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于丽）：
现在我终于完全处在激流中了。我的集子已编好，我开始出入剧场并且在外面用餐。整个白天我都在社交界度过，我耳朵听到和眼睛看见的都加以注意，因为看不到有像你的人，便在扰攘声中陷入沉思并暗地里跟你交谈。这倒并非由于这喧嚣和杂乱的生活同样没有某种诱惑力，奇异而纷繁的事物对于一个新来者并非没有一定的乐趣；可是为了感觉到这些，就得具有空洞的心和无聊的思想；爱情和理智仿佛联合起来使我对这种生活发生反感：因为一切都只显出空虚的外表，也因为一切随时都在改变，我简直没有时间被它所感动，也来不及加以观察。
这样我开始感到研究社会的困难，我甚至还不知道为了好好地认识它，应该占据个什么位置。哲学家离开它太远，普通人又离得太近；这一个看得太多，不容易反思；那一个看得太少，不便判断全景。哲学家目击每件事物，他孤立地观察它们，所以既不能区分它们的联系，也不能分清与其他事物——它们是他的观察力达不到的——的关系，他永远看不到在适当位置上的事物，也感觉不到它的意义和真正的价值。普通的人虽看到一切，却没有时间去思索：事物的多变性只容许他瞥见它们而不能观察它们；它们彼此互相迅速地挡住视线，所以总起来只给他留下像混沌一般模糊的印象。
人们也不能轮换着进行观看和思考，因为观看戏剧需要连续不断的注意，但它被反思所打断。如果一个人想把时间分为一会儿出入交际场所，一会儿离群索居，那么在后者的情况下会始终激动不安，而在前者的情况下会始终感到格格不入，因此在两处都不得安生。他除了把整个生活分为两大截之外别无他法：一截为了观看，一截为了反思；然而这同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理智不是家具，可以随便放置和挪动，而一个人能活着十年不动脑筋，他就一辈子不会动脑筋了。
我还觉得一个人想以单纯的旁观者来研究社会，那是荒唐的。只想作旁观者的人，他什么也观察不到，因为对于事情他没有用处，而在娱乐里他是种干扰，所以他到处不受欢迎。人自己有多少行动，才能看到别人多少行动；在社会的学校里也像在爱情的学校里一样，要学到东西，必须从实践开始。
那么像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在这国家里没有任何事情有关，而且宗教信仰的不同阻碍我为此抱什么希望，我又能采取什么措施呢？我只能降格以求，进行学习，既然永远不能做一个有用的人，便努力使自己做个有趣的人。只要可能，我要做得彬彬有礼而不虚伪，殷勤而不卑屈，我要很好地吸收社会中好的东西，使我在那儿待得住而不接受受那儿的恶习。作为一个有闲的人而想观察这社会，这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他们的习尚：因为他凭什么权利要人家接纳一个一无用处，而且没有本领叫人家喜欢的人？但当这个人找到了这种本领，人家也不会对他要求更多，尤其如果他是外国人。他可以避免参与阴谋、诡计、纷争；假如他对于每个人都很诚实，对某些妇女既不冷落也不亲近，对被接纳的每个社会保守秘密，在一个家庭里不把另一个家庭的笑料张扬出来，避免说悄悄活，拒绝烦恼的事，到处保持一定的尊严，那他便可以平平静静地观察社会，保持他的习惯，他的正直，甚至他的独立，只要它来自一种自由的精神而不来自一种派别的思想。这便是我根据几个有识之士——他们是从爱多阿尔阁下介绍给我的熟人中向我挑选出来作为指导的——的意见而打算做的。于是我开始被一些人数较少和精选的社会团体所接纳。直到现在我只参加一些固定的聚餐，那里的妇女，见面的只有那家的主妇，那里接待巴黎一切有闲的人，不怎么认识的人也行，餐费量力而付，有的凭机智或者凭奉承，他们喧闹嘈杂的声音不亚于小饭馆的餐桌。
我现在参加到更隐秘的秘密消息的范围里去了；我出席一些邀请的晚餐，那里一切不速之客都被拒之门外，那里的参加者可以确信于大家都合得来的人，即便对个别人彼此合不来，但至少对接纳他们的人总是合得来的。那里的妇女处事不太谨慎，人家可以着手研究她们；那里可以较自由自在地大谈些更精细和更讽刺的话；在那里不谈那些大家从早晨就在谈论的一般新闻、戏剧、官场升迁、红白喜事，而是细心地逐项议论巴黎的趣闻，大家揭示丑闻的一切秘密结局，把好事和坏事同样变得滑稽可笑，而是每个交谈者在技巧地并按照特殊的兴趣描绘各个人物的性格的同时，自己不觉得更妙地也描绘了自己的性格；在那里为了小心点儿而在仆役面前发明了某种晦涩难懂的话，假装借助它使讽刺更显得模糊，但却使它变得更辛辣；在那儿，总而言之，人们用心地磨炼着匕首，在使它减轻些损害的借口下，实际上却让它捅得更深些。
然而按照我们的概念来看这些话，那么说它们是讽刺将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戏谑更甚于辛辣，攻击目标落在滑稽的事而不落在罪恶上。一般地说，讽刺在一些大城市里不大流行，那儿只有坏事如此普通，所以用不着去说它。在德行不再被尊重的地方，还有什么可斥责的？当人们不再找得到什么坏事时，还能说什么坏话？特别在巴黎，人们只从有趣的方面注意事物，一切会惹人生气和恼怒的总是不好被接受，除非编成歌曲或讽刺短诗。漂亮的女人不宜生气；因此她们对什么都不恼火：她们好发笑，又因为没有用来对罪恶取笑的字眼，因此坏蛋也像大家一样是好人。可是遭到嘲笑的人倒霉了！它那腐蚀性的烙印是磨灭不了的，它不仅诋毁品行、道德，它还一直指点出罪恶；它也使坏人进行诽谤。但回过头来谈我们的晚餐吧。
在这些菁英的社会集团里最使我见了引起感触的是：比如说有预先选择的6个人一同愉快地进行谈论，而且这6个人常常总是有秘密关系的，这6个人在一起呆不到一小时，他们的谈话一定会牵扯到半个巴黎；好像他们的心没有什么衷情可诉，而且其中没有一人会对之感兴趣。我的于丽，你可记得在你表姐或在你家吃晚饭时，虽然受到拘束和要保守秘密，我们知道怎样使谈话落到与我们有关的题材，又怎样在每次令人激动的回忆和每次微妙的暗示时，一瞥比闪电更迅速的眼神、一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叹息把甜蜜的感情从一颗心传给另一颗心的情况？
假如谈话偶尔转到宾客的身上时，那么一般使用社会上某种隐语，这就需要掌握它的秘诀才能懂得。人们凭了这种秘诀便可按当时的趣味互相进行千百种戏谑，其中最愚蠢的并非最不出风头的，至于理解不好的那三分之一的人，只得无聊和沉默地呆着，或者不懂装懂地跟着笑。你瞧，这个国家的交际联系方面所有亲切热情的东西，除了面对面的交谈，我都是（而且将来也永远是）无法理解的。
但这时如果有个重要人物说了句重要的话，或提出个重要的问题，共同的注意便立刻集中到这里，男人、女人、老头儿、年轻人全都从问题的各方面进行研究，于是人们不禁奇怪怎么这些滑稽的头脑里会争先恐后想出这些意义和道理来的。一个道德的问题在哲学家的集团里没有像在巴黎漂亮的妇女的集团里讨论得更好些；那里得出的结论也常常比较不那么严厉，因为哲学家想使行为符合言论，便要反复考虑；但在这里，一切道德都纯粹是空谈，他们可以不负责地做得很严厉，人们也不会为之而生气，为了稍稍杀杀哲学家的傲气，便把道德提到即使智者也达不到的高度。此外，不论男人和女人，他们全都受社会经验的薰陶，尤其受他们信仰的影响，都一致地把他们的同类看得尽可能地坏，总是悲观地看问题，总是由于虚荣心而贬低人的本性，总是从做好事中寻找坏的动机，总是以自己的心猜度他人而说他人的心地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