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张友仁对给自己的判决进行上诉。当时的法院院长王爱对他的上诉给予了极大关注。同年8月，敦煌县人民法院批准张友仁保外就医，他出狱后到家乡杨家桥村接受监督劳动。
1979年6月5日，敦煌县人民法院发出刑事判决书，宣布撤销1958年对张友仁的判决，宣布张友仁无罪，并发生活补助费200元。
同年8月，中共敦煌县委对张友仁的右派分子问题给予改正并恢复其工作，安置在敦煌艺术团工作。
1986年5月，张友仁退休，后撰修成《敦煌戏曲志》。
1998年4月，修竣于1942年的《重修敦煌县志》原稿意外地在敦煌市档案馆被发现。敦煌市人民政府即成立《敦煌县志》（道光志）、《重修敦煌县志》校注出版领导小组，聘请张友仁参与两志的标点、校注、补遗工作。前后两年时间里，张友仁孤灯清影，面对黄卷残稿，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使两志修订稿竣，得以出版，与敦煌父老见面。中共敦煌市委、敦煌市人民政府为此特颁奖状并发给奖金。奖状中说：“张友仁同志在整理、校注、出版《敦煌县志》、《重修敦煌县志》工作中，孜孜不倦，殚精竭虑，成绩卓著……”他笔耕不辍，还撰写了多篇新中国建立前后敦煌变迁的文史资料和民俗资料。
近年，他老当益壮，再跨征鞍，又参与了《敦煌民俗》一书的编写。
张友仁的后半生岁月，是不断为敦煌文化建设做出新贡献的岁月。
（作于2003年7月）
杨玉鲜
杨玉鲜，生于1928年12月，山西省平鲁县韩家村人，贫农。他从9岁开始就给家中背煤。12岁到16岁，他在煤矿背煤挣钱养家，农忙时在家做农活。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向华北进犯，山西大部分沦陷。杨玉鲜先后参加村里的儿童团、民兵、武委会，投入伟大的全民抗战的行列。其时，韩家村里设有八路军的一个兵工厂，杨玉鲜就在该厂造地雷、手榴弹。1946年10月，杨玉鲜参加了八路军，在三旅特务团新兵营当通讯员。翌年，他改任雁门游击大队通讯班长。同年3月，杨玉鲜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他18岁。
1948年3月，解放临汾战役打响。杨玉鲜当时在三旅特务团的一个营部当通讯员。一次战斗中，某连队在前沿进攻受阻，指挥所决定立即停止攻击，并先后派出两个通讯员去送命令。但均遭到敌人猛烈炮火阻拦，命令不但没有送到，两个通讯员也都牺牲在半路上。此时，又派杨玉鲜上阵地送信。当时，杨玉鲜头顶上炮弹呼啸，脚底下子弹“嗖嗖”，他舍生忘死，不顾一切，终于冲上阵地，将命令送到，避免了硬攻的重大伤亡。战后，部队给他记了一等功。
临汾打下后，我军乘胜前进，于同年8月包围了太原。当时，首长看杨玉鲜勇敢、机智，选他当三军八师二十三团政治部主任的警卫员。当时，太原攻坚战还没有打响，守城敌人不时地向我军阵地打冷炮。一天，副团长正在战壕中看报，忽然一颗炮弹落在附近，但没有爆炸。杨玉鲜眼明手快，当即将炮弹扔远，并急喊副团长进战壕避弹。说时迟，那时快，第二颗炮弹又在他们附近爆炸，将他和副团长炸伤。为此，部队又给他记一小功。
太原解放后，杨玉鲜所在部队过了黄河，在陕西富平与宁夏马鸿逵的部队接火。此时，杨玉鲜仍是团政治处主任的警卫员。当时，敌人占据一座土山，严密防守，我军要坚决拔掉这颗钉子，两军战斗异常激烈。通向前沿的电话线被炮火炸断，指挥所与前沿联络中断。首长派出两个通讯员骑马去送信，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于是，命令杨玉鲜上阵地送命令，并在回来时要找回牺牲的通讯员带去的信，以防泄密。杨玉鲜立即骑马冲过炮火，冒着枪林弹雨，将信送到前沿部队连长的手中。连长看着杨玉鲜送来的信，望着如此勇敢的战士，激动地哭了。他回来的路上，硬是在一位通讯员被打飞的“帽子”里和另一位通讯员的嘴里找到了那两封信，圆满完成了任务。战后，部队给杨玉鲜记了一大功。
1950年9月，杨玉鲜进了三军速成中学学习。1952年他从该校毕业后分配到一军干部学校任文化教员。1953年，他到西北空军青海玉树飞机场任副政治指导员、组织助理员。
1953年8月，兰州航空站对杨玉鲜的鉴定是：“该同志参军七年来，思想稳定，能服从组织分配，对上级指示的命令执行认真，能克服困难，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自己的缺点能作检讨，发现别人的缺点，能大胆地提出批评或进行个别谈话。学习文化努力，并能督促别人学习。搞社会工作热心，曾受过首长表扬。能团结与联系群众，经常了解慰问部队附近军烈属。工作责任心强，积极负责，踏实，发现问题能及时处理。在上级具体指导下能完成一般具体工作任务。”翌年5月，西北军区兰州航空站干部处对杨玉鲜的鉴定是：“工作积极认真，有魄力，接受新事物较快，如不论做会计、代理副政治指导员，均有一定成绩。能虚心钻研，努力学习业务。批评与自我批评较开展，在会议上能认真批判一些问题。对作息时间遵守较好，并帮助别人。”
杨玉鲜纯正的出身，战斗的历程，显赫的功勋，良好的鉴定，都应该能使他今后的路上铺满鲜花。然而，等待他的却是长达18年的蒙冤之路。
1954年5月，杨玉鲜转业到甘肃省花纱布公司兰州市公司人事科做保卫工作。后，他又被调到武威花纱布公司工作。此时，公司领导要他当会计。他因在玉树飞机场目睹了“三反五反”运动中一位主管财务的连长被批斗威逼后用炉棒将自己捅死的惨状，遂向领导表示他不愿意当会计。但他抗了几天，仍不得不当了会计。
1957年3月，杨玉鲜又被调到张掖花纱布二级批发站。他到站后，即参与了站上的审干肃反工作，长时间外出调查他人的历史问题。此时，站上领导号召群众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他外调回站后，即听到群众提出的许多关于站上领导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问题。经历过革命战争烽火锻炼的党性，深信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的威力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使杨玉鲜如实地向站领导汇报了群众提出的种种问题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杨玉鲜的汇报犹如阳光，使站领导的种种问题暴露无遗。此时，杨玉鲜天天忙于整理在大鸣大放中被内定为重点人物的人的言行材料。在整理这些人的言行材料时，领导表现出的无限上纲的做法使他厌恶。他坚决反对领导要求他给一些同志添油加醋、罗织莫须有罪名的做法。他认为那样做是伤天害理的，是不实事求是的。杨玉鲜所表现出的正气，使那些心里有鬼的领导感到不寒而栗。他们觉得杨玉鲜威胁到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不时散布杨玉鲜汇报群众反映的种种问题是拉拢群众，是想自己当领导。他们进而给杨玉鲜戴上“落后群众的代表”和“反对党的领导”的“帽子”。
当党和人民的权力一旦掌握在心术不正的人手里时，这种权力是可怕的。1957年6月，张掖花纱布二级批发站的领导对杨玉鲜说敦煌花纱布公司没有领导，组织决定让他去担任领导。为了照顾他，让他和妻子储玉花一同去。杨玉鲜夫妻二人到敦煌一看，那里的敦煌花纱布公司不缺领导也不缺干部。他们遂被分配到敦煌人民银行工作。此时，整风动员报告已经传达，人民银行的大鸣大放也正煞有介事地进行，但缺乏冒尖人物。为此，银行领导甚为焦虑。杨玉鲜新来乍到，既没大鸣也没大放。正在此时，张掖花纱布二级批发站罗织的关于杨玉鲜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寄到了敦煌县人民银行。银行领导得此材料，如获至宝，即向运动积极分子们暗暗抛出了杨玉鲜的全部“罪行材料”。那天早晨，杨玉鲜到银行上班，看到满院贴着揭发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大字报时，如五雷轰顶，惊呆了。他的双腿像灌满了铅，站在院内呆呆地望着那一张张写满谎言的大字报，思索着自调入张掖二级批发站又到敦煌的前前后后，才意识到他今日最终被推人陷阱，是那些领导设计好的。此刻，他终于看清那些领导的鬼蜮伎俩。
在那视生命如草芥的年代，杨玉鲜的命运被肆意地捉弄着。他被批斗后才几天，即被宣布开除党籍。又不过十天，敦煌县人民银行领导即在职工会议上宣布开除他的公职，并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送黄墩子农场监督劳动，每月领18元生活费。当时，他的妻子储玉花仍在银行上班并带着女儿。杨玉鲜从黄墩子农场回城后，城关镇熊镇长安排他到搬运社劳动，使他有了落脚的地方。不久，敦煌县人民银行指控储玉花有贪污行为被开除公职。此刻，敦煌之大，已无曾为这个政权出生入死而从16岁就投身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杨玉鲜夫妇的立脚之地了。夫妇俩强忍着被双双抛弃的痛苦和泪水，离开敦煌，回到山西老家平鲁县韩家村。
尽管杨玉鲜是经受过战火考验的功勋战士此时却遭受着一些人的白眼和歧视，遭受着全家人常以野菜充饥的困苦。他强吞屈辱，抚着伤痕，昂首做人。在公路建设工地，他写标语搞宣传。在村里，他编写文艺节目，组织演出他的才能得到平鲁县有关部门的注意，遂决定调他到县里工作。但是敦煌证明他右派身份的文件到达平鲁县，使他的命运转机泡了汤。
无情的岁月在的悲愤中逝去，他蒙冤受辱的日子似乎望不到尽头。18年之后，1979年10月，中共敦煌县委关于改正他的右派问题并要他回敦煌的通知寄到了他手里。村里的乡亲们说：“你九死一生，今日出头的日子到了。”然而，地阔路长，关山难越，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到敦煌去的路费又在哪里呢？他拿上卖了一头小猪的30元钱，背上一大袋洋芋做口粮就上路了。他不敢用那点钱买火车票，只能买站台票混上车。列车工作人员听说他是去敦煌落实政策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多坐一段。到了酒泉，他找到他的战友——曾任敦煌县长、现任酒泉行政公署财政局长的张福生求助。张福生出面让银行给他借了20元钱，才使他到达敦煌。
在敦煌人民银行，杨玉鲜坚决否认他是右派分子的申辩使银行领导不知所措。然而，查遍了档案，竟始终没有找到开除杨玉鲜党籍、公职并给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的批准文件。敦煌县人民银行后又派人去张掖查找，亦无所获。今天，笔者一次又一次阅读敦煌市档案馆所存杨玉鲜的档案，自然也没有见到上述批准文件。据历史文件证明，将某人定为右派分子须经中共张掖地委批准，将某人开除党籍须经中共敦煌县委批准，将某人开除公职须经敦煌县检察室批准，并且应有文件下发。而决定杨玉鲜命运的3个文件在他的档案里竟都没有！那1957年敦煌县人民银行的领导又是根据什么宣布开除杨玉鲜的党籍、公职并给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呢？难道是银行领导自己决定的？
1979年2月20日；中共敦煌县委下文对杨玉鲜的右派问题给予改正。此文中说，给杨玉鲜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是根据张掖二级站转来的“错误材料”决定的。
杨玉鲜的没有批准文件而实际戴了18年的右派分子“帽子”摘去后，时任敦煌县委书记的林致中深为杨玉鲜的悲惨遭遇感到内疚和不安。他对我们党的一些人如此轻率如此不负责任地对待一位久经战争考验的同志深感遗憾。有一天，他将杨玉鲜请到办公室，郑重地说：“老杨，你是共产党员，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对党一贯忠诚，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1957年给你戴右派分子‘帽子’纯粹是个冤案，冤了你18年，原谅党吧！”
杨玉鲜的右派分子问题改正后，留在敦煌县农业银行工作。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他一如既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
韩廷玮
韩廷玮，生于1932年，甘肃省华亭县安口区人，家庭成分为工商业兼地主，个人出身学生。土地改革前，他家有陶瓷厂房1处，瓷窑3座，土地100多亩。韩廷玮9岁进当地小学读书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东西交通中断，安口镇所产瓷器一时畅销西北，他家瓷窑生产供不应求。他父此时任安口镇瓷煤业工会主席。1946年秋，他小学毕业考入华亭县初级中学，他父此时任华亭县参议会议员。韩廷玮考入华亭县初级中学时，实龄13岁。开学不久，祖母去世，他回家奔丧1个多月。在此期间，他所在班级集体填表参加了三青团，他的名字也在其中。韩廷玮家庭殷实，自小娇生惯养，好逸喜娱。他在《自传》中自责属“纨绔子弟”。他年龄小，对参加三青团的“学习”、“开会”之类活动不感兴趣，更不知什么是党派政治。1947年冬，甘肃省教育厅派华亭人王景基来校借督察之名活动竞选“国大代表”，遭到校长马云海拒绝。王即勾结华亭县袁县长将马校长撤职。此事引起学生众怒，即请袁县长来校挽留马校长，袁不干，遭学生殴打。后平凉专署来人处理“殴打县长学潮事件”，韩廷玮在此学潮中亦属“激烈分子”，故受到校方记大过处分。后他又与同学翻墙去看戏，学校遂将他开除。1947年9月，他转入平凉县高平中学。同年秋，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此时，韩廷玮对重新登记加入国民党的历史问题没有深刻记忆。其岳父是他上小学时的老校长，在当地以“名士”自居。他也以岳父为自己的偶像，常以“清高孤傲”自许。
1950年春，高平中学与平凉中学合并，韩廷玮即转入平凉中学。同年7月，他从该校初中毕业后考入该校高中部。1951年8月，他与许多同学一同考入设在兰州的甘肃省财政学校。1952年2月，韩廷玮与同学们去陇西县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的锻炼，1952年10月他从该校毕业，被派遣到敦煌，分配到县人委财政科任总会计。
韩廷玮在当时的敦煌干部中是少有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他觉得他在中国古典文学、诗词方面与敦煌的社会贤达任子宜有共同语言。新来乍到的两年，科里的同事常常下乡，他却留在办公室办理业务。有时为配合中心工作，他也常被派往各乡工作，这使他看到了基层的情况。随着1954年肃反、审干运动的展开，由于其家庭成分、个人历史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加之选拔领导干部时非工农干部不举，韩廷玮终于意识到自己并不被敦煌县委信任。他对人说：“像我这样的人，没什么政治前途了。好在有一份工作，当个党外人士，也逍遥自在。”他与秦学仁、窦禅父拉起一支县人委的篮球队，一时这支篮球队成为敦煌劲旅。他驰骋在篮球场上时，似乎忘掉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