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底《焦点访谈》派记者到山东省枣庄山亭区城头镇存在的非法加工豆制品,进行采访的记者黄洁、王守城装扮成客户与学徒工,拍摄到了晾晒在马路边上的豆制品,脏兮兮的机器,成群嗡嗡叫的苍蝇,但做贼心虚的老板们还是产生了警惕,黄洁、王守城只得又一次变换身份,到作坊中打工,才隐身摄下了那些不可告人的“商业秘密”——在豆制品中掺色素和滑石粉。
2002年4月13日,《焦点访谈》记者喻晓轩、王守城为了采访生产地条钢的场面,冒险来了一次“深入虎穴”式的暗访偷拍。
第二天6点多钟,记者又在厂子门口等着。用地条钢轧制的钢材运出了厂门,码头就在厂子边上,苍天不负有心人,记者看到这些钢材运上了船。船老板肯定知道地方,可是怎么让他告诉记者,又不引起他的怀疑呢?记者装着看热闹,来到了河边。码头上有两艘船,一艘标号为68号的船在装钢材,另一艘空着。两艘船紧靠着,记者敏锐的觉察到这两艘船的主人应该相互认识。于是,王守城先上了那艘船,和船主聊了起来,先是一些“生意好不好做”的题外话,等一支烟抽完,船主也熟了,王守城才表示,有些货想运,不知道68号船还能不能装。空船的船主很热心,带着王守城就去找68号船的船主。
68号船的主人见是熟人带过来的,也就没了戒心,以为又有生意上门了。此时,询问船去哪里,装了什么,装了多少,这样一些问题就显得很自然了,钢材的流向就很清楚了。
这两大块内容偷拍成功,为记者的后来实地跟踪调查和拍摄奠定了基础。一个完整的采访过程在充满记者智慧的行动中得以完成。正是有了完整的过程,才使节目具有了完整的说服力,而这个成果的获得是需要记者本身对此有完整的拍摄思路,同时具有敏锐的判断,以及机智的运作。对此记者喻晓轩事后感慨的说:“关于这个节目,最有说话权的其实是摄像,而我从中学到的是,偷拍不仅仅是敢干、冒险,更要动脑筋。”
特别要指出的是,记者要谨慎采用隐性采访、偷拍等手段。
3．反戏正唱,暗度陈仓。在正面接触采访对象,报道负面事件时,往往会遭到抵制,采访无法展开,但是采访又必须要获得采访对象提供的资料。
这时记者就要机智灵活,反戏正唱,暗度陈仓。设计一个“陷阱”,让其不知不觉进入“圈套”。重庆电视台对渝北区一家“集团公司”公路问题的批评报道,就完全得益于采访的成功。2001年7月底,记者到重庆市统景风景区采访,途经“集团公司”的两条收费公路:一条是渝北区境内的国道319线,另一条是统景的景区公路。这两条公路由“集团公司”出资改造硬化,并经市里有关部门批准收费。既然收费,这善事就更应当尽善尽美。然而,这两条公路都存在不少毛病:窄、弯、陡,不仅达不到规定的“山岭重丘二级公路标准”,而且在管护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回来的路上,记者顺便抓了一条新闻,以《×××公路:光收费,不管护》为题,在《八频道新闻》中做了披露。但是报道过后,对方来个“冷水烫猪——不来气”。再做后续报道时,记者先到重庆市交通局和公路局了解有关公路和公路收费的政策和情况,然后又沿“集团公司”收费的另一条公路——国道319线走了一个来回,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比如,52．9公里的收费路段,半米见方的坑坑洼洼就有39处;市交通局明令撤销的一处收费站仍在收费等等。然后,记者提着摄像机,到“集团公司”的公司总部采访,目的是进一步了解公路背景,同时也想听一听他们对存在问题的态度。对方已经有所准备,批评报道要“掏”材料可是个难事儿。于是记者采用了“声东击西”的采访术。记者说:“国道319线最近通过了国家交通部的检查验收,其他地方我们都采访了,现在来采访你们这段国道的管理经验。”
听说报道“管理经验”,两位负责人眉开眼笑,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他俩分别谈完后,记者又说:“昨天我们沿这段公路看了一下,发现这样一些问题。”于是记者直截了当地讲了他们掌握的情况:“你们就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给观众解释一下,就可以了。”两位负责人不知是“计”,又娓娓道来。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察觉记者在做批评报道。
在掌握了全面情况的基础上,重庆台以《公路收费面面观》为题,在《八频道新闻》中,连续播出了4条批评报道。4集节目播完后,引起“集团公司”的反响,集团公司决定,立即整改诸如坑坑洼洼和未硬化的路段等问题。三天后也就是整改动工那天,“集团公司”的老总在施工现场,面对镜头说:“诚恳接受重庆电视台的舆论监督。”并对新闻所涉及的问题,做了整改承诺和解释,使这组报道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尾。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隐性采访时,要注意保留证据。1998年轰动一时的“陆俊受贿案”中,《羊城晚报》败诉,这与他们接到举报后不注意保护录音证据不无关系。
三、热点事件的报道技巧
1．从热点中发现新意,从独特的视角切入。报道者选择什么样的事实进行报道,从什么样的角度看待报道对象以及如何挖掘报道对象的新闻价值,这些都是新闻工作者进行新闻报道的基础性步骤,它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新闻发现。新闻发现是指报道主体对进入自己认知范围内的事物有无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在事实的新闻价值上“见人所未见,识人所未识”。由于媒体对热点报道的一哄而上,如果不注意其报道的特征,就会陷入毫无吸引力的报道窠臼。这就要求记者要“跳出热点,研究热点”。同样的题材,切入视角不同,就会有报道深与浅的反差。
2000年11月1日开始,我国进行了第五次人口普查,这是国家生活的一件大事,也是这一时期媒体报道的重点。《羊城晚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条特稿《“三朝元老”三叩民门见巨变》这篇文章别出心裁,没有把选题的角度局限于人口普查的过程、结果、意义等等,而是从连续参加过三次人口普查的普查员的角度人手,通过对他们亲眼所见的描述,把广州居民前后18年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对比,“告别阁楼居小区,一家甚至儿套房”、“公共厨厕成追忆,人户分离查不易”、“日常电器早普及,衣着打扮比新意”,以旧衬新,反映了我国百姓生活的巨大变化。
同时,记者的逆向思维也有助于文章出新意。艾丰曾在一篇:题为《把逆向思维与顺向思维结合起来》的文章中说:“多一些从各!种角度提出的‘?’,才能推动思考的深入。”
2003年1月,《光明日报》记者张名章在采写北海市清除银滩公园的最后三栋建筑物并向世人免费开放时,独辟蹊径,展开逆向思维,不像其他报刊一样大写还滩于海的正面意义,而是写还滩于海的经验教训,令人耳目一新,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2．要善于寻找冲突,寻找矛盾的尖锐点。在对热点事件的采访中,记者不能缺乏问题意识,要善于从司空见惯中深入思考。
1997年5月29日新华社记者采访陕西省农机局主办的一个小麦机械化东进西征收割活动开机仪式,本来是采写一篇粮食生产区收割小麦的正面报道,记者敏锐地发现了3台未进地的收割机掉头而去,引起了记者的警觉,然后深入农场进行了详细的采访,终于发现了原来盛大的收割仪式不过是形式主义的花样,于是记者采写了《夏收何必搞仪式——小麦未熟遭剃头》的报道,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热点报道中,记者不能满足于抓现象,而是要从现象人手,层层剥笋,牢牢抓住事物的本质。许多成功的热点问题报道,都是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从局部到整体,从事物的外部联系深入到事物的内核,通过事实的交融升华,揭示事物本质,从而帮助人们获得对热点问题的规律性认识,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如过去对热点事件“渤海二号”翻船事件的报道,有的就被假象蒙蔽了眼睛,认为翻船是由于“气象恶劣”,“风大浪高”,而领导者则“指挥无误”,“抢救英勇”,因而出现了这样的大事故,还要评功摆好,搞什么“大评比、大总结、大表扬”,把“丧事当喜事办”。有的报道则透过这些现象,对沉船事件作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本质的原因——极左思潮,把报道的锋芒指向在经济工作中不讲科学态度,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一味盲目蛮干的“顽症”上,从而使报道的意义远远超出事件本身,使更多的经济工作者从这一惨痛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显然,前者的报道是用假象掩盖了事物本质,使受众误人歧途;而后者的报道则透过假象,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从而使报道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2004年2月27日出刊的《南方周末》刊登报道《中国最高立法机构人员构成的历史性变化——20名“特别”人大常委即将产生》、《三位前任或现任“民间”人大代表的希望》,这些报道触及的都是十分敏感的话题,如:人大为何有众多前政府官员?本次人大换届是否有所突破?嗅觉敏锐的媒体,纷纷抓住这一热点议题,做出了犀利耐读的报道。
回过头来反省,这种现象存在多年,为什么没有报道?因为没有人提出这种问题,没有人去反思寻常中的不寻常。
3．用情境说话,开掘故事性因素。“用事实说话”一直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新闻报道的原则,但在信息时代,“许多看起来不相关的事,其实是有关联的”（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
故事性因素的开掘对受众心理的迎合,也就是热点事件报道调动故事性因素的力量去满足受众审美心理往往意味着传播心理效果较高质量的实现。进而受众对所调查事件的关注度和反馈率会相应加强和抬升,一定范围中舆论的形成会再一步推动新闻事件政治效果、文化效果和经济效果的实现。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中《与神话较量的人》、《繁峙矿难》、《死亡名单》几期节目,以及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一起离奇的医疗事故》,正是以情节打动人心,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用情境说话”,主攻的是新闻中的“What”和“Why”这两个软要素。即,热点报道要调动有利材料来展现“What”和“Why”,尤其要运用情节和细节为受众提供尽可能多的关联。这些情节和细节,往往最直接地“澄清”和“解惑”。
事件报道融入作者的情感,报道就能更打动人心。
重庆井喷事故发生后,《新闻周刊》记者不顾个人安危穿越封锁线,深入灾难现场,发回了令读者感动的报道——《重庆井喷234条生命因何逝去?》、《被延误的生机》、《万户萧疏高桥镇》、《危险来自何方?》等。报头开头一句“事故发生时离2004年还有九天,234条生命却跨不过这短暂的间隔”,笔端包含了悲伤惋惜之情,读者能够感到各种情感的交织。而2002年8月17日《中国铁道建筑报》的《请过路吧,亲爱的藏羚羊》,则是一篇报道藏羚羊的美文,作者饱含深情地将一幅迁徙的生动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
4．提供所报道事件的历史背景与相对宏观的“情景化环境”。以调查性热点事件报道为例,通常是以时间的推进为纵线,以调查涉及到的地域、机构等方面的平移为横线,清晰的纵线和丰富的横线、有机结合起来,顺着记者的调查思路行文,引导读者逐步接近事实真相。以今天的热点事态,核对昨天的深层背景,阐释明天的深远意义。例如长篇报道《红色的警告》中第一个故事便是关于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区划和管理三分天下的历史由来和矛盾现象,从宏观上说明了火灾发生的潜在社会原因。另一方面提供相对宏观的“情景化环境”,通常的方法是讲述横向的不同地点或人物的故事,以便于进一步阐述关于热点事实的意义。
热点报道必须细致展现,分析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有翔实而充分的背景材料。2003年,平面媒体上有关非典的调查性报道,正是在展开大量的调查、访问、分析的同时,向读者提供大量的背景材料,报道以新闻事件为经,以背景材料为纬,构成一幅新闻全景图。这些背景材料主要有对比性、说明性、注释性三种。在使用时,注意到背景材料质和量的有机结合,在恰当的时机将背景材料引出,正在进行着的新闻事件和回顾性的背景材料相互支撑,极大地增加了报道的信息量。
5．赋予理性和思辨特色。人们今天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静态的、浅层次的直观反映,要求做深层次的系统的思考与分析,因此社会新闻在深度上增加思辨色彩很有必要。
比如,《北京晚报》的热点报道——《人文非典系列报道》就具有起点高、多角度的特点。2003年6月以来,《北京晚报》在北京市非典疫情得到较好控制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推出了《人文非典系列报道之社会责任篇》,从6月2日至6日连续刊出了5期。从6月9日起,又推出《人文非典报道系列之社会公德篇》,从多角度、多层面引导读者对这场抗击非典斗争进行理性思考。这一系列报道,不仅提出具有震撼力的问题,而且阐述了“多难兴邦”的辨证思想。从抗击非典的事实中自然引申出,危机考验了我们,危机让我们成熟。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许多读者来信认为,晚报的这一系列报道角度新、起点高,是不可多得的好新闻。再如《工人日报》的《“种子”案引发法律法规大冲撞》,不仅针对性强,而且充满辩证的思维,体现了一定的深度和厚度。
热点事件报道的深度是通过一个个有说服力的事例来实现的。这就要求记者在调查研究中挖掘深度,还要善于越过反映和描述的层面,注重运用恰当的分析方法,赋予热点报道以理性和思辨特色。既加大了报道深度,又利于引导人们在错综复杂的新闻事件面前作出正确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