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学术文化的一件大事，不幸的是，敦煌遗书发现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时代，许多遗书被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学者、考察团窃去，造成了我国文化事业不可弥补的损失。
当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等都来敦煌盗宝时，俄国人也不甘落后，积极筹措，前来“分享”珍宝。事实上，早在1879年沙俄军官出身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第三次中亚探查行纪中，就已经提到千佛洞；罗波洛夫斯基在1893年至1895年探查报告中也简略提到了千佛洞，而沙皇俄国劫掠敦煌遗书的代表人物则是鄂登堡。
一、组织考察的“俄国委员会”
鄂登堡对敦煌遗书的劫夺，是在所谓的“俄国委员会”主持下进行的。
“俄国委员会”是号称研究中亚及东亚的俄国委员会的简称。19世纪后半，西方各国的考察家、探险家已多次涉足中国的西北地区。其中俄国考察家曾来敦煌考察的就有：1881年H·M·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团和1894年罗波洛夫斯基考察团。它们对敦煌石窟作了考察，并在报告中作了简单的描述，但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兴趣。
1891年，由于C·龇鄂登堡的建议，俄国考古协会东方分会向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H·龇彼得罗夫斯基询问有关西域（新疆）存有古代文书事宜。彼得罗夫斯基回答说：他已在多处发现佛教艺术古代文物，因而必须立即派遣俄国考察团对那些至关重要的历史文化区域进行考察。
由于当时俄、英两国在中国新疆、西藏的争夺，俄、日两国在中国东北的争夺，因此，俄国驻喀什领事馆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它不仅为俄国考察家、探险家提供服务，而且还为其他有关国家提供方便。如斯文·赫定每次来新疆都在这个领事馆做沙漠探险前的准备工作；德国考察队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芬兰考察队的曼那海姆，法国考察队的伯希和等，都曾得到过俄国驻喀什领事馆的接待。
从1882年起，彼得洛夫斯基就开始担任俄国驻喀什领事馆的总领事，直到1903年离任。在他任职的这21年中间，经他之手流入俄国的中国古迹文物数以万计。当然，他本人只是在喀什及周围地区作过零星考古调查，所获文物大部分是购买的，主要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觅宝人吐尔迪、和阗的文物贩子伊斯兰阿洪、库车商贩古拉姆·卡迪尔。同时，彼得洛夫斯基还多次在俄国杂志上撰文，提醒俄国学者注意塔克拉玛千古物，并将大批新疆古物运回俄国，交鄂登堡研究。由于健康原因，彼得洛夫斯基于1903年退休，在塔什干度晚年。1905年，他把手中的最后一批古代手稿捐献给了俄国中东亚研究委员会。1908年，彼得洛夫斯基在塔什干去世。
1898年，俄国地理协会东西伯利亚分会向东亚派出了由克列门兹率领的第一支科学考察团，并获得了许多考察成果，它给彼得堡带回了古代文物、公元1世纪佛教艺术以及汉文、藏文与梵文经卷样品。鄂登堡便根据彼得罗夫斯基和克列门兹所获材料，提请沙皇政府组织一支西域（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团。可是沙皇政府并未立即答复。1899年10月在罗马举行了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会上，俄国东方学家拉德洛夫介绍了克列门兹在吐鲁番的盗掘活动和劫走的文书，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垂涎，会上一些人“吁请”俄国政府及有关机构继续进行克列门兹的工作，拉德洛夫遂向大会提出了建立一个国际协会的提议。他的提案被通过，于是决定成立“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国际协会”，而以彼得堡俄国委员会为协会的中心委员会，俄国学者受委托拟订协会的章程草案。1902年在汉堡举行的第十三届东方学家大会审查批准了这一章程草案，并由拉德洛夫和鄂登堡负责筹组俄国中心委员会。1903年2月，俄国委员会的章程草案经沙皇批准生效，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遂告成立，并由俄国财政部拨款5000卢布作为经费。
“协会”以及它的“俄国委员会”的出现，是西方殖民政策的产物。早在19世纪中期，英、俄帝国主义者利用新疆境内发生的少数民族起义，企图进一步阴谋染指我国西北边陲，因此就需要了解我国西北部的地理和历史，而沙俄军队对伊犁地区的侵占，则有助于俄国学者、商人、军官、旅行家自由进入这一地区。其他经过中亚和中俄边境前往中国西北部的外国人也都需要得到俄国方面的协作，而俄国也需要外国学者的研究作为交流，这就是成立国际中亚和远东协会及其俄国中心委员会的背景。正如日本敦煌学家金冈照光所指出的那样，“俄国南进要求海港”，英国也向中亚挺进，“以与俄国对抗”，“这种中亚探查的流行，是十九世纪后半列强政治意图的结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于是沙俄政府以“科学考察的赞助者”的姿态出现，协助其他各国学者到中国西北考察。沙皇政府的眼前目的，显然就是“与学术界分享资料”。这样，所谓“俄国委员会”就成为沙俄政府插手的在中国西北等地窃取科学情报的前哨组织。
“俄国委员会”是这样一个组织，即会章所申明的宗旨：“团结研究远东和中亚的俄国学术机关的代表们和（政府）各部的代表们。从而比负有更广泛任务的其他学术机构更能积极地从事有关中亚和东亚的研究工作”。就是广泛利用有学术兴趣的学者们的力量以组织一支专门队伍为帝俄侵略中国西北地区完成学术研究的任务。会章第一条规定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现存古迹，向当地人士和机构探明，首先应该研究哪些古迹，在不远的将来应对哪些民族作语言学和民族学方面的研究，以便进行“科学上的抢救”。所谓“抢救”，实质上就是盗掘、抢劫由于气候特殊而保存下来的古代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等稀世文物和刺探各种情报。委员会的人员组织也十分明显地证明它是帝俄政府一手策划的以学术为幌子的殖民主义先遣队。会章规定，委员会由科学院、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考古委员会、地理学会、俄国考古学会及宫廷事务部、外交部、陆军部、财政部、国民教育部、内务部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并置于外交部的直接管辖之下，外交大臣有权确定委员会成员及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两名秘书的人选，委员会成员中宫廷事务部的代表是俄国殖民政策最积极的推行者乌赫托姆斯基公爵，陆军部的代表是总参谋部亚洲处主任瓦西里耶夫少将，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是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主任茹科夫斯基，秘书为巴托尔德院士和民族学家施坦贝格，重要的俄国东方学家都参加了委员会。
“俄国委员会”从1903年成立到1918年结束，其实质性活动是派遣个人和考察队进行考察，它策划了一系列在我国的“探查”活动，委员会发起人之一鄂登堡的两次中国西北之行，也是由它派遣的。
二、鄂登堡与敦煌盗宝
鄂登堡（1863年至1934年），是沙俄“汉学家”瓦西里耶夫院士的门徒。他1889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研究梵文和佛学，1900年成为沙俄科学院院士，1904年起任科学院常务秘书，1916年任亚洲博物馆馆长，1917年又在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中当过“教育部长”，他是劫夺中国敦煌遗书的主谋者和急先锋。早在1903年11月1日，协会就接受了鄂登堡“关于装备克列门兹领导的吐鲁番、库车考古考察队的建议”，政府也赞同这一决定，并拨出一项专款用于考察，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使俄国大规模的中亚考察未能实现。
1908年，协会在皇室乡间行宫举办了一次有关东土耳其斯坦的展览，向展览会提供的艺术品和考古文物是俄国协会从边疆运抵的。这次展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府乃决定拨出专款用以组织到东土耳其斯坦进行新的考察，并委托鄂登堡制定一个更大范围和规模的考察计划。1908年12月16日，俄国协会就鄂登堡报告中拟定的研究计划和预算，决定组织一个以拉德洛夫为首其中包括维谢洛夫斯基、克列门兹、鄂登堡、什切恩别尔格在内的筹备小组，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商讨。然后决定拨款85000卢布进行为期两年的考察。“而1909年只能拨出35000卢布，指派鄂登堡偕同杜丁和一个考古学家进行八个月的考察，第二年再派一个大一点的考察队，并预先从中国史料中收集有关古代地区的文献资料”，在1909年2月11日俄国协会的会议上，正式宣告政府同意这一计划。
1909年6月6日，以鄂登堡为队长的俄国考察队正式从彼得堡出发，其队员有画家兼照相师杜丁、矿业工程师兼地形测绘员斯米尔诺夫、考古学家卡缅斯基、考古学家助手彼特连柯。当考察队于6月22日到达楚古恰克后，鄂登堡又雇了一名翻译——霍托，他们考察了喀什、吐鲁番和库车地区的古代遗存，盗掘劫走了大量考古文物，并从事测量和绘图。鄂登堡就其考察结果在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的一次会议上作了简单报告。这次考察所劫取的文物和资料分存于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和东方学研究所档案馆。
这次考察结束后，鄂登堡于1910年4月5日在俄国协会的会议上对考察工作作了总结。会议遂决定：（1）在协会的《消息报》上刊登总结材料；（2）以协会的名义对考察队的全体成员以及给予帮助的人士致以谢意；（3）考察队运来的材料协会保有所有权。在10月2日的会议上，鄂登堡就搜集书籍、抄本、古物和民族学方面的文物情况作了演讲，并出示了考察队研究过的4本照片图册和古建筑的平面图图册。1914年，鄂登堡公开发表了考察的初步研究成果报告，这个报告作为科学著作被俄国考古协会授予最高奖赏——一枚大金质奖章。
由于鄂登堡在新疆考察中劫获了非常丰富的文物考古资料，使沙俄更加垂涎中国西北的宝藏。再加上英、德、法、瑞典等国考察队都相继来到中国西北盗窃劫掠，沙俄政府决不愿居人之下，便对俄国委员会的拨款骤增，到1913年竟达10万卢布。1914年初，鄂登堡在俄国中亚与东亚委员会会议上，正式宣读了关于对中央亚细亚考察的方法。在1914年2月8日委员会会议备忘录上曾有如下记载：“鄂登堡指出，有些旅行——考察者的破坏性活动，根本无法谈及对历史文物与古代文献的研究，而是对其科学价值的破坏。他还提出，今后的考察必须十分慎重地对待这些无与伦比的历史文物与古文献。根据C·龇鄂登堡的建议，选举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一个任务是……根据上述内容，起草告中亚与东亚研究国际协会各地方委员会书。”因此，委员会于1914年5月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考察队。
沙俄第二次考察队仍以鄂登堡为领队，成员除杜丁和斯米尔诺夫外，还有画家宾肯贝格、民族学家罗姆贝格及十名辅助人员和一名中国翻译，考察的地点是敦煌石窟。这是因为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等人都在敦煌劫获了大量珍贵文书，鄂登堡怎甘落伍呢？还在第一次新疆考察劫掠时，鄂登堡就对科兹洛夫表示，他有前往敦煌的“宿愿”，现在得到了政府10万卢布的拨款，不是能够如愿以偿了吗？因此鄂登堡便于1914年5月率考察队来到我国敦煌考察劫掠。
鄂登堡到敦煌考察的借口是寻找对中国西北地区佛教艺术遗迹进行断代的可靠依据，其真实目的是劫夺千佛洞的稀世珍宝。为了窃夺、考察千佛洞，俄国协会组织了第二次赴中国西北的考察队。1914年3月9日，协会同意了由鄂登堡制定的为时一年的考察莫高窟方案。这次考察的基本目的在于全面彻底研究古老的敦煌石窟。为此，考察团作了充分的准备。在离开彼得堡之前，就制定了各项工作的详细计划：准确地绘制洞窟总体平面图、层次平面图、剖面图与正面图，确定了摄影对象，对特别重要的东西还要进行复描，并根据原定计划，尽可能详尽地进行洞窟描述。考察团的行进路线是：塔城——奇台——乌鲁木齐——安西——哈密——敦煌千佛洞，然后绕过敦煌，经红柳园返回哈密。而后，在完成预定计划的情况下，再前往吐鲁番绿洲，在那里一直考察到春天。俄国协会的第二次中国西北考察始于1914年5月1日，终于1915年4月底在考察期间，俄国协会不时收到考察队在旅途和考察地寄来的工作情况报告。鄂登堡也定期给协会写信。他在1914年6月2日从楚古恰克寄给协会的信中，附有两件维吾尔抄本的片断。7月10日，信寄自乌鲁木齐。8月4日寄自哈密，8月30日寄自安西，9月3日和10月20日寄自敦煌，最后一封信谈的研究结果。从6月3日到10月25日，鄂登堡致卢德涅夫的所有信件和电报都谈到了考察队的工作和队员动身出发时的情况，这些信件和电报都在1914年11月1日协会的会议上宣读过。
考察队是1914年8月20到达千佛洞的，鄂登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2点45分与C·M·杜金（即杜丁）到达千佛洞，顺便看了看洞窟。4点两轮车来。全都参观了，印象颇深。”到达的前三天是总的参观，只是预备性地粗略地观看了一下洞窟，以便确定工作的全部进程。当时决定不再为洞窟另行编号，而是照着伯希和的编号编下去，结果只是对伯希和编号中未曾编入的洞窟作了补充。又发现了三个洞窟，分别用A、B、C作了标志。而后绘制平面图，制作壁画残片和记述洞窟情况、拍照。根据考察，他们确认“古代洞窟的凿成时间是1500多年以前，壁画保存至今是由于气候干燥之故”。千佛洞的考察一直持续到1915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关中国参战的消息，令他们恐慌不安，考察团只得匆匆结束考察，于1915年1月26日启程回返。他们在敦煌期间，偷绘了443个洞窟的正面图，拍摄了2000多帧照片，劫走了多种壁画（片断）、布画、绢画、纸画、丝织品和写本。
在敦煌考察期间，他们详细研究了洞窟的装饰壁画，进行摄影、复描、绘画及其他工作。鄂登堡交给杜丁一份摄影清单，所列均为他认为必需拍摄之物，而杜丁在其行程日记中写道：“详细内容基本由我自己选定，此外还补充了若干题目，均悉我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地确定洞窟彩画风格的。”另外，杜丁对时间不足，无法对壁画艺术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感到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