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0年年底，久已付印的《朱丽》尚未出版，就已经开始哄传了。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过它，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过它。后者甚至还得到我的允许，让圣朗拜尔把手抄本给波兰国王读了，国王欣赏之至。我也叫杜克洛读过，他又在法兰西学士院里谈起它。全巴黎都急于要看这部小说：圣雅克路各书商和王宫广场的书商都被打听消息的人包围起来了。最后，它终于出版了，而它取得的成功，与常例相反，没有辜负人们期待它的那种急切心情。太子妃是最早读到的人之一，她对卢森堡先生谈起它，说是一部绝妙的作品。在文学界，观感颇不一致。但在社会上却只有一个意见；特别是妇女界，她们对作品也好，对作者也好，都醉心到这样的程度，如果我真下手的话，即使在最上层的妇女当中，也很少是我所不能征服的。关于这一点，我有许多证据，不过我不愿意写出来，而这些证据，不必经过实验，就能证实我的这个论断。说也奇怪，这部书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更成功，虽然法国人不论男女，在这部书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和我的预料完全相反，它在瑞士取得的成功最小，而在巴黎取得的成功最大。是不是友谊、爱情、道德在巴黎就比在别的地方地位更高呢？毫无疑问，不是；但是在巴黎还有那种精细的感觉，它使人的心神往友谊、爱情、道德的形象，使我们珍惜我们自己已经没有，却在别人身上发现的那种纯洁、缠绵、但是由于一变调，克莱朗波写的伴奏部分就不能演奏了，要我给它另配个伴奏低音部。我回答说，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不能马上做到。他以为我是在寻找脱身的借口，就逼着我至少要写一个宣叙调的低音部。我答应了，当然作得不甚好，因为我不论作什么事，必须在毫不紧张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去做，但这次我作的至少合乎规则，而且是当着他的面作的，这样他就不能怀疑我不懂作曲的基本原理了。也正因为这样，我的那些女学生才没退学，不过我对音乐的兴趣开始有些冷淡了，因为举行一个音乐会，人们竟没把我放在眼里。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和约缔结了，法国军队又越过山回来了。有许多军官来看望妈妈。其中有奥尔良团的团长劳特莱克伯爵，后来他当了驻日内瓦的全权大使，最后成了法兰西的元帅。妈妈把我介绍给他。他听了妈妈说的一番话后，似乎对我很关心，向我许下了不少诺言，可是，直到他临死的那一年，在我已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才想起了自己的那些诺言。年轻的桑奈克太尔侯爵也在同时到达尚贝里，他的父亲当时是驻都灵的大使。有一天，他在孟顿夫人家吃晚饭，正好我也在座。饭后大家谈起了音乐，他非常熟悉音乐，当时《耶弗大》这个歌剧正十分流行，他便谈起了这个歌剧，并叫人把谱子拿来。他提议要和我一同唱这个歌剧，使我感到十分狼狈，他打开曲谱，正碰上那段著名的二重唱：
人间，地狱，甚至天堂，
都要在主的面前战栗。
他问我：“你愿意唱几个音部？我来唱这6个音部。”我还不习惯法国音乐中的那种急促的节奏，虽然我有时也勉强唱过几段，但不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同时唱6个音部，就是同时唱两个音部也不行啊。在音乐中，使我最感头痛的就是迅速地从一个音部跳到另一个音部，同时眼睛还要看着整个乐谱。由于看到我当时那种推诿的样子，桑奈克太尔先生显然怀疑我不懂音乐。也许就是为了验证我到底会不会，他才要我把他打算献给孟顿小姐的一支曲子记录下来。这件事我是无法推辞的。于是他唱我记，我并没请他重唱多少次就记下来了。然后，他把我记录的谱子看了一遍，认为我所记的一点不差，非常准确。他因为亲眼看到了我刚才为难的情况，就对这项微小的成绩大加赞扬。说起来，这本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其实，我是很通音乐的；我所缺乏的只是那种一看就会的聪明劲儿，这是我在任何事情上也不行的，而在音乐方面，只有经过长期的练习才能达到这种程度。不管怎样，难得他想的这么周到，要在大家和我个人的心目中消除当时我所受到的那点小小的挫折，他这种盛情美意我总是十分感激的。12年或15年之后，在巴黎各种人家里我又遇见了他，我曾多次想向他提起这件事，向他表示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但是，他在那以后双目失明了，我怕回忆当年那些事情会引起他的伤感，所以就没有谈。
我最得意的部分，同时也是离老路子最远的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崭新的方式决定抑扬，与唱词的吐字相一致。人家不敢保留这种可怕的革新，生怕那些盲从惯了的耳朵听了会起反感。我同意让弗兰格耶和热利约特去另写一套宣叙曲，我自己可不愿插手进去。
一切都准备好了，演出的日期也定了，人们便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道，至少看看最后一次的彩排。我跟菲尔小姐、格里姆，可能还有雷纳尔神父，同乘一辆宫廷的车子去了。彩排还算过得去，比我原先预料的要令人满意些。乐队人数很多，是由歌剧院的乐队和国王的乐队合组而成的。热利约特演科兰，菲尔小姐演科莱特，居维烈演卜师，合唱队就是歌剧院的合唱队。我没有说多少话。一切都由热利约特主持，我不愿意把他做过的事再来检查一遍；而且，尽管我的表情严肃，在这一群人中间却羞得简直像个小学生一样。
第二天是正式演出的日子，我到大众咖啡馆去用早餐。那里人很多，大家都谈昨晚的彩排，入场怎样困难。有一个军官说他没费多大事就进去了，把场内情形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并把作者描写一番，说他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使我奇怪的倒是：这段相当长的叙述说得那么肯定、自然，里面却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看得非常清楚，把这次彩排谈得那么头头是道的那位先生，当时根本没有在场，因为他说他看得那么清楚的作者现在就在他眼前，而他却并不认识。在这个滑稽场面里，更离奇的是当时它在我心上所产生的效果。那个人有相当的年岁了，绝无狂妄、骄矜的态度和口吻；他的面貌显得是个有地位的人，他的圣路易勋章也说明他曾经当过军官。尽管他那么不害羞，尽管我心里不愿意，我对他还是很感兴趣；他在那儿大撒其谎，我在这儿面红耳赤，不敢抬头看人，真是如坐针毡；我心里在想，有没有办法认为他是弄错了，而不是存心撒谎呢？最后，我惟恐有人把我认出来，当面给他难堪，就一声不响地赶快喝完我的可可茶，然后低着头打他面前走过，尽早跑了出去，这时在场的许多人还正在就他的叙述高谈阔论着呢。到了街上我发现自己浑身是汗；我断定，如果在我出门之前有人认出了我，喊出我的名字来的话，单凭我在想到那可怜的人的谎言被戳穿时心里那份难过的表情，人家就一定会看出我像个犯了罪的人那样羞惭和局促不安。
我现在正处在平生那种最严重的关头之一，很难只作单纯的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就几乎不可能不带上一点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尝试一下，只说明我是怎样做的，出于什么动机，不加任何褒奖或谴责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