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蹇时乖，童契文接受“劳动教养”的地方竟是时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每当谈起仍毛骨悚然的人间地狱——酒泉夹边沟农场！1958年10月23日，张掖专员公署给夹边沟农场一纸公函：“兹有严显等二人已经专署批准劳动教养，请接收为荷。名单：严显，系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童契文，系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
在此函中，笔者看到“名单”中“严显”的名字用红铅笔请轻轻划去了。多么重的轻轻一笔啊！就这轻轻一笔，建国后曾任敦煌县文化馆馆长的严显逃脱了死亡的厄运，等来了1979年对右派分子问题的改正。
从“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登记”得知，童契文于1959年1月14日到达夹边沟农场。在这张他自己填写并盖有私章的表上的“对错误的认识”一栏中，童契文写道：“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存在抵触情绪，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如果不彻底进行改造，将永远自绝于人民。”自虐，说违心的话，言不由衷，是此时此地的童契文唯一的选择。他望着先后从敦煌来到夹边沟的敦煌中学教师居浩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青年画家毕可、敦煌邮电局职工金文才……顿时一种形单影只的感觉向他袭来。此时的他犹如是一个被丢弃在沙漠深处的旅人，一望无垠的沙漠横在他的面前；犹如是一棵无助的飘蓬，被风暴刮到这块充满死亡恐怖的夹边沟盐碱滩上。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站在悬崖上，再不回头，就将跌入万丈深渊。此刻，他怀疑自己当年的一些思考是否真的错了。他已感到“如不彻底进行改造，将永远自绝于人民”。如何彻底改造？在夹边沟唯一证明你彻底改造的，是望不到尽头的摧残人的重体力劳动和忍受饥饿。
夹边沟农场，位于酒泉市肃州区东北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片盐碱沙荒地上。从1957年10月开始，在那里羁押了甘肃省级机关、大专院校及各县市因言获罪的极右分子三千多名。因超强的重体力劳动摧残，长达数年的饥饿，至1960年10月中央纠正甘肃省委张仲良的极左错误，令其将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不管摘了“帽子”的没摘“帽子”的全部返还原所在单位休养时，得以生还者才几百人！
童契文到夹边沟后的命运如何？
从保存至今的夹边沟农场1959年7月26日的《劳教人员奖惩审查登记表》里，笔者看到童契文此时的所在单位是第二基建队二分队挖硝小组。在“奖惩事实”栏里写着：“思想表现进步，对错误有认识，能安心改造自己，表现在劳动上一贯踏实，从不叫苦。运肥中坚持抬双筐，并未积压。工作中肯动脑子，与刘绳正研究摸索出一套工作经验，提高了工作效率。担任小组统计，按时统计汇报，得到分队统计的赞扬。在石膏山挖石膏时，每天都能完成任务并且担任统计，每天都能搞得很清楚。”在这张表的“队部研究意见”栏里用红笔写着：“给予表扬”。
从同年11月24日的《劳动人员鉴定表》里知道，此时童契文已调入夹边沟农场米面加工厂。在这张表的“所在单位对该人悔改表现的鉴定意见”栏里写着：“该童对错误能认识深刻，能有决心改造自己，劳动热情，干劲大，认真负责。对党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化能以实际行动响应、拥护。但工作主观性强，有热冷病，自由主义较严重。人们意见评为二类。”
由上两表使笔者知道，童契文怀着希望，竭尽全力在改造自己。他能够获得管理人员上述评价，实属不易。
1959年以后，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及随意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等一系列错误，导致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全国饥馑。此长达3年的饥馑，甘肃尤甚！河西尤甚！右派分子集中的夹边沟农场更甚！
1960年11月23日，童契文在夹边沟农场死亡。他的死因，在现存的“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死亡报告单”里有这样几项记载：
姓名：童契文。
死亡日期：1960年11月23日。
死亡原因及诊断处理经过一
病症：心脏病、肺结核、浮肿。
主诊：全身疼、咳嗽、气短、乏力、头昏、咯血、夜间出盗汗、行动困难、心慌、心跳。
既往史：肺结核、风湿性关节炎。
现病史：咳嗽、胸痛、咯血、心跳、心慌、头昏、乏力、行动困难、四肢麻木、周身发冷、夜间出盗汗、不能入眠。
检查：身体消瘦严重，面黄，带重病容，面部浮肿，心音弱而间歇，二尖瓣有收缩期杂音，肺呼吸粗糙有落音，四肢肌肉消失，入冬后病情更加严重，卧床不起，烦躁不安，人事不省，经急救无效而死亡。
治疗：强心剂、抗痨剂、营养剂。
从表格到各栏所填写的内容，全部是刻印的。此表盖有医生陈造堂的私章，盖有“甘肃省地方国营夹边沟农场”的公章。在此表的“勘察机关”栏里盖有“酒泉市人民检察院”的公章。
时过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笔者久久凝视这张童契文的死亡登记表，心情沉重，感慨尤深。在那个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的时代，在那个饥饿的年头，在那个人间地狱——夹边沟农场，医生陈造堂作为医生的良心没有泯灭。在他签名盖章的童契文死亡登记表里出现了“浮肿、头昏、乏力、身体消瘦严重、四肢肌肉消失”等字眼。他隐隐约约地告诉了后人童契文在夹边沟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笔者是在此文写成后，由原《甘肃日报》编辑、曾是右派分子的和凤鸣著的《经历——我的1957年》才获知，这些“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死亡报告单”是夹边沟幸存的右派分子释放和农场解散后留下的医务人员填写的。
长达五六年的思想忧郁，导致童契文患上肺结核病。长期的重体力劳动的摧残，长期的非人的生活条件，长期的极度饥饿，使得童契文的肺结核病更加严重，以致加速走向死亡。
从《夹边沟记事》的作者杨显惠关于该书的《创作手记（代跋）》一文得知，“1960年9月，夹边沟的劳教分子除了瘦弱不堪者之外，全部迁移到高台明水乡开荒。三个月后——1960年12月，中央纠正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抢救人命，遣返劳教人员（不管摘了“帽子”的没摘“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返还原所在单位）。此时夹边沟农场苟延残喘者一千一百人。”从杨显惠的这段记载，笔者可以推断，1960年9月，童契文已属“瘦弱不堪者”之列，没有去高台明水。而1960年12月，中央纠正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抢救人命，遣返夹边沟尚存的全部劳教人员的命令执行前7天（笔者假定此决定12月1日开始执行），童契文死了。此年，童契文43岁。
他在望见了隧道尽头的亮光时死了！他背着“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罪名死了！他在自己的历史被颠倒后死了！他抱着“自己的历史有污点，但没有罪恶”的不屈信念死了！
当全国经历了3年的大饥馑之后，当幸存的人民从饥馑中挣扎过来之后，一些人漠视人的生命、漠视人的基本权力的“左”病仍是痼疾。
1963年11月23日，中共酒泉地委以酒发（63）572号红头文件下达《关于劳动教养人员童契文清理结论的批复》。此件的全文是：“中共敦煌县委：你县来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人员童契文的清理结论，经地委1963年11月23日常委会议讨论，根据对其复查的情况，同意对童契文原定性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处理不予改变。”
（作于2003年4月）
吴国泰
吴国泰，甘肃敦煌人，生于1924年12月。他兄弟四人。大哥吴国兴在敦煌商号德兴隆药店当店员，二哥被马仲英抓兵去新疆后杳无音信，三哥给敦煌商号申联奎当店员。他为老四。
吴国泰先后在敦煌女子小学、李氏私立小学、东街小学就读，于1939年秋高小毕业。1940年春，他考入设在酒泉的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边疆学校肃州分校（简称“政分校”）。后该校改为“国立肃州师范学校”，隶属中央教育部。1942年10月，他在该校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翌年，他从该校初中部毕业后，考入西安兴国中学高中部就读。1944年6月，河南战事吃紧，汤恩伯在日寇进攻面前一败涂地。此时，吴国泰逃到兰州，插入兰州大学附中就读。1946年，他患病休学，回到敦煌，先后在东街小学、第三小学任教，曾任教务主任、校长及三青团区队副。
吴国泰思路敏捷，做事干练，为人正直热情，甚得敦煌县长邹炎僧、鲁玲、程晖（敦煌中学校长）及县政府秘书刘建威（据说也是“军统汇报秘书”）的信任。1948年2月，他被甘肃省教育厅任命为敦煌县政府督学。从此，他时而奔走于四乡六隅，巡视、检查各学校教学和儿童入学情况，解决各学校提出的困难；时而深入当时在建的四座乡村小学工地，督促工程进展，动员各区乡富户为学校捐钱、捐粮、捐木料；时而关注城内各校的设施扩充和人事纠葛的协调。为了解决乡村各学校工资无着，每年年底教师背上口袋由保甲长领着挨门挨户催要薪粮的困难局面，他与当时的教育科长胡宝镜、县参议会议长祁鉴、副议长宋荣等促成敦煌参议会通过了乡村教员薪粮附加在田赋粮中同时征收的决议。为了减轻学生家长负担，杜绝从上海、兰州运来教科书、文具、纸张的层层盘剥，他建立了敦煌教育供应社。为了交流教学经验，提高办学质量，在县长邹炎僧、教育科长胡宝镜的支持下，他任干事，组织全县小学教师举办了为期一月的“敦煌教育研习会”。为反映各学校的动态，便于交流情况，他主编、发行了《敦煌教育通讯》。在他督学任内，新建的4所乡村完全小学于1949年秋竣工。这一切，都是在解放的炮声离敦煌愈来愈近的时候完成的。此刻，吴国泰及敦煌教育界同仁似乎是在为敦煌教育奠基着一切。这证明吴国泰等敦煌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追求，已融进他们的血液中。
1949年5月，敦煌县长鲁玲指派吴国泰兼任“敦煌县自卫总队部”政工室少校政治主任。其实，所谓的“敦煌县自卫总队”，是解放战争爆发以来历年从全县抓来的壮丁中留的三四十个农民组成的。他们名义上是“保境安民”的“地方武装力量”，实际上的日常工作不过是上街吆喝商号扫街洒水，跟随县长、政府科室人员下乡催粮催款，壮胆挡狗而已。吴国泰此刻的头衔虽然是“少校政治主任”，但“敦煌县自卫总队”不过是个“影子部队”。他既没去那个总队部视事，也没见过自己的办公桌，更没见过一支枪。同年6月，他又奉县长鲁玲之命，参加“邮电检查组”，去了敦煌邮电局几次，看有没有从解放区来的信件。
1949年9月，敦煌解放后，吴国泰被人民政府留用。随后他患病请假，离开了工作岗位。1951年5月他到东街小学任教，曾任教育主任、副校长。接着，他经历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农业合作化等运动，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希望。
“山雨欲来风满楼”。难忘的1957年的春天，是敦煌知识分子浮躁不安、乍暖乍寒的春天。吴国泰勤于思考，多年来养成了关心时事，每天读报的习惯。看到从同年6月初开始，《人民日报》频频发表猛轰“章罗联盟”、储安平、葛佩琦的批判文章，吴国泰敏锐地预感到这场自己这样的小知识分子们琢磨不透的政治运动，必将波及敦煌。吴国泰记得，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罗隆基以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常常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国民党反动派拿他没办法，就污蔑他为“领卢布的罗隆斯基”。
同年6月，中共敦煌县委礼堂召开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连涛主持座谈会。当时，校长谌国祥去出席座谈会，吴国泰作为副校长在家主持校务。
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犹如不时袭来的胎动，使吴国泰的心几天来总是关注着与学校仅一巷之隔的县委礼堂里召开的座谈会。有一天放学后，他主动跑到会上听会。神圣的责任感、使命感竟驱使他要求发言。在得到许可后，他这未被邀请的代表竟发表了意见。他说：“党外鸣，党内也应该鸣。从县委黄书记开始，都应该鸣。单纯的让党外鸣，党内不鸣，就容易把党内看成是行帮的人了。”
他说：“地委赵书记说，河西地区宗派主义不大。我不同意这种估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执行中有问题。党团员官势大，自认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比人高一等。非党团员也不见得就不如党团员。党外人士同样也愿意同甘共苦，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我认为党内外人士不能见心就形成党团小宗派。”
他说：“积极分子是好，但不要形成霸头。”
他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共产党提出的，是有巨大意义的，也是令人高兴的。这是长期的方针，那当然是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共存。‘互相监督’也必然是党与非党双方面的事。可是实际工作中，一般党员对此认识不足，非党员对此也很模糊。因此，我认为党对党团员、非党团员都应该加强教育工作（当然不是放弃党团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其正确认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样做，有利于大团结。”
如果当时我们还有一点实事求是之意，那就不会指控吴国泰的意见是“得意忘形，歪曲事实，向党射出一连串毒箭”。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吴国泰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认识，无疑是对中国民主进程路途漫漫的真知灼见。但是，当时就有人说吴国泰抢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给自己戴上。
同年暑假，中共敦煌县委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于东街小学进行整风学习，大鸣大放。不几天，即点名让吴国泰交代反党活动，对他进行批判斗争。此时，有人言辞凿凿地提出了“月牙泉会议”与“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对一些人臆造的这个问题，无论吴国泰怎样实事求是地交代当时的情形，总不得要领，南辕北辙。后来他才猛然醒悟，所谓的“月牙泉会议”、“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罪名早已先入为主地罗织就绪，罗网早已张起，你没罪谁有罪？你不入网谁入网？此时，吴国泰最后绝望了。承认他们罗织的罪名，钻入他们编织的罗网，是自己解脱这种天天挨斗挨批、夜夜检查交代的不死不活的日子的唯一办法。
吴国泰交代，自己“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用隐蔽的办法，做着反党反人民的事。假装积极，骗得同事的一时信任，将自己选为优秀教师。”
关于“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集团”，他交代：“背地里在敦煌县文化界结成了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集团。这个反党集团是有纲领、有计划的。它的最低纲领是在敦煌把持文教界的全部领导权，配备骨干分子，打击排斥党团员、积极分子。这个集团的最高纲领是在全国文教界全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共产党政权，配合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使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平分秋色，与党分庭抗礼，走资本主义道路。”
关于参加“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吴国泰交代：“文教科科长李森夫是总头目，下面敦煌各小学的校长、副校长、教育主任都是这个反党集团的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