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会议余波未息。毛泽东从南宁回北京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主题仍是批反冒进。他说，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右派们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不远，“大概50米”。
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说：党的任务，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毛泽东将党的决议当成几个领导人的“错误”在党的会议上穷追猛打，证明他已把自己凌驾于中央集体领导之上，并极大地影响了党的高级干部对事物的判断。
同年3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仍然抓住反冒进问题不放，批评不止。在此会上，周恩来、陈云再次就反冒进问题进行了检讨。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从古今中外，纵横议论，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后来的历史证明，脱离科学、脱离客观规律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其结果只能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大行其道。
同年4月初，在武昌会议上他仍没忘记对反冒进问题给予批评。在这次会上，他给中国的干部制成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两顶“帽子”。
1956年以后，毛泽东把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当成几个人的“错误”，穷追猛打，使他周围的诤友、敢言之士远去了。
（五）
武昌会议之后，中国“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了。“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一厢情愿的虚幻的农业、钢铁的高指标层层分解，压向全国各地。到了收获季节，中原大地突然升起小麦高产“卫星”。人们纷纷叹为观止时，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奥秘。一时，“卫星”一颗比一颗灿烂，一颗比一颗放得高。一时，各种作物高产的“卫星”竞相升起。随着季节的转换，水稻、玉米、棉花、红薯的高产“卫星”都争先恐后地上了天。一时，人们发愁粮食没处放了，粮食吃不完了。中国大地处处豪言壮语，处处红旗飞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使中国人处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亢奋之中。人们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真理当成“迷信”来破除。人民公社化一哄而起，小社并大社，随意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队核算，一夜之间过渡为公社核算。穷过渡、共产风、穷富拉平、抽肥补瘦，平调风大行其道。公社实行食堂化，公社社员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吃、穿、住、行、生、老、病、死，一切生活全由公社包，似乎中国与共产主义社会仅一步之遥。
“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的喊声震天响。毛泽东为此发出谁耽误钢铁任务要给予党内警告、撤职直至开除党籍的决定。为完成1958年的钢铁任务，洋办法不成就来土办法。一时全国几千万人上山背矿石，上山砍树，炼铁炉、炼钢炉遍地开花，不计成本，不讲经济核算，非圆钢铁梦不可。一时间，各省各地州市钢铁捷报频传，“卫星”满天飞。到1958年年底盘点战果，钢铁方面的行家里手说那样拼命炼出来的“钢铁”不过是一些无法加工、无法派上用场的，既不能用于铸造又不能用于炼钢的废品。此时，那些在大跃进面前的清醒者，那些行家里手，都在心里说这是“劳民伤财”。
思维的惯性，使我们自信大炼钢铁，大干农业、大办工厂、大办公社、甚至大办文艺，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只要大搞群众运动，就会无往而不胜。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我们把事物的内部规律、经济法则当成“迷信”破除，当我们把人类多少年摸索出的科学技术经验当成“教条”破除，而使自己“思想解放”之后，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我们曾为之奋斗的事物中只能显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惨相。“以粮为纲”、“以钢为纲”，雷厉风行，大张旗鼓地上阵不到一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的比例已严重失调。农业物资、工业物资及人民日常生活用品全面紧张，而且望不到缓解的尽头。
正当很多人在按着毛泽东的调子跳舞，而一些人在察言观色、观察政治风向时，彭德怀上书毛泽东，义正辞严地指出目前经济困难，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困难的原因是我们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盲目煽起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之风所造成的。而其根本原因，是缘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张闻天也以一个学者的睿智，高瞻远瞩，淋漓尽致地陈述了大跃进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及它发生的原因。张闻天的发言达到了当时认识中国危机的最高深度和水平。他的发言中对搞经济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要进行经济核算，要学点科学技术，社会主义要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不能让各省区都搞自己的经济体系，企业要保证厂长对生产的指挥权，群众运动要适应生产的要求，党内要造成使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空气等等问题，言人所未言，有点破迷津、振聋发聩之力。今天，在历史翻过了旧的一页之后，我们重温张闻天当年的谆谆忠告，尤觉得它的确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张闻天毫不畏惧地表示了对“大跃进”的怀疑。他说：“许多事情，要等待时间来证明。毛主席就讲，要证明总路线的正确与否，需要10年时间。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到底怎么样，还要做起来看，要等待事实来证明，现在不要吹。”针对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多次说我们就是要好大喜功，张闻天说，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批判了“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动辄插红旗、拔白旗；张闻天则批评过去一个时期，几句话说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
针对党内民主问题，针对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关于提倡对党、对人民要有高度负责的态度，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不怕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离婚、坐牢、杀头，要坚持“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的信念和向海瑞学习的要求，张闻天认为，问题的关键是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不同意见的。能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忠而见逐，勇而不用。这是中国古今造成许许多多悲剧的根本原因。庐山悲剧谢幕之时，彭德怀被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职务，张闻天被撤销外交部部长职务，黄克诚被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周小舟被撤销湖南省委书记职务。
一时，“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满天飞。从上自下，层层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运动雷厉风行地展开。凡在1958年大跃进以来稍稍不盲目跟进者，不愿蛮干者，均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回首历史，如果庐山会议正视当时全国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正视全国已经出现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正视随着改变农村所有制给生产力造成的巨大破坏，我们就会有半年的时间改正失误，安排人民生活，渡过难关。然而，在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置于死地后，全国又掀起了更大的跃进高潮，向悬崖走去，向灾难走去，致使1959年后半年至1962年出现了全国性的饥馑。
（六）
建国前后，“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颂歌响彻中国大地。毛泽东在中国在世界的威望，全国人民对他的热爱、拥戴、敬仰，如日中天。就是在1959年到1961年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宁愿饿死，也没有发出丝毫怨言。他们总苦苦地期盼着。然而，“年年盼的快些富，年年穿的没裆裤”。20年过去，他们盼来的是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濒临被开除球籍的边缘。
难道在漫长的20年中，中国就无谔谔之士？就无大智大勇之辈？就无迷途知返之人？就无睁眼越洋看世界之众？
1957年千千万万人对民主、法制的呼喊，1958年千千万万人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质疑，1959年对盲目蛮干的批判，1962年对“三自一包”的提出，1966年千千万万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都说明，这一切尽管是力量不成比例的较量，但毕竟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对中国向何处去进行着思考。
毛泽东生前曾有过许多名言，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等。这些名言在那个时代被当作人们革命实践的准则。从5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来衡量，这些名言都是真理。但是到了晚年，他自己却背弃了这些名言。
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挥的是一个思想的法宝，导致人们不敢思想。思想即罪恶，成了人治得以继续的武器。睿智者变成了千人一面的芸芸众生。循规蹈矩者即使思想，也只能战战兢兢顺着一个思想去思想。这一切都最终导致了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思想的极度贫困。我们真不知这一段的中国思想史该如何写？
痛定思痛，我们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每一次政治运动的结果，都终止了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与探索。
邓小平时代，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资本主义发展四百多年总结的如何发展经济，如何积累发展经济的资金，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如何建设自己的国家的规律、方法、经验，应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并非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你建设资本主义国家能用，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也能用。然而，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却把这些共同的财富视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愚蠢地给它贴上姓资的标签。谁胆敢提起它们，就犹如触犯了天条，非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可。
宽容，对那些与自己有政治歧见的同志宽容，对那些与自己学术观点分歧的同志宽容，对那些曾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宽容，对那些做过错事说过错话的同志宽容，对那些有各种各样缺点错误的同志宽容，对那些并不反对现政权的前朝遗老遗少宽容。……过了多少年之后，我们就会为自己的这种睿智而欣慰，就会为当时被宽容的人终于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进步做出了贡献而欣喜。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历史证明，不同思想的交流，不同观点的存在，将催生智慧，凝聚力量。
时至今日，面对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失败和挫折，追究谁的责任已经没有意义。但是，“往者已已矣，来者犹可追”。当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回首走过的曲折道路，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说，这又是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