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人们说起那令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受难的时代时，还活着的当事者中有些人竟轻松地“哈哈”一笑，说“当时就那么个形势，有啥办法呢”？说此话时，这些人显然已毫不惭愧地原谅了自己。这些人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已何等缺陷。而后人会不断地质问他们：“你当时干什么去了？在那场悲剧中，你干了些什么？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当时有那么多人受罪，遭到残酷迫害，甚至丢掉了性命，你为何幸免？你为何幸存？”，面对严肃的血腥的历史，没有深深的自责和忏悔是不行的。——翻开现仍保存完好的罗列着每个右派分子的右派言论的单行材料，凡是正直的人，心情都是极为沉重的。他们直言抨击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以及敦煌县委在任用干部上表现的特权思想，他们对党的领导、国家体制的思考，至今都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尽管他们言词尖刻，甚至言语偏激，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剥去这些言论外面的棘刺去品尝一下，其合理的内核呢？回顾我们国家走过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崎岖之路，我们遭到的挫折、失败，不幸都被他们言中了。——他们年轻自负，桀骜不驯，血气方刚，直言国事，挥斥方遒。他们也曾富有学识，勇于思考。青年时代，他们也曾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熏陶。他们寄希望于打着“三民主义”招牌的国民党。但他们最后看到的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的垮台。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使他们的心中又燃起了国家从此将走向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理想的火焰。他们以百倍的热情奔走呼号发展人民教育，他们以忘我的激情，组织敦煌文教剧团，宣传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及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他们富有才华，编写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节目，满情热情地讴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他们看到新生的政权和自己崇敬的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看到革命队伍里钻进了形形色色的蛀虫时，他们大声疾呼，不顾个人安危。当革命的列车离开轨道时，他们被抛弃了，弃若敝屣，并被轧成了粉末。他们以自己人生的悲剧再一次印证了希腊格言“性格即命运”。——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江山易色、改朝换代之时，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抛弃前朝，依附新朝，改换门庭的痛苦过程。1949年以前，每一次的朝代更替，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巨大痛苦。而唯有这次新中国政权的建立，知识分子与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亲和力。因为“天下为公”、“三民主义”以及国家独立、民主、自由、富强只是一种美好的政治设想，而半个世纪的军阀混战、独裁腐败，民不聊生、百业凋零，已使他们失望透顶。新中国的建立，使他们欢欣鼓舞。在反右派斗争之前进行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都使他们拍手称快。而反右派斗争却使他们美丑难辨，坠入五里雾中。人们对某种事物爱之愈深，则对其存在的缺点恨之愈切。他们热爱这个政权。对之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们对一个地方、一个部门领导人的工作作风甚至对这个政权的大政方针提出一些意见、批评，怎么就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
——1957年前后，我们囿于“舆论一律”的“乌托邦”境界，在反右派过程中，开创了在人民政权下“思想犯罪”、“因言获罪”的先例。新中国建立后，敦煌的知识分子还在观望这个政权，还在认识、比较这个政权时说过的几句话，到1957年被人翻腾出来并牢牢抓住不放，内查外调不止，交代批斗不止。那几句话，就是留恋国民党政权，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十恶不赦的罪证。只要你是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只要你是三青团的区队长，不管你干了些什么，你就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我们的先辈啊，你们在那个时代，为什么如此缺乏自信和宽容？
——当新中国建立之初，人们欢呼，雀跃，向往，陶醉，用“走过黑暗、见到太阳”，用“翻身”、“解放”、“做主人”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对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政治制度，犹如原始人对许多事物充满着崇敬甚至膜拜。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需要不断完善、进步的过程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长河。那些敦煌的思想先驱者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稍稍提出一点质疑，对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县上大大小小的领导者稍稍提出一点意见、批评，一些人就讳疾忌医，将这些敦煌的思想先驱者视为异类、异教徒。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人家说的是否是事实，是否真的有道理，而首先想到是人家在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妄图使党下台，推翻新的政权，因此，就必然是大逆不道，必然是人民的敌人。于是，便对敦煌思想的先驱者施以钳口术，剥夺其人身自由，甚至置之于死地。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惯性思维。
以后的多少年中，对不断完善、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思考和探讨停止了。对社会主义的完善、革新，成了中国人思想的禁区。五四运动的成果之一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的解放和对任何事物的批评精神。让思想失去自由，妄想思想统一，“舆论一律”，最后导致的是思想僵化，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了不思想的懒汉，是人民的事业一个接一个的挫折和失败。
敦煌的那些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发表什么异端邪说。他们满怀激情地提出的仅是如何完整地、创造性地、结合实际地执行巩固新政权、建设新国家的大政方针；如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真诚地为这个新政权服务，贡献聪明才智；如何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如何纯正我们的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改进我们的工作。他们响应开门纳谏号召，披肝沥胆地进言，得到的却是一顶重如千钧的右派分子“帽子”或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都戴到头上的“双料货”。他们或被流放于穷荒极漠，或进劳改农场。几年之后，他们之中有的人已骨露沙砾。苦难的岁月熬过22年之后，幸存者也已饱尝人间辛酸，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那个时代，智者和勇者往往是孤独的。自1957年发端，迄至1958年底，所谓的“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的风暴渐渐平息之后，人们看到凡戴上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帽子”，或流放于荒野，或被赶出革命队伍的人，竟都是建国前后接受过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的青年才俊。上海第一医学院外科系毕业的韦其双，安徽医学专科学校毕业的于兴文，财政部西安财经学校毕业的张仲，甘肃财政学校毕业的韩廷玮，西安畜牧兽医学校毕业的王秦鲁，张掖农业学校毕业的马秉华、范积本，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史苇湘、孙德佩、李其琼，国立肃州师范学校毕业的张友仁、谌国祥、王振华，沈阳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毕可……他们都壮怀激烈地走上了1957年的祭坛。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视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之一。而1956年敦煌的在肃反、审干运动初始冒出了一个神秘的“五人小组”。这个小组以当时的县委书记为组长，以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及县委组织部长为成员，拿起朱笔大点生死簿。尤其到1957年、1958年，这个“五人小组”更以操持人们的生杀予夺大权为能事。他们依靠少数几个人，捕风捉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罗织罪名。这段历史证明，当权力没有制约和监督时，这种权力是可怕的。
——个人无法担当历史的责任，然而个人也不能对“历史原因”不负责任。个人存在于巨大的历史时空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历史的影响者。因此，我们既然有分享历史荣耀的权力，就有承担历史责任的义务。我们不能以目的来为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开脱。后来的历史证明，我们当初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且走向了愿望的反面。
——敦煌执政者自身文化素质的低下，导致了政治上的长期愚昧、幼稚、极端。看敦煌“五人小组”成员，几年的更迭，其主要成员一直是识字不多且毫无行政经验的农民。他们思想上的愚昧、短视、幼稚，极端，导致的是对知识分子和对教育、科学、文化知识本身的轻视、偏见乃至恐惧。
——在敦煌的那些受难者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走向苦难，走向死亡之时；他们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当时想干什么？自己当时干了什么？那毁掉自己一生的几句话难道当时不说不行吗？现在怨谁呢？怨就怨先人给了我们“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一腔热血啊！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上说：“革命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后来通过的决议中说：“我们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时间仅过去一年，毛泽东就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毛泽东已断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苦难的1957年，从另外一个方面警示后人：当我们陷入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以至神化党的领袖以后，当一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以后，当党和领袖失去监督以后，会给人民的事业造成多大的损害1
1957年的那场运动，几乎摧毁了中国人民的全部道德基础。今天，当中华民族复兴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进行之时，我们已感觉到这些道德基础被摧毁之后对整个民族的可怕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