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借助秦末农民起义的时机，乘机起兵，后又经过与楚霸王的4年征战，最终完成统一，建立了西汉王朝。由于他采取了“休养生息”的办法，轻徭薄赋，安定边境，所以战争的创伤很快得到恢复。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有名的“开明时期”，即“文景之治”。经过文帝与景帝的治理，西汉帝国彻底地强盛起来，仓库充实，人民富足。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正式登场。
汉武帝名叫刘彻，出身离奇。他的母亲王氏进宫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妇，生有一女。她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皇帝的外祖母，她强行把女儿从金家夺回，献给当时为皇太子的景帝。这样的身份，要是在后世，不要说入宫当宫女甚至当皇后，能够不被理学家们责骂为“不守贞操”，就算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
刘彻出生于公元前156年，前141年登基，当时不过15岁。此后，他一直“乾纲独断”，掌权长达54年，虽然比不上康熙帝的61年和乾隆帝的60年，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享国最长的君主之一。
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曾进行了很多有声有色的改革。本来，经过景帝时期的七国之战，由刘邦分封的各诸侯势力已经极大的削弱了，但汉武帝出于中央集权的考虑，还是继续进行打击。他颁布了“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也要在王国内分封一块土地，“于是藩国始分”，将大的诸侯国一一分化瓦解。另外，他还同时推行“左官律”(汉武帝规定，凡是在诸侯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此法意在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防止他们从事非法活动)和“附益法”（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限制诸侯笼络人才。这样，就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的诸侯割据局面。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他大量起用以严酷著称的官吏诛杀豪强，又将全国分为十三州，每州派刺史一人，于每年秋天视察郡国，执尚方宝剑，代天子“巡狩”，“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部事”，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其中一条是督察强宗豪右，另外五条是督察郡国守相。刺史的设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起了强干弱枝的显著作用。
当然，汉武帝在历史上最有名的地方，还是他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他采取了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的政策。他听从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等人的意见，将原来由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业部门收归政府，由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官，管理全盘事务。
同时，他还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就是平衡物价。即在全国统一设立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和征发从各地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城各地输送。又在京师设平准官，总管这些运来的物资，除去政府开支所用外，作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不过，黄仁宇先生指出，武帝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理财，不能被我们轻率的视作“商人参政”。他们并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威权扶助商业之发展，以便扩大兹后的财源。而平准均输等无一不是临时筹款的办法，这样一来，皇帝高高在上，统治约5000万到6000万的人民，当中却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层机构，作上下间流通的枢纽。因此皇帝之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身的权威。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
因为汉武帝时期，多次用兵，国家开支急剧增加，政府入不敷出，于是，汉武帝又采取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他于公元前119年，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缗是古代用于穿铜钱的绳子，也可以当作量词用，一缗就是一千文。)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120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四千钱，抽一算；不是战车等有特殊用途的车，每辆抽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揭发属实，立即没收被告者的全部财产，并罚戍一年；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
《汉书·食货志》上说，“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也就是说，通过此法，商人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国家则乘机发了一笔横财。这对于汉代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从各种资料看来，刘彻的胆子大，也富有想象力，如他常化装微行，几遇不测。他打算进攻西南夷，就在长安附近凿地作“昆明池”，以便习练水军。在其他范围之内他也不拘形迹。例如他母亲曾再婚，又有金氏女，人家都不敢当着他的面提起这件事，怕挫伤他的自尊心。但他听了之后，竟然亲自去寻访他的这个异父姐姐，并赐她名号和田宅。他的皇后卫子夫是歌伎，他宠爱的李夫人则是个娼女。
汉武帝未曾到战场上当过实际指挥员，但是每有重要战事，所有的计划，却都是由他自己作主。而且他也知人善用，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卫青的侄子，都以外戚身份创立不世军功。霍光与霍去病为异母兄弟，此后更成为汉宫廷中类似“周公”一样的中枢人物。
武帝对待大臣的方式，则很不一样，完全是视人而定。他可以在厕所里见大将军卫青，也可以穿很随便的衣服接见大臣。而当时只有右内史(助理机要秘书)汲黯据事直言，汉武帝偏偏很怕他，非要穿戴整齐后才敢见面，否则宁肯坐在帐中，也不去见他，否则，又会是一通“劝谏”，让武帝会很不舒服。
当然，汉武帝既然身为皇帝，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专制皇帝的习气。他巡视各地，一旦出现供应不周的情况，太守们就会纷纷自杀谢罪。到他在位后期，朝中也被恐怖政治气氛笼罩。亲信的大臣如丞相和御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倾轧，失败的一方只能一死了之，否则下场会更惨。
还是老问题，由于无法在数字上对全国进行管理，所以汉武帝采取了以运动代替组织的办法，全面动员，经常活动。他自己也曾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黄仁宇先生认为，这无疑与有些人所说的“将问题外界化”极为类似。
武帝的力量全靠这对内中央集权、对外经常征伐支持。他统治的时候出现了“路不拾遗”的良好社会风气，但这完全是在严格捕盗的法令，一次株杀好几百人以至近千人的淫威下逼出来的。这时候，又发生了继承人的问题。汉武帝自己相信神仙，很想长生不老(这也是所有帝王的梦想)。他偶一得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蛊害他。根据民间传说，巫者将毒虫毒蛇，放在一个器皿之中，让它们互相厮杀，最后留下来的，就是“蛊”。巫者即操纵这个东西，将它埋在地下，用念咒或者削木头人等方式，谋害敌人。这与后来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想杀死自己父亲的方式，一模一样。
公元前91年，刘彻生病，左右传说宫中有巫蛊，并牵涉到皇后及太子刘据。原来武帝严刑峻法，太子仁慈。掌权的大臣深知刘据一旦嗣位，就会对他们不利，因此多加离间。刘彻在别的地方养病，皇后和太子向皇帝请安，手下人也加以阻挡。太子一怒之下，抓住最主要的对手，将其处死，于是长安城纷纷谣传太子谋反。两方都召集军队，在京城大战五日，“死者数万”。结果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好在大将军卫青已经在此之前死去。不过，武帝后来悔悟，建“思子宫”，又作“归来望思之台”，以思悔过。
4年之后，武帝临危，才立一个8岁的孩子刘弗陵为太子，是为昭帝，而武帝也将太子的亲母赐死，以避免“主少母壮”的局面，而霍光等即被托“行周公之事”。
外戚的最高典范：霍光
汉朝皇后平日无实权，也任皇帝弃废。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收玺绶，对择嗣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显。
——黄仁宇：《从霍光到王莽》
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战争和严刑峻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之诏，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表示要与民休息，发展生产。
霍光于公元前87年受汉武帝遗命，以大将军的身份辅助8岁的昭帝。昭帝在位13年后去世，昭帝无子，霍光迎昌邑王刘贺继位，不出一月，因昌邑王“昏乱”，夺去他的皇帝玺绶，另迎武帝曾孙刘询登极，是为宣帝。6年后，霍光去世。传统历史学家把霍光比作周公，他受命时，已“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沉静详审”，表现得相当忠心耿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