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末。敦煌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剿匪支前，巩固新政权的事一件没完，新的政治运动又接踵而至，这使李正诗建校的事一搁几年。待到1951年春人们想起建校的事时，在赵兴德家暂放的木料竟不知去向。此事反映到五区人民政府，引起领导震怒，责令赵兴德修建教室与办公室。赵兴德迫于人民政府的威望，不敢怠慢，即靠自己的力量，想方设法修建教室和办公室。但当教室和办公室修建好后，五区人民政府却搬了进去，成了政府的办公场所。
此刻，该李正诗震怒了。他看到学生无处上课，自己苦口婆心捐修起的学校被区人民政府占用，气不从一处来，说：“共产党应该说话算数。”
在法制时代，批评执政党和政府是人民群众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力。然而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李正诗的这句极普通的话却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1956年寒假前后，李正诗任吕家堡学区负责人。1957年寒假，敦煌县委将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于敦煌中学进行“整风反右”运动。不久，李正诗在1951年因为新修的学校教室被区人民政府占用而说的那句话被翻腾出来，并被一些人上纲上线地分析。从此，李正诗开始了没明没夜被批判斗争的生活。在这次集中时，李正诗被指控为“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次在敦煌中学集中后，李正诗便卷铺盖回到了盐茶村老家。
从此，李正诗在农村成了阶级敌人，长年累月派给他的是最苦最累最重的活。晚上社员开会学习，他却必须去干堆坝、垫性口圈、修路的义务劳动。每到冬天，他必须去荒野中去给社员打柴。逢年过节，社员都可以休息，而唯独右派分子、阶级敌人李正诗不能休息，他必须无休止地去做义务劳动。每逢运动来临，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总要把李正诗拉出来“运动”一番，交代过去的“罪恶”，交代“改造”的成绩。对右派分子每年两次的评审，是李正诗挨打挨骂的关口。
1958年春，敦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在一些人的恶意煽动下，全县一时刮起“12级红色台风”。在吕家堡公社革委会门前，一些人将他的衣服扒光，用棍棒，用包着橡皮的钢丝鞭，用沙枣刺条，将他打得浑身是伤，头破血流。李正诗浑身都是沙枣刺钉的眼，三四天喝不下一口水。
1978年底，中共中央改正全国右派分子问题的批示传到敦煌。李正诗此时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什么时候给你戴右派分子“帽子”了？谁给你戴的右派分子“帽子”？你的根据何在？面对如此诘问，李正诗顿时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22年的屈辱，22年的苦难受过之后，竟没有一纸红头文件。1979年初，敦煌县委对李正诗的右派分子问题给予改正，恢复公职，安置他去肃州公社做管知识青年点的工作。随后调他去敦煌中学任学生食堂管理员。他任食堂管理员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账目清楚。
1982年秋，李正诗在食堂管理员任上逝世。
一句极普通的话，一句不是为自己的话，一句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的话，竟使李正诗蒙受多年苦难，改变了他的后半生。这种事情只有在那个特殊时代才会发生。
董家勤
董家勤，1929年出生，河北省静海县人。少年时，他随父去了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市）。他8岁人小学读书，13岁毕业后即考入新疆省第一中学。他在该校读至初二下学期，即于1946年随家迁居兰州。到兰州后，他在兰山中学补习英语数月，1947春考入陇右中学，此年夏在该校毕业。他曾参加张治中办的旨在推进新疆与内地文化交流，帮助抵兰新疆学生升学、就业的“天山学会”，在该会里进行过文化补习。
同年7月，董家勤未考入高中。他四处奔波，寻找出路。当时国民党到处宣传参加青年军复员后可保送上大学，并保证就业。参加青年军的优待条件使他动心，他即于1947年9月去天水志愿参加青年军206师，做上等兵。此时，董家勤乃是一位不晓世事的17岁的英俊少年。他憧憬着青年军兴时“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豪情。然而，此时的青年军已成为蒋家王朝的御林军，成为蒋介石打内战、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工具。董家勤在宝鸡入伍后，即随部队开拔至河南洛阳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青年军是抗战后期由初中以上的知识青年组成的，注重对战士进行思想教育。在洛阳期间，董家勤的脑袋就像一块从来没有耕耘过的荒地，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什么“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什么“戡乱建国”等都在他的脑袋里生了根。
194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洛阳。洛阳这个中华古都经过惨烈的战斗，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董家勤在此次防守洛阳战斗中脚部受伤，被解放军俘虏。这本是他走向光明、走向新生、走向人民革命队伍的机会，但是当解放军因他负伤而释放他之后，他却仍认为跟着蒋介石就是升官发财之路，让当地群众把他送到洛阳附近的国民党青年军野战医院。此后他被逐次转送泗水、丹阳后方医院。1948年10月，国防部预备干部管理局给他办理了复员证件。后因不能就业，便安排他去浙江嘉兴青年中学补习。当他去该校读书时，恰遇该校解散，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纵队。董家勤即入该纵队任准尉学员。
1949年4月，董家勤在浙江嘉兴参加了贾亦斌（蒋经国同学、20世纪90年代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领导的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纵队投向人民革命阵营的起义。此起义先天不足，缺乏协同配合，遭国民党部队围剿后瓦解。部分部队拉上天目山后，又遭轰炸、围剿，起义最终失败。董家勤此时又自动跑回嘉兴，仍回到预备干部训练团。同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董家勤随旧部队一路狂逃至广州。中国人民解放军如狂潮席卷，董家勤所在部队的残兵败将又向湛江逃去。行至恩平，董家勤又被解放军第二次俘虏。他被俘虏后，解放军将他释放。令他回广州。他不死心，仍向湛江狂逃。当听说湛江已经解放，无路可逃时，才被杨江军管会收容，送回广州。此时，他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百无聊赖之际，董家勤在1950年初辗转青岛、天津，回到老家兰州，帮助父亲管理米粮小店。在此期间，他对政权更替江山易手，蒋家王朝的死亡耿耿于怀。他站在极端个人利益的立场上，认为人民政权的建立砍断了他升官发财之路，与人民政权施行的许多新政都格格不入。在此期间，他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日记。在日记中，他对蒋介石集团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轰炸沿海城市评论道：“国共两党仍处交战状态，蒋介石轰炸沿海城市是应该的。”对新政权施行的各种宣传教育活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不会被融化的。”
1952年底，董家勤为找一个固定职业，考入中央财政部西安财政干部学校。1954年底，他在该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酒泉专员公署工作。1955年底，他被调到敦煌县人民委员会商业局做统计工作。此后两年，他仍断断续续写下了一些日记，对当时进行的许多政治运动和实行的方针政策写出了自己的看法。
1957年6月，敦煌县的反右派运动开展之时，已是全国反击右派进攻，给予迎头痛击之时。一些稍有点头脑的人，看着实在不行了，就东鳞西爪地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以应付。同年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于东街小学后不久，敦煌县委遂点名指令一些人交代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这一招，果然使他们圈定的那些人狼狈不堪。
董家勤并非等闲之辈，他是一位经过真刀真枪的战阵，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人。虽再三动员他大鸣大放，他就是守口如瓶，不鸣不放。实在逼急了，他就说一些张家的猪咬了李家的狗的事。然而，敦煌县人民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的几个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对董家勤突然袭击，搜查了他的办公室，搜出了董家勤近两年的日记，并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为我所需地“整理”一番，用大字报抄出，公布于众。此时，整风领导小组勒令董家勤老实交代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此时此刻，董家勤觉得自己没有退路了，只有缴械投降，坦白交代这一条路了。从10月30日到12月12日，董家勤写出了5份交代材料。他认为凡是他想过的，哪怕是一闪念的想法都应该向党交代。交代的越彻底就越有希望获得党的宽恕。因为他才28岁，人生的路还长。
他认为，“抗美援朝是多管闲事”。
他认为，在干部队伍中肃反是“旧事重提”。
他认为，“农业合作化没有优越性，不能刺激生产力”。
他认为，工商业公私合营“不能刺激经营积极性”。
他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只是文艺思想问题”。
他认为，“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在党中央”。
他认为，“普选不民主，是形式，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派竞选民主”。
他认为，“党在选拔和配备干部时，不应该过多地考虑政治标准，即不应该过分考虑本人的成分、出身。选拔干部重德轻才，今后应该量才取用。现在选拔干部不应该由上级确定，而应该是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
他认为，“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他国内政”。“我国各项建没事业中学习苏联经验是教条主义的死搬硬套”。“美国的一切都好，社会制度民主，科学发达，军事强大，苏联是赶不上的”。“斯大林的错误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民主造成的”。
董家勤无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在由仅识了几个字的人掌握人们生杀予夺大权的边疆小城——敦煌，董家勤的“认为”无疑是石破天惊，就像他给敦煌丢了一颗原子弹。时过半个世纪之后，抗美援朝对现代化中国的影响仍令许许多多的政治家、史学家思考。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果以及是否是当时必须走的唯一道路，都值得后人思索。“三害”的根源在哪里，仍是我们探讨的一个问题。在选拔和配备干部问题上，人们探索了几十年，走了许多弯路之后，仍在摸着石头过河。至于“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学习苏联是死搬硬套的教条主义”、“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等真知灼见，已为历史所证明。
然而在那个时代，董家勤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对当时大政方针的质疑，对人们盲目信从的否定，却为自己铺就了通向死亡的阶梯。他交代的一切，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的证据”。
1957年12月10日，敦煌县人委整风领导小组整理撰写的《董家勤单行材料》中说，董家勤“确属坚决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建议行政上给予开除处分并交法律部门依法惩办”。
1957年12月11日，敦煌县人民检察院给敦煌县公安局下达逮捕董家勤的决定书。此决定书指控董家勤“自参加革命后对我党仇恨在心，一贯地坚持反动立场，敌视人民政权和党的各项政策。在整风鸣放开始后，以为时机已到，同全国右派分子遥相呼应，大举向党进攻，污蔑和反对党的人事制度，对肃反运动和新社会制度一贯仇视不满”，“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和第十条之规定，已构成反革命罪，故批准逮捕”。次日，敦煌县公安局将董家勤逮捕入狱。
1958年3月20日，中共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批准将董家勤定为右派分子。
同年5月24日，敦煌县人民法院[58]刑字第148号刑事判决书指控董家勤“解放后仍不痛改前非，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与人民为敌。混入革命阵营后，虽经党多年的培养和教育，其反动立场还未放弃，时刻图谋待机反党反人民。更恶劣的是趁党整风之机，被告认为推翻共产党的时机已到，大肆向党进攻，侮辱、咒骂社会主义制度，妄想蒋介石卷土重来，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特别是解放以来，被告的反动日记足以证明其反动罪恶活动。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制度，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及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处被告董家勤有期徒刑16年”。
1959年3月18日，董家勤在玉门饮马农场第三分场死亡。此年他30岁。
日记是个人的生活记录，思想记录，属个人隐私之一。董家勤的日记里，即使有许多不合当时时宜的思想，他也没将这些思想付诸行动，自然也就没有危害这个社会。在现代社会，思想是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由之一。然而在那个时代，思想有罪。后来的中国历史证明，思想有罪，最终导致人们思想的僵化，思想的贫困，整个民族都不思想了，大家都变成了思想的懒汉。在众目睽睽之下，交代出思想，应该意味着一个人对党对人民的信任。然而，把这些交代出的思想认定为“罪恶”，并将这些思想作为定“罪”的证据，无疑是践踏了真诚。从此之后，谁还愿意说真话？谁还敢说真话？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当假话、欺诈、坑蒙拐骗充斥这个古老的国家，已危及到这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危及到这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我们又开始呼唤诚信。这就是我们的先辈在上个世纪50年代把真话、真诚当成“罪恶”之后，今天的后人所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
1979年3月29日，敦煌县委对已死去20年的董家勤的右派分子问题给予改正。同年5月11日，敦煌县人民法院撤销该院1958年5月4日给董家勤16年徒刑的判决。
董振堂
董振堂，河南省灵宝县人，兰州卫校毕业后分配来敦煌县卫生院工作，任医士。1957年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回家。1961年9月28日经敦煌县委第113次常委会议讨论批准，摘掉董振堂的右派分子“帽子”。
沈英
沈英，1931年出生，敦煌县肃州乡板桥村人。旧社会，沈英家有几十亩薄地，父母辛勤耕作，日子过得紧紧巴巴。1947年秋，沈英从西高台庙初级小学毕业。那时的敦煌，教育落后。所谓“初级小学”即这个学校仅设有四个年级。学生上完四年级就算“初小毕业”了。学生要继续读五六年级，就必须到敦煌城的完全小学去读。然而，乡村的一般人家是很难把娃娃送到敦煌城的小学就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