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当敦煌县委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当全县人民还在忍受饥饿之时，他们的头脑稍稍冷静了一点，给韦其双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63年，敦煌县医院送韦其双到兰州医学院进修。1964年，韦其双的进修结束，仍回敦煌县医院工作。
1966年春，敦煌的“四清运动”开始。一个“清政治”，即把“摘帽右派”韦其双推上了被侮辱被损害的批斗台，老账新账一齐算，祖宗三代一起查。此时，韦其双又一次陷入迷茫之中。同年年底，“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又使那些在“四清”运动中被揪出来的“四不清”干部头上多了几顶“帽子”。一时，“特务”、“叛徒”、“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满天飞。韦其双被推入“牛鬼蛇神”之列，拿手术刀、给老百姓看病的工作权利一夜之间被剥夺了。一次一次地写交代材料，一次一次地被批斗，成了他的日常生活内容。
1969年，韦其双被开除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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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其双被开除公职后，即被遣送转渠口公社阶州村监督劳动。此前，他曾想回上海。但许清波对他说：“小韦，人受点挫折不要紧，那是党对你的考验。你走了，敦煌老百姓的病谁看呢？”是啊，那最苦最好的老百姓……
韦其双在南方海边长大，长期生活在城市，对农活不熟悉，尤其对敦煌的农活更不会干。所以，让他在监督下劳动，所遇到的困难是平常人难以想像的。一次，生产队长派他去看闸，渠里的水越来越大，眼看就要把渠堤冲毁。韦其双急了，跳进闸口想撤掉几块闸板。没想到他被渠中的树根绊倒了，使他脚朝上、头朝下淹在水中。幸亏此时有人路过将他救出。1970年冬天，生产队派他去玉门关一带放牧骆驼。有一天骆驼走失，他摸黑去寻找，找到骆驼时已是半夜。冬天的荒漠戈壁异常寒冷，他就让骆驼卧倒，他坐在骆驼两腿之间，头顶着骆驼的脖子，借助于骆驼的体温才使他没有被冻死。
就在韦其双与戈壁骆驼相依为命时，他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外科系的同学陈中伟因作了中国第一例断肢再植显微手术取得成功而一夜之间闻名全国。
就在笔者苦苦寻找韦其双在敦煌的足迹时，曾与其曾有交往的邓福仁、张泽育都说：“你应该找找杜书功，那人与韦其双是患难之交。”
杜书功是位真诚实在的人。人生的坎坷，岁月的磨砺，使他对过去的事有公正的认识。
杜书功说：
1970年3月，敦煌公路段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遣送转渠口公社劳动改造。同年9月，生产队派我上党河水库工地，又派我去山水沟挖红土，以做水库大坝的沥青心墙。在山水沟，我遇见了韦其双。韦比我先到山水沟。他是摘帽右派，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两人都是被专政的对象。民兵连开会学习不要我们，命令我们在土崖上挖洞子。原以为挖个洞是供冬天储藏蔬菜用的，所以洞子挖得较矮。谁知洞子挖成后说是让我们俩住的。此时，我俩说那就把洞子再挖高点。但民兵连长不准。他们是故意折磨人啊。这样，我们只得爬着进出，像狗一样。我俩在洞里住了一个多月了，他都不说话，似乎永远在沉思。当时，工地没菜。位于山水沟附近的青海石油管理局农场给连队送了一些萝卜。连队就让我俩拉上架子车去运萝卜。那时，粮少吃不饱。我俩在拉运萝卜时，就往怀里揣上几个萝卜待晚上煮着吃。工地缺医少药，劳动重，我俩就常弄些草根煮水喝。挖红土时，连队给每人头上规定有定额。民兵每人每天挖3立方红土。我和韦其双是专政对象，每人每天要挖4方红土。我年轻，23岁，能完成定额。他当时已40多岁，体弱，又不会干农活，常常完不成定额。为此，每天吃过晚饭后，我俩又去加班，帮助他完成定额。
1971年冬，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罕之后，民兵连如临大敌，对我和韦其双看管得更严。原来给连队拉水的两个驴挣死了，给工地150多人拉水的任务就落在我们两个被专政的对象身上。每天傍晚工地收了工，吃过晚饭后，别人都休息了，我俩还得去完成拉水任务。从山水沟沟底水源上到沟顶路上，坡度很陡，大概在45度以上。架子车上装一汽油桶的水，两人根本拉不动。韦其双脑子好，他说，硬拉不但费力，而且危险。他让车停在沟顶，一桶一桶把水提到沟顶，再灌入大汽油桶里拉回连队。150多人吃饭、洗涮的水，每天得10桶。拉够10桶水时，往往都到晚上12点了，全身的衣服已经湿透。平时收工以后，打扫卫生、拉炉灰、打扫厕所、收拾驴圈都是我俩的事。韦其双医术高明，经验丰富。有一次一个民工触电了，工地医生判定此民工没救了。韦其双认为电没有击中心脏，还有救。他将一废油瓶打破，把一块玻璃放在酒中煮了一会，遂用这块玻璃割开触电民工的喉咙，做人工呼吸，终于将这个民工救活。后来，这个民工的父亲拿上红枣、馍馍来工地感谢韦其双。南湖水乡一孕妇难产，折腾两天两夜，医生束手无策。后来把韦其双请去，娃娃生下来，母子安全。孕妇的家人在一天黑夜里偷偷给他送来一只鸡和一口袋红萝卜。
韦其双英语底子厚，造诣深。当时水库工地一些进口仪器无人会用，即让他把说明书翻译过来，使那批仪器派上了用场。韦其双当时是专政对象，身处逆境。但每遇到工地领导，他仍是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说要重视民工安全，要增加工地的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每当我受到人们的欺辱，对前途失去信心时，他总对我说：要相信党，相信人民，人受点艰难困苦更能考验改造自己。
到1971年11月，因为长期住洞，营养不良，劳动繁重，韦其双的手和脚都肿了。他说自己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他拿出缝补衣服的针在柴油灯上烧一烧，凉一会，指出自己身上的穴位，让我给他扎。每天晚上扎一次，他第二天就能上工。我看他手、腿肿成那个样子，就劝他请假，不要再坚持干活了。但他仍要坚持出工。他说：干活对身体有好处，能舒筋活血，生命在于运动。后来，他的病情加重，走路已很困难。转渠口公社带队干部潘多录就命令我给他打饭。
1972年9月，韦其双的病更加严重，走不动路了。此时，连长说他装病不出工，不给他饭吃，还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对连长的这种做法，潘多录说：他们虽是阶级敌人，但也不能不让人家吃饭。其实那时韦其双每天只能吃一个2两的馍馍。我壮着胆子对连长说：韦其双已经病得不行了，让他回城治病去吧。连长说我又跳出来了，命令民兵把我的棉衣扒掉，把我捆了一绳。到了10月中旬，韦其双的腿肿得的连棉裤都穿不上了，头肿得像盆子，上厕所得人背着去。每天早晨上工前，我就把他背到洞外让他晒太阳。有一天，他对我说：小杜，我可能不行了，我的脑子有时清醒，有时一片空白，这是死亡的预兆。
连队管理员苏朋是个好心人，他向连长请求：“韦其双看来真的不行了，让人家回家吧。”那时，来往工地运红土的拖拉机、汽车很多。但鉴于韦其双是个被专政的阶级敌人，司机们都不敢让他乘坐自己的车。公社送面粉的拖拉机来工地，我向拖拉机手苦苦哀求，终于同意让韦其双乘坐他的拖拉机了。从我俩住的洞子到拖拉机有200米，我背着韦其双一步一个脚印，向拖拉机挪去。全连队150多人，没一个人帮我搭把手。人啊，人！十几年人为的阶级斗争，把人都整得如此冷漠！临上车时，他对我说：病好了，我再来水库，咱们一块儿干……
韦其双从党河水库工地回到转渠口公社阶州二队后，自己给自己治病半年。其时，来敦煌巡回给老百姓看病的北京医疗队崔队长发现了韦其双。崔队长即给转渠口公社党委书记郑重地说：“韦其双接受的医学教育及医术水平在你们县上不多。你们一方面喊农村缺医少药，一方面又不用他，不让他发挥一技之长。此人如果你们不用，那我们就把他带走了。”
1973年春，韦其双先后在阶州村卫生所、转渠口公社医院任医生。一时间，转渠口医院每天的门诊号超过了县医院。
1979年春，中共敦煌县委对韦其双的右派分子问题给予改正。其时，县委书记温玉西和他谈话，请他出任敦煌县人民医院院长，要他继续在敦煌工作。韦其双想，自己在敦煌二十多年，一会儿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一会儿被开除公职，离开病人，学业荒废。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年呢？树挪一步死，人挪一步活，还是走吧。敦煌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如果再来一个什么政治运动，又给戴上“帽子”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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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其双回到老家后，广东省中山县县委立即任命他为县人民医院院长。后来，他被选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又被选为中山县政协委员。后又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享受者，还在《中华医学大典》上收进了他的多篇医学论文。
韦其双淡泊名利，在任中山县人民医院院长后，正遇上该院基建工程上马。他不愿管基建，结果该院一名副院长管基建把自己管进班房里了。
韦其双还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1999年4月，他特意来敦煌看望。每与杜书功提起当年在山水沟挖红土的那一段共患难的岁月时，就情不自禁，唏嘘不已。韦其双拿出5000美元，说：“小杜，这是我在悉尼发表论文后得的30000美元奖金里的一部分，送给你，留个纪念。”杜说：“我不要，我不缺钱。”至今，杜书功仍保存着那象征着高尚而神圣的友情的5000美元。
韦其双无论在敦煌县人民医院工作时，还是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被开除公职而身处逆境时，他的思想和行动都已证明他自觉地抛弃了自我，以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为己任。如果按“阶级分析”的金科玉律，韦其双应是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叛逆者。而某些人却在形而上学的思维中几乎毁掉了他的后半生。他们明明长期挥舞着“唯成分论”的破旗，却标榜自己目光远大，公正无私。
陈兆祥
陈兆祥，生于1933年7月，河南省灵宝县人。他家世代佃农，在土地改革中分了地分了房屋。1949年6月，灵宝县获得第二次解放后不久，陈兆祥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后，他接受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革命运动的洗礼。1951年陈兆祥年加人青年团，1952年入党。他忠诚于革命事业，诚直、勤恳，才思敏捷，深得领导信任和器重。他在地委党政机关工作多年，见过世面。他自认自己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事业，心里无鬼，是根红苗壮的敢言之士。1954年前后，他曾任灵宝县供销合作联社秘书、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洛阳办事处干部科员（科级）、中共洛阳地委财贸办公室粮食科主办干事。
1952年，毛主席视察黄河时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55年春，国家水利部通过勘察规划，即决定在黄河三门（神门、鬼门、人门）峡修筑拦河大坝，实现“圣人出，黄河清”的千年梦想。三门峡大坝修建引起水库库区及上游陕县、灵宝及陕西省潼关、朝邑等淹没区人口外迁问题。后经甘肃、河南两省协商，经国家计委、民政部协调，决定将灵宝、陕西处于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农民、城市居民迁往地广人稀、农业自然条件较好的敦煌安家落户。
中共洛阳地委财贸部领导很看重陈兆祥的才华，舍不得让他去敦煌。然而陈兆祥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认为三门峡是国家大计，既然自己的家乡动迁移民户，他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带领家乡父老支援大西北经济建设就是党交给自己的政治任务。他还从去敦煌考察回来的干部口中得知，敦煌是“塞外江南”。此时，陈兆祥想像中的敦煌到处开满了鲜花。
1956年3月18日，由陈兆祥带队的第一批河南移民2100人来到敦煌，受到中共敦煌县委书记黄仕福、县长张福生及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并将移民妥善安置到城郊乡村。陈兆祥经过半个月的没明没夜的奔波终于把带来的移民安置妥善。此后他被分配到中共敦煌县委秘书室工作。当时，县委秘书室的工作有“参与政务、掌管事务、服务领导、服务中心”四大任务。
当时的中共敦煌县委书记和秘书室主任都仅粗通文墨。制作文件，写领导的讲话稿及做工作计划，他们只是寥寥几句就算交代了，既不告诉意图，也不说明思路，一切都需要陈兆祥揣摩再三。为此，陈兆祥常处于苦恼和心惊胆战之中。一旦误了工作，领导就可以把指挥不力的责任推到陈兆祥的头上，说他没认真领会上级意图。陈兆祥愈想愈怕，便给中共张掖地委财贸部茹春枫部长写了封信，要求做自己熟悉的财贸工作。
与此同时，敦煌开始了一次涨工资的评定事。敦煌县委认为，陈兆祥在河南是洛阳地委干事，到敦煌县委后仍是干事，22级就算高级别了。敦煌县委一些人不承认陈兆祥是1954年得到提拔的科级干部。
陈兆祥对此不满，即向洛阳地委发去电报要求对自己在河南的职务级别给予证明。此后，洛阳地委来材料证明陈兆祥是1954年提拔的科级干部，按当时的政策，陈兆祥的工资应该由22级提为20级。这一次工资提级虽然陈兆祥的工资最终由22级提为20级，但却给他1957年后的坎坷埋下了祸根。
河南灵宝、陕县、鲁山移民新来乍到，生活习惯、劳动习惯一时还不能适应敦煌的习俗。当时，敦煌农业合作化一哄而起，各农业社干部良莠不齐，对河南移民生活、劳动中反映的问题不重视解决，造成移民思想波动。移民常常成群结队地来县委找陈兆祥反映情况，陈兆祥即将敦煌移民安置中存在的问题向张掖地委副书记吴岳去信反映。不久，张掖地委财贸部茹春枫部长来敦煌向敦煌县委传达了吴岳的意见。
不久，陈兆祥被张掖地委任命为中共敦煌县委财贸部副部长。
在难忘的1957年，性格耿直、桀骜不驯、逆鳞而言、不人云亦云都能成为把一个人毁掉的理由。那是一个只能说“喳”的时代。陈兆祥出众的才华，独立思考的性格，不察言观色的自信，都早已为敦煌县委的一些人所不容。
机会终于来了！1957年夏，县委大院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陈兆祥袭来。他们把陈兆祥给上级反映问题指控为“反对县委，反对县委就是反党”！他们把陈兆祥接待河南移民，听取移民反映问题指控为“煽动移民闹事”！“河南来的移民干部是个反党小集团”！他们把陈兆祥对评工资提出意见指控为他“向党要名誉，要地位，闹工资，闹待遇”！
中共敦煌县委机关支部讨论陈兆祥的定案材料时，一些人说按现有材料陈兆祥不够定为右派分子。县委书记声色俱厉地说：“地委第一书记已经说了，各县县委书记如果在县委内找不出右派，你们本身就是右派。”这句话，有一锤定音的效果——一敦煌县委内右派分子的“帽子”非陈兆祥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