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北方发生直奉战争，直系获胜，宣布恢复国会，准备制宪，以抵制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北京各界人士认为有必要在宪法上争取确立民权。高一涵与北京各界人士一起，于8月15日在湖南会馆成立了“民权运动大同盟”。作为该同盟的一项重大活动，高一涵撰写文章，列举了《治安警察法》对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示威游行等的无理限制，是违反“约法”的，是民国不应该有的恶法，要求废止该法。大同盟还参与劳动立法运动，声援“二七”罢工等。这个组织于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被迫停止活动。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李大钊在参加国民党“一大”回来后，对高一涵说：“现在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了，国民党的纲领也改进了，我愿国民党中多一个朋友，不愿国民党中多一个敌人。因此，我劝你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的话语重心长，令人感动。在李大钊的劝说和介绍下，1925年高一涵加入了国民党。
同年，高一涵参加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并成为《现代评论》杂志的经常撰稿者之一。高一涵在关注政治，为民主科学鼓吹呐喊，积极推行白话文运动并投身到伟大的爱国运动中的同时，还继续研究政治理论，著书立说。1924年至1926年间，先后撰写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等专著。其中《欧洲政治思想史》一书被北京大学列为第八套教学参考丛书。
1926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高一涵不顾个人安危，作了“先生，从浑厚中透出侠义气；人们，从亲敬中露出敬畏心”的挽联，登在《中央日报》上。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急需大批人才。此时，经人推荐，高一涵到武汉参加革命工作。由北京路经上海时，通过高语罕的介绍，高一涵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名誉”党员。据说，陈独秀曾讲过，按高一涵的气质，当个名誉党员比较合适。
1927年1月，高一涵到达武汉。经章伯钧的介绍，高一涵到中山大学任政治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编译委员，宣传科代科长，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资助下，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蒋介石集团的叛变，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声讨。武汉、长沙等地举行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反蒋大会。此时的高一涵，义愤填膺，连续在汉口《国民日报》及北伐军总政治部机关报上发表文章，讨伐蒋介石的反动罪行，号召人民团结一致，继续完成国民革命大业。同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也叛变了革命。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高一涵前往上海避难，从此失去了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系。
是年9月，高一涵执教于上海政法大学，并任政治系主任。蔡元培先生任中国公学董事长后，高一涵应蔡元培的邀请任中国公学教授兼社会科学院院长。在这段时间里，高一涵潜心研究政治学，著有《政治学纲要》。此书1930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1928年，汪精卫派系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不甘心失败，以拥汪反蒋、“恢复国民党十三年改组精神”为口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并结合各省市发展组织，与其他派系争夺权利。此时，处于苦闷彷徨之中的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改组派的基础之一，1929年，高一涵参加国民党改组派，秘密从事反对蒋介石的活动。1932年初，蒋汪再度合作，为期两年的改组派活动便销声匿迹了。
1931年2月，经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提名，高一涵任监察委员并经于右任、王陆一介绍，集体加入国民党。
1932年1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内政部长。在外交上，主张对日妥协，并于同年5月5日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社会公愤。高一涵在监察院弹劾案审查委员会上，提出对汪精卫的弹劾案。从此，高一涵与汪精卫断绝了关系。
1935年4月，高一涵调往两湖地区，任监察院两湖监察区监察使。1938年6月底，两湖监察使署从武汉撤退到湘西的芷江。
1938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进入湖南北部。湖南当局惊慌失措，以焦土抗战为名，下令火焚长沙。大火自11月13日凌晨烧起，整整烧了两天两夜，长沙房屋十之八九被焚毁，居民被烧死三千余人，财产损失无数。其时，日军距长沙尚远，全国舆论哗然。国民政府为推卸罪责，命令高一涵调查起火的原因和真相，并要“追究起火责任”，“立即具报、听候核办”。
大约在11月20日前后，高一涵从芷江动身，星夜兼程，途径沅陵、常德前往长沙。沿途所见，一片凄惨景象。他在诗中写道：“江村劫后无鸡犬，野寺尘封见征程。宅第都随烽火尽，只余斜月向人脔。”到长沙后，高一涵立即到处去调查这次大火的真相。但普通老百姓说不出放火时的真实情况，而深知内幕的高级官员则遮遮掩掩。这使高一涵非常失望，无可奈何，只得发出“他们那时对蒋介石是何等忠诚”的感叹。后来高一涵关于此次事件呈复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也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40年11月20日，高一涵调至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监察区监察署，任特派监察使。任职期间，高一涵根据监察院有关权限职能的规定，批阅本区人民控告贪官污吏的诉状，更重要的工作是定期视察各地政治形势及其他重要事项。
视察中，高一涵对广大人民的疾苦表示了关心和同情。关于军屯粮的征购，高一涵了解农民送粮路途遥远，耗费大，“唯民间之苦难，不在缴纳军粮而在送军粮”。许多地方“近者百里，远者三四百里，所发运价为数无几，人民赔累甚巨”。“尤有甚者，军政部驻陕军秣处派遣官员前往甘肃送粮各县索要津贴。如送粮各县不允所请，则高斗浮收，分外挑剔，或粮至不予验收，令送粮者等候多日。凡此弊端，均足以加重送粮各县人民之痛苦”。“一涵未为人民造福”，“此则一涵私衷最引以为惧者也”。对于当时国民党征兵的混乱，他只能如实上报：“各县征集壮丁，仍多有不按法令切实办理者”，“一涵此次视察甘肃省东南各县，亲见各地所驻师旅逃兵缺额，为数极众……盖勒派买充顶替之兵……”而国民党各级官员的腐败，更促使他进行深刻的反思，心底渐渐萌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
1941年秋，甘新公路竣工通车，高一涵陪同于右任视察甘新公路修建情况。与此同时，高一涵与于右任到敦煌莫高窟参观。高一涵以学者的眼光感觉到莫高窟的价值。面对千疮百孔，凄凉破败，至今无人管理，无人保护的莫高窟，高一涵感到忧伤万分。在莫高窟，高一涵作了《敦煌石室歌》。
1943年1月，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即日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聘请高一涵任主任委员。
1946年11月，高一涵当选为“国大代表”。翌年，高一涵参加了南京开场的给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敲响丧钟的“国民代表大会”。他目睹了蒋介石、孙科、李宗仁之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为一己之私利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丑恶嘴脸。1947年3月，在于右任的安排下，高一涵再度出任两湖监察使署监察使。同年4月，高一涵被派为粮食部湘鄂区征粮督导团主任委员。1948年7月，为生活计，于右任又调高一涵回到南京，任监察院专门委员，起草及审查有关法令草案。1949年4月，高一涵被任命为考试院考试委员。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在中国大陆迅速垮台。高一涵不去台湾，留在南京，迎接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南京解放以后，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聘请高一涵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高一涵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以饱满的热情，为我国法学学科的建设献计出力，积极工作。
1949年6月，经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周新民介绍，高一涵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1年5月，经南京市人民政府提名，高一涵任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7月，高一涵又任南京市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院系调整时，高一涵调任政府参事。1955年，高一涵任江苏省司法厅厅长。1956年，高一涵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江苏省委副主委兼组织部长。是年，在江苏省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高一涵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
高一涵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所鼓舞。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不但把祖国从垂危中挽救出来，而且正在把祖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他六十多年中梦想不到的事情。他表示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知识和力量。
高一涵拥护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政议政，对全省的大政方针参与协商、献计献策，经常参加各项视察活动，为江苏省政协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的开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一涵连任三届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还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年逾八旬的高一涵被点名批判。1968年4月，高一涵在北京病逝，终年84岁。1978年，江苏省政协、民盟江苏省委联合为高一涵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恢复名誉（录自翟起《高一涵传略》）。
（二）
常书鸿，满族，浙江杭州人，生于1904年4月6日。其祖父少峰系清朝驻防浙江杭州世袭云骑尉。其父常庚吉。少时常书鸿曾入梅青书院、时敏小学、惠兰小学读书。1918年，常书鸿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预科，学习电机、染织。1919年，常书鸿从预科结业，转入染织专业学习。1923年，常书鸿从该校染织科毕业后留校任教。暑假曾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1926年，浙江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改为浙江大学工业学院。常书鸿任本科美术教员。1927年，常书鸿参加浙籍留法公费选拔考试未果。后自费赴法。享受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公费，考入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一年后，常书鸿从预科毕业升入专科。在校期间，常书鸿的彩色铅笔画《木工》获康德铅笔公司速写绘画奖第一名。
1932年，常书鸿从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及纺织图案系毕业。其油画《G夫人像》作为毕业作品获毕业生作品第一名。同年8月，常书鸿参加里昂市保送巴黎学习公费考试，以第一名录取，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他的油画《怀乡曲》获里昂春季沙龙荣誉奖，《湖畔》获里昂1933年春季沙龙银质奖，由法国国家收藏。《病妇》获1934年里昂春季沙龙金质奖。在法国期间，常书鸿不但潜心学习绘画，而且对法国绘画的技法、风格、题材进行深入的研究，比较了西洋绘画与中国绘画，指出我们应该“洋为中用”。1935年底，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见到距当时已近30年的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偷盗、诈骗中国古代写本文书、经卷及佛教绢画时拍摄的敦煌莫高窟壁画、雕塑照片出的画册《敦煌图录》，他才第一次知道了在祖国内陆大漠深处有个地方叫敦煌。常书鸿可能第一次知道在敦煌的莫高窟保存着精美绝伦的古代壁画和雕塑。此刻，常书鸿为祖国的落后闭塞和国人的愚昧而羞愧，也为自己至今没有认识敦煌艺术而羞愧。常书鸿远涉重洋追求艺术的心被震撼了。他在问自己：我该怎么办？
1936年9月应教育部邀请，常书鸿载誉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教育部部聘教授，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造型艺术部主任。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祖国处于危难之中。1939年2月，国立艺专迁到昆明。次年，常书鸿离开艺专前往重庆。后去成都青城山等地写生，并先后在重庆、成都举办个人画展。
1942年9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常书鸿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任命犹如火星，点燃了常书鸿胸中向往敦煌，报效祖国，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之火。这火越烧越旺，烧得他只身离开重庆前往兰州，与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高一涵会见。高一涵带领常书鸿拜会了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甘肃驻军长官朱绍良、甘肃省参议会议长张维及历史学家慕少堂，取得了他们对在甘肃筹备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支持。
塞外苦寒，路途遥远，交通闭塞。去敦煌工作，被人们视为畏途。1943年2月24日，常书鸿终于带着招聘的李赞廷（原天水中学校长）、龚祥礼（国立北平艺专学生）、陈延儒（小学美术教员）、辛普德（会计训练班学生）、刘荣增（甘肃省公路局职员），一行六人，坐着一辆旧卡车向敦煌开拔。
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一行经过一个多月颠簸，终于到达敦煌莫高窟。眼前的一切都从零开始。常书鸿通过用人工刮、用水冲的办法，清除了拥住屋门的流沙。为防游人随意进窟和牲口啃食窟前树木，常书鸿雇农民在窟前修筑起了一道三里长的围墙。
常书鸿一行的到来，标志着敦煌莫高窟收归国家所有了。然而，大量的洞窟没门，洞窟内的壁画和塑像长年累月暴露在烈日和风沙袭击之下。常书鸿利用给达官贵人画像或用自己的作品换取给洞窟捐一合门。教育部的经费常常几月不能汇来，常书鸿只能靠向敦煌县政府借债度日。
白天的寂静，长夜的孤独，是常书鸿他们忠实的伴侣。唯有九层楼丁当作响的铁马铃声，向来人诉说着他们的存在。
常书鸿艰难地开拓着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事业。不久，他在国立艺专的学生董希文、张琳英、李浴、周绍森、乌密风、潘洁兹先后来到莫高窟，参加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由于专业人手增加，对洞窟内容、题记的调查和对壁画的临摹开始了。1945年，他们在重庆举办了临摹作品展览，以期国人关注敦煌，关注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
1945年7月，教育部下文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全所人心浮动，无所适从。此刻，摆在常书鸿面前的，是历尽千辛万苦开创的莫高窟保护、研究事业有中断的危险，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有散伙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