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而斗争。
——毛泽东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展开。自这时开始，一直到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进行了较为密切的合作，迎来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可以说，这段时间是国共两党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而国共两党密切关系的形成和维持是离不开周恩来个人的艰辛努力的。
一、才堪大任，代表中共中央协筹山西抗战
全面抗战刚刚爆发，周恩来就肩负了一个重担，到山西协筹抗战。1937年8月31日，毛泽东致电途经西安、正准备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人：“周恩来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好八路军入山西后事，即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按照毛泽东的安排，9月3日，周恩来即离开西安，前往山西抗战前线。此时，毛泽东派周恩来前往山西前线。是与中共中央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的设想紧密关联的。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以及蒋介石国民党对红军继续“围剿”的形势，红军必须要立足于未来，向外发展。这是当时中共中央高层的共识。在红军发展方向上，毛泽东力主向东发展，打通直接的抗日路线。1935年12月17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军事报告中就强调指出：红军的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他提出红军的行动方针应是：“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个）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根据上述设想，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直到5月，为避免进一步内战，保存抗日力量，逼蒋抗日，中共中央才决定红军撤回河西。这次东征使毛泽东对山西的政治、经济状况，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有了切身感受。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就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做了报告。他分析了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当时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以夺取华北为主），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在国内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为此，他提出红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会议最后决定：将红军主力改编后，开赴山西恒山抗日前线。八路军进入山西后，毛泽东多次致电山西前线八路军总部或中共中央北方局，反复重申在山西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要求适时地调整八路军在山西的布置，提出八路军“在山西应分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展开。至此，毛泽东将山西作为战略支点的构想完全形成。
派周恩来去山西的第二个原因是山西处于华北抗战的最前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攻占北平、天津后，在华北兵分两路进犯：一路沿平绥铁路西进，攻下南口、张家口，进逼晋北重镇大同；另一路沿平汉铁路南下，进攻保定，准备夺取石家庄。敌军两路进犯中，晋北是主攻方向，意图是攻占太原，占领整个山西，进而攻占整个华北。山西的战略地位对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十分重要。任弼时回忆说：“山西自雁门关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对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重大的意义。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仲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镇，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缓远的进攻感受困难。”
第三个原因是山西王阎锡山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地方实力派和带有很强封建性的军阀。一方面，在历史上他曾追随蒋介石反共，在山西屠杀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36年红军东征时他曾派兵阻拦。另一方面，他与蒋介石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两次参加倒蒋战争，被蒋介石视为异己，早欲除之而不能。华北事变后，他与日寇既勾结又防范。所以阎锡山自喻自己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在降日抗日、拥蒋反蒋、反共联共的政治天平上摇摆。在红军回师陕西，蒋介石中央军赖在山西不撤，日本日益危及山西的情况下，他的政治天平开始倾斜，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守土抗战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并希望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发动山西民众守土抗战。怎样处理与阎锡山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地方军阀的关系，关系着毛泽东以山西为抗战战略支点设想的实施。因此，在西安事变处理和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谈判过程中已显示超群才华的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派往山西与国民党谈判的当然人选。
二、因地因人制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9月5日，周恩来抵太原。
周恩来来到山西前，山西已出现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的良好局面。
日益紧迫的局势使中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开始争取与国民党地方军阀的局部合作。1936年春天，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根据华北的特点，提出了华北工作的思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秘密的转到公开的，单独的转到与同盟者合作的。”他向中共中央建议：目前华北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各级干部深入地完全了解党的策略路线，如何培养大批从事公开半公开活动的群众工作干部。中共中央肯定了他的建议，指示：“必须使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更正确的、具体的按照各种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情况去处理，切忌机械的一般化”，“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均占据着极重要的位置，必须上层工作弄得好，下层工作方易展开”。同年5月，中共中央下令红军回师陕北，并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对阎锡山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的新形势下。作为地方实力派的阎锡山，面临着统治山西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复杂而棘手的难题。华北事变后，晋绥地区成为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前沿，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地区。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已大举入侵华北，对于晋绥势在必夺。其次，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国民党中央军已进入山西，蒋千方百计地盘算着如何削弱并吞并阎锡山的势力。再次，中国共产党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山西成为红军开赴对日作战前线的必经之地。在这样的形势下，阎锡山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山西政治营垒、经济实体和军事力量，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面对红军、中央军和日军三种力量，阎锡山从“一切为了存在”的“唯中哲学”出发，极力寻找一条合乎他的逻辑的独特的中间路线。对日本侵略者，阎锡山心里非常清楚，他们会使用一切手段实现其觊觎全中国的野心。国家沦亡，晋绥何存！亲日、降日不会有好下场，抗日救亡才是维护他既得利益的基本立足点。舍此，不仅会使他几十年建立的基业毁于一旦，还会被全中国民众所唾弃，成为历史的罪人。对蒋介石。阎锡山深谙其手腕，蒋时刻不忘控制晋绥，甚至企图借共产党的力量消灭他，因此拥蒋绝非自己所愿。但要与蒋硬碰硬对抗，自己的实力又明显不足，而对付日本人又必须得到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支持。所以阎锡山采取了表面拥蒋、实际反蒋的两面政策，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对共产党，阎锡山从内心里是反对的，但他深知，共产党的军队有强大的战斗力，自己的军队不是对手，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现时中国的民心所向和救亡图存的大势所趋。因此，在阎锡山看来，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抑制蒋介石的挤压，巩固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可能是一条生路。所以他公开表示：“要救中国，除照CP所提出的办法再没有第二个办法”。基于上述考虑，阎锡山做出了重大的政治抉择，由“反共”、“防共”转向“联共”和“守土抗战”。并构思了一个“新策略”：采取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但在提法上换成“山西语言”，任用一些坚决抗战而又有号召力的、有共产党身份的抗日进步分子，以推动山西的救亡工作；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打着山西的旗号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阎锡山的这种转变和新策略，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注。中共领导人明确表示，“阎百川先生是在当代政治家中间比较有远见的……阎先生的这种转变，是值得我们赞许的。”当然，中共中央也看到“阎先生的思想中存在着许多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
为实施自己的“新策略”，阎锡山积极寻找着一种新的途径和组织形式，他试图发挥牺盟会的特殊作用，利用牺盟会来联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派抗日力量。而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实施“新策略”，阎锡山颇费思索。经与他亲近的幕僚赵戴文、赵丕廉等精心研究，最终，山西籍的共产党人薄一波，成为他的首选。阎锡山统治山西几十年，深谙世故，善于在各种势力中左右逢源，他首选薄一波，主要是基于三种考虑：首先，他需要树立一面抗敌的旗帜，有山西特色的牺盟会成为他抗日的旗帜，但牺盟会成立后的工作显然不能让他满意，他需要人来改变这一局面；其次，他需要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展示新的面貌，有共产党背景和号召力的抗日活动家为他“服务”，何乐而不为；第三，他需要延揽一些值得信赖的进步青年，有“共产党”和“乡土关系”双重身份的杰出人才成为他当然的选择。1936年10月，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山西籍的薄一波、杨献珍等人回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接办并改组了牺盟会组织。牺盟会全称为“山西牺牲救国同志会”，是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成立于1936年9月，最初是由当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杜任之、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等倡议，经阎锡山批准组织的。由阎锡山任会长，他的亲信梁化之任总干事。但成立不久，工作即告停顿。薄一波等人到山西后，利用自己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采取“戴山西的帽子”，“说山西话”，但实际贯彻中共抗日主张的“特殊工作方式”，积极宣传组织抗日。薄一波担任牺盟会秘书长后，依靠共产党人，不仅将牺盟会逐步地改造成为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而且利用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对山西旧军丧失信心，急于扩充实力之机，成功地组建了革命武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又称山西新军）。以此为依托，在山西站稳了脚跟，抓住了实权，发展了革命进步力量，推动阎锡山走向抗战。中共还与阎锡山达成了在太原建立中共秘密联络站和中共秘密电台以及开辟晋陕交通线、晋陕通商等协议。七七事变后，公开设立了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这是中共在国统区设立的第一个办事处。
薄一波等人的出色工作，使山西出现了极为有利的抗战形势，为八路军入晋抗日和创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诚然，阎锡山这样做是想借共产党的力量维护自己的统治。阎锡山曾说过：“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利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即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以利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周恩来到山西，就是要利用他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一面，推动他抗战。
9月7日，周恩来与阎锡山在山西代县太和岭口行营指挥部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以后又进行过多次会谈。此时日军已攻占南口、张家口，傅作义部也正准备从大同撒出。阎锡山对晋绥抗战已失去信心。周恩来为提高阎的抗日信心，耐心地给他分析了形势。指出目前虽然敌强我弱，但坚持下去，日军会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会一天天好起来，最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失败，鼓励他一定要坚持抗战。周恩来的话使阎锡山解除了许多顾虑。他请周恩来为他指挥的第二战区写了作战计划。周恩来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这一任务。阎锡山十分称赞这个计划，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
对阎锡山当时表现出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周恩来给予了积极评价，希望他履行诺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到底。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
经过几次会谈，周恩来的谈吐、作风、才能，都给阎锡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叹地说：“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并曾当众说过：“要是我们有周恩来这样一个把式就好了，可惜我们没有。”
周恩来在山西前线，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开展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局面的。
第一，协调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并为山西抗战出谋划策。1937年9月初，平绥线上的战略要地相继失守，日军长驱直入。为挽回晋北局势，阎锡山准备在平型关与日军作战，希望八路军与之配合。周恩来、朱德与他一同制定了平型关战役的计划，决定八路军以运动战的形式进行配合。9月24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八路军115师主力在广灵、灵丘以南待机，宋时轮支队出晋东北游击，王震旅开阜平，贺龙率120师师部及张宗逊旅开晋西北，驰援雁门关。平型关战役打响后，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东北由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右侧高地设伏，歼灭日军1000余人，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场重大的胜利——平型关大捷。这次大捷，使八路军军威大震，也使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为之提高。平型关战役后，阎锡山、卫立煌等决心对日军进行有效抵抗。为推动他们坚持抗战，周恩来应邀与他们一道多次研究作战计划。协调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