都排斥的姿态。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伊始，发表宣言批判国民党：“勇于内战，怯于外战”，“一夕丧失东三省，一周抛弃热河，养兵数百万以从事内战”，“国民党所有，凡言论结社之自由，悉为党人之专有品，他人不得而事，致使党外人士有国而不能爱，苟有言论，即目为反动，苟有活动，即诬为不轨”。中国国家社会党对共产党也是坚持排拒态度。它认为共产党从“恨的哲学”出发，煽动阶级之间的争斗，结果必然使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中国青年党也是既批判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由于这两个政党对法西斯主义的推崇，认定“国家民族本位”，排斥阶级对立，虽然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但是其动机是复杂的。为了获得国民党政权对它们的认同，迎合蒋介石专制统治的需要，只讲民族斗争，不谈阶级斗争。中国国家社会党党魁张君劢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吾们相信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绝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已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矛盾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所以民族观念是深中于人心，而较阶级为强……只有民族的纵断，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能推翻民族的联合。即以苏俄论，他的成功不在阶级斗争的国际化，只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很快，张君励配合蒋介石政权“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宣传，于1938年12月16日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是“封建割据”；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必须暂搁一边”。信的主旨就是要共产党交出自己的军队，放弃自己的政权，抛弃自己的信仰，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信奉蒋记三民主义。张君励的信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击。翌年8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题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报告中，针对张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上，必须反对两种观点：一是将两者划等号，一是认为三民主义可以包容共产主义，“这都是不妥的”。鉴于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明显站在国民党专制的立场上，周恩来把支持和帮助中间势力成立新政党，从组织上发展壮大，使之成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内容。
（一）没想将救国会改组成政党
救国会全称“全国各界抗日联合会”，是1936年在上海宣告成立的一个爱国救亡的群众性团体。救国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为宗旨，积极倡导并推进抗日救亡运动。救国会的活动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打击和诬陷。其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王造时、沙千里、史良被蒋介石逮捕，酿成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抗战爆发后，七君子被释放。
“救国会不是一个政党，好像是一种粘胶，它把各种力量粘合起来一致对外。”（沈钧儒语）为了增强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妥协投降、推动其继续抗战的政治力量，周恩来曾经设想过将救国会改造成一个政党组织。据抗战时期主持过救国会党团工作的钱俊瑞回忆说：“1939年，国共两党关系日趋紧张，当时我党南方局曾考虑通过适当方式组成广泛的民主同盟，来和国民党抗争。当时，周恩来同志就和我商量是否可以把救国会从一个救亡的群众团体改组成一个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当时我和沈钧儒、邹韬奋等同志磋商，他们表示原则上可以考虑。我向恩来同志汇报了他们的意见，恩来就要我起草一个使救国会成为一个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的纲领草案……后来这个草案《重建救国会纲领》起草好了交给南方局。”尽管改组救国会为政党的设想后来被代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博古、凯丰否定（当时周恩来因事回延安，不久，因手臂摔伤去苏联治疗），但反映了周恩来对中间党派政治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重要作用的高度重视。
（二）积极支持民盟建立
1939年11月下旬，中间党派一些人士鉴于“所见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认为“只有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而且只有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不能从宪政得之（料定宪政不会实现）”，由梁漱溟、章乃器、左舜生、沈钧儒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同志建国会”，意为“只有统一才能建国”。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曾琦，国社党的罗隆基、胡石青，第三党的章伯钧，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中华职教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通，乡建派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的张澜等人参加了“统一同志建国会”，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蒋介石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存在。“统一建国同志会”是一个三党三派的松散团体，只是完成了中间党派的初步联合，而不是一个政党组织，但毕竟“从过去的被动协调变成了主动联合”。“统一建国同志会”建立时，周恩来正在苏联治疗摔伤的胳臂。1940年6月，他伤愈回到重庆，得知“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非常高兴，多次与黄炎培、沈钧儒等人谈话，希望他们与中共一道坚持抗战、进步、团结，反对分裂，制止内战。
皖南事变后，中间党派看到中国共产党拥有自己的武装尚且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如此压迫，感到有进一步联合的必要，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已经不适应需要。酝酿成立一个新的组织。章伯钧曾经将他们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的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后者对此表示将大力支持。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左舜生、章伯钧等商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救国会虽然是发起者之一，但因张君劢等人认为救国会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怕招致蒋介石的反对，不赞同它加入。救国会直到1942年初才加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筹备过程中，得到了周恩来的积极支持。周恩来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从政治上关心中间党派，做了长期大量的艰苦工作。仅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皖南事变前后，从1940年10月19日何、白“皓电”开始，到翌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之前的5个月时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专门至中间党派负责人寓所会晤即有9次之多，及时将他们的思想动态、活动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对于中间党派在调解国共两党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幼稚和动摇，周恩来等人采取了耐心说服教育的办法，提醒其不要上当，既注意尊重中间党派的独立性。也不作无原则的迁就，从而在政治上有力地推动了中间党派的进步。
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南方局还具体参与中间党派成立新组织的活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从中间党派秘密筹建新组织的情况来看，自1940年末有动议之始，周恩来即参与其中。1941年1月15日。他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当前各小党派想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我们力促其成，条件为真正中间，不要偏向国民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不敢公开组织，决定派梁漱溟先在香港创办机关报，以期通过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来争取其在国内的合法地位。梁在香港办报困难重重，多有曲折，周恩来指示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临到香港前，梁找到周恩来请求帮助，后者嘱咐他到香港后找中共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联系，并为此两次致电廖承志，要求给予梁漱溟实际的帮助。梁漱溟到香港后，廖承志参加了报纸的筹备工作。因民盟办报经费入不敷出，中共驻港办事处通过负责主持《华商报》的范长江以“南洋某侨领”的名义，送给梁4000港元。范长江鉴于中国国家社会党在香港办的报纸《国家社会报》，被报贩叫出许多报名，《国家社会报》的本名往往被忽略的教训，同梁漱溟商定，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光明报》。在中共的具体帮助下，民盟办起了《光明报》。为了向国内外公开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并避开香港殖民当局的检扣，《光明报》将民盟《政治纲领》和《成立宣言》以一版广告的形式公开刊载。由此，海内外都知道了民盟已经宣告成立。
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国内逐步公开，因蒋的插手等原因致使内部出现危机时，周恩来为此再施援手，使张澜在自身困难颇多的情况下，勇敢地接任了民盟主席，避免了同盟内部分歧的扩大。
原来。蒋介石获知民盟成立的消息，十分生气，对张群说：“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国民党、共产党以外，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下令张群严密封锁民盟成立的消息。3月21日，蒋介石将黄炎培等人叫去。大加责难，黄等只好搪塞敷衍，顾左右而言他。民盟成立时，黄炎培参加筹备并被推举为主席，但心存疑虑，要求盟员为其保密，“否认其参加组织”。因黄炎培在民盟发表《政治纲领》、《宣言》问题上担心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打击，坚决拒绝由己具名，也不同意提及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民盟内部引起分歧。梁漱溟、黄炎培等人遂公推张君劢继任主席。得知消息后，蒋介石通过张君励胞弟张嘉敖出面，以重金诱使张出走云南。民盟一时群龙无首。危难之机，梁漱溟力荐无党派人士张澜接任主席。这一提议得到了周恩来的积极支持，也获得了民盟成员的一致通过。
民盟公开后，国民党政府抓住其发表政纲和宣言时没有具名这一点大做文章，诬蔑《光明报》是“招摇撞骗”，攻击民盟是“第五纵队”，破坏抗日。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对民盟的成立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特地于1941年10月28日发表社论《民主运动之生力军》，赞扬同盟的纲领强调了“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台，革新内政的必要”，指出这是对“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希望“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各党派，在民主大旗下，更进一步的努力”，“以促进抗战胜利之到来，民主政治之真正实施”。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进一步结合的产物，“是许多党派的联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除少数为无党派的个人盟员外，主要是由三党三派组成。这样，其大多数盟员便同时存在着两重组织关系，同盟的组织纪律对其难有大的约束力，因此与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比较，它仍然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政治联盟。但是，同“统一建国同志会”相比，民盟有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提出了具有鲜明政治个性的独立主张——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总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较“统一建国同志会”，“组织更加扩大，纲领相对明确，要求摆脱国民党控制的立场更加显著”，体现了中间党派在政治结合上的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