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沧海桑田。30多年时间，中国GDP达到58790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1978年的3624.1亿元到现如今的58790亿美元，短短30余年时间，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上百倍。
这样的变化，只能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样的发展，只能用“日新月异”来描绘。所有这一切，都源于1978年的体制改革。那一年，从中南海吹响的改革号角，掀启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崭新篇章。
1.改革号角：要富就要勇吃第一口螃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闻报道中，描写中国新经济起航的原点时，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一穷二白”。
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早就对“一穷二白”这个词进行了阐释：“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这篇文章发表22年后，中国又一次从一穷二白的状态开始了新的经济起航。
中国古语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战争和错误的思想斗争的破坏力毋庸置疑，但正因为由此而来的“一穷二白”，中华民族才有了崛起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政治格局和形势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新形势下，军事、政治退居“二线”，经济、科技走向前台。面对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站了出来，振臂疾呼：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这是振聋发聩的呼喊，整个民族都为之振奋。1978年12月18日，在这个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烙下印记的日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帷幕。此次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并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由此，一场自上而下掀起又自下而上得以推动的改革大潮，在神州大地上奔涌而起。
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中国建设同样走了这条路线。改革的号角虽然由上层吹响，但真正的实践还是由农村开始的。从来就没有闭门造车能诞生的理论创新，也没有脱离实际而有效的方针政策，一切都源于群众的首创精神。
时势造英雄。历史转折关头，总有一些人会以先行者的姿态走出来。他们或为先驱，或成先烈，但无一例外地会成为人们缅怀的对象。1978年冬天，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生根发芽，成为改革之初最璀璨的一道风景。饱受贫穷生活的人们，压抑不住创富的冲动，18位农民以“托孤”的形式在协议书上悲壮地摁了手印。至今，在小岗村的展览室里，依然保留着这份弥足珍贵的史料。
历史证明，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建设国家的真正英雄。要想打破体制的桎梏，寻找新的出路，就必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改革的浪潮从农村兴起，取得成效后开始向城市蔓延。城镇人民的嗅觉更加灵敏，但也更为谨慎小心。农村火热的改革气息撩人心弦，城里的人早就按捺不住热情。市场刚刚开放，商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只要敢为天下先，即使是贩夫走卒，也能够赚得盆满钵满。
改革一时间风起云涌，“下海”成了时髦的名词，“经商”成了时代的强音。于是出现了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商传奇：原本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放下书本拿起算盘，成为改革的风云人物；原本游手好闲的“懒汉”，手握秤杆成了诠释政策的代言人。
在很多反映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的故事：一个生性懒散又好高骛远的人，自己不屑于也不会侍弄庄稼，是大家眼中的败家子和懒汉，甚至连个媳妇都娶不上。身上有点偷鸡摸狗的劣迹，偶尔做一些投机倒把的事，成为乡领导、村领导眼中的投机分子，频频遭到打击和批判。然后，此人一度消失，几年后的某一天，居然衣锦还乡。在电视剧《我的孩子我的家》中，林建设就是这种形象的代表。知青林建设下乡返城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只能寄居在哥哥家里。林建设除了维护家人尊严偶尔打打架、砸砸人家玻璃外，每天游手好闲，无事可做。后来迫于生活压力，林建设离开哥哥家，消失得无影无踪。几年后，林建设突然回来，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工厂的厂长。
那时候，经商虽然有政治风险，但市场空间极大，既不需要渠道，也不需要走关系，只要有货源，就不愁没有销路。今天，很多人说在国有企业老总的椅子上放一头猪，企业也照样正常运转。这话有点戏谑的意味，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只要是敢于下海的，赚不到钱的人很少。
天津有“帽子王”之称的王德强，年轻时支援边疆建设，1979年年底返回家乡小城，1983年踏上创业之路。其实，说创业可能有点夸大其辞，事实上有点倒买倒卖的意思，只不过开始时规模很小。创业之初，王德强只有200元资金，从朋友那儿借了400元钱后，才凑够了做第一笔生意的本钱。
那时候，王德强一家三口只能挤在一间17平方米的地下室里。然而，一旦下定了决心，王德强就将借来的钱投到了帽子生意上。回忆当年的情景，王德强说：“我把帽子拿到河北任丘去卖，果然旗开得胜，小小的帽子打开了我生意的大门。后来我又去卖服装。凌晨5点拿货，花1毛钱买个红薯边吃边走，赶到任丘正好9点，开始卖货。当时就我一个人，不能去喝水、不能去吃饭，更怕上厕所。直到下午5点多钟，货卖完了才能放心地吃一顿饭。”
凭600元起家，两年后王德强已经积累了数千万资产，成了当时最让人羡慕的“万元户”。之后，生意越做越大，牌子也越做越响，被评为天津市著名商标。王德强的下一步目标是打造中国帽业第一品牌。
像王德强这样的“生意人”很多，他们初期的目标通常并不远大，赚点小钱，改善生活条件，是大部分人的初衷。但还是有一批商人受够了体制内的压抑，希望在商海中搏击，捞一桶金。
1979年1月，被誉为“改革开放第一人”的袁庚，在中央的指示下，率领招商局在深圳宝安县开发蛇口工业区，真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的呼吁下，一大批企业家昂首登上舞台，开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时候，后来成为TCL董事长的李东生还没有接触电视和手机，而是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带，在农机仓库里开办起工厂；后来成为中信泰富集团董事局主席的荣智健那时年少气盛，只身前往香港，虽然大赚了一笔，但经历磨难的他最终选择了跟随父亲荣毅仁从商这条更为轻松的道路；而后来成为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冯仑那时不再愿意被体制束缚，果敢地离开了国家体改委，前往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海南创办了“万通”；而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那时也早就对国营企业的沉闷心生厌烦，虽然研发“小霸王电脑学习机”还只是浮光掠影的想法，但是他还是离开了北京电子管厂，希望真正做点事。
这些勇吃第一口螃蟹的人，大都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情怀开始创业历程，但却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家的先驱，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改革毕竟不是请客吃饭那样简单。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意味着既得利益者的挑衅和反抗，甚至意味着流血和牺牲。1981年，国务院先后下发两次文件，措辞严厉：对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一律追究其责任，严惩不贷。就这样，人们身处风云激荡的时代，身前可能是暴风雨，身后也不代表阳光灿烂；昨天还是媒体上的“人民”英雄，今天就可能成了阶下囚。
早期的创业者中，女性企业家很少，金燕静可以说是其中少有的几朵“金花”之一了，在北京商业圈子里更是大名鼎鼎。她和好友于1984年创办了信通公司。她身上有着多数男性企业家的果断决绝，很有领导魄力。在她的带领下，信通迅速发展，很快就名列中关村最负盛名的“两通两海”之列，比联想的名气要大得多。
金燕静魄力惊人，在1988年的时候，她就与一家美国公司达成协议，共同生产286微机。在她的运筹帷幄之下，这次合作还得到了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支持，并获得世界银行贷款。要知道，联想直到1990年才获得微机生产许可证，开始286微机的生产。这就是说，信通的国际化腾飞比联想整整早了2年。
那时候，通讯业还不发达，只有国家级别的新闻才能覆盖全国，然而信通这家创业仅4年的公司却因为被列为当年中国计算机界的十件大事之一而闻名全国。同年，金燕静作为4名获奖者之一，成为“首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的金奖获得者。此后，金燕静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信通则成为“中关村优秀新技术企业”。
或许得益于女性企业家的独特身份，金燕静一时风光无限，成为北京企业家圈内的明星人物。然而，1991年，信通公司却因为涉嫌走私被海关缉私处查处，金燕静也因此身陷囹圄数年。
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机遇，让一些人在追求商机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像金燕静那样触犯了国家政策或法律的底线。如今，温州人心头依然难以抹去当年“八大王”事件的阴影。面对当年严峻的政策形势，“八大王”有的不知所措，有的试图救赎，有的则逃亡他乡。“矿灯大王”程步青是“八大王”中最年轻的，但也是第一个被逮捕并接受批斗的乡镇企业家；“目录大王”叶建华在遭遇变故前一无所知，正在给孩子洗脚的他，以被邀请谈话的名义进入了监牢；“五金大王”胡金林是“八大王”中较有远见的一个，他闻风而动，扛着一整袋6万元的现钞上门向工作组交代，补缴了一年多的税款。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精明的他在被捕前走上了逃亡之旅。两年后以为风声已过，没想到刚回家就被送进了监狱。
事实上，当时涉嫌走私的企业很多，联想也曾一度遭到调查。
记忆清晰而恍惚，很多童年在20世纪70年代度过的人，一度对改革充满了不屑。改革前，他们经常有机会端着成人用的大瓷碗，趁着夜色到“大队部”分食肉汤；改革后，这样的场面成了关于童年的回忆。虽然炉灶里的火比以前旺了，锅里的稀饭比以前稠了，但要想随心所欲地大块吃鱼、大碗吃肉，还要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
2.开放市场：一言定乾坤
这是一个关于春天的故事，但依然有着丝丝寒意。
第一代企业家大都对邓小平心怀尊敬，年广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出生于改革发源地安徽的一户满族人家。当很多个体户还在为几十元的小买卖折腾时，他凭借炒瓜子手艺和6万元原始资本，打造了“傻子瓜子”的品牌。凭借灵活的经营手段，他将产品迅速推向全国，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一线城市全面铺开。短短几年，就成为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
市场刚刚开放，财富之门才打开一条微小的缝隙，人们能够接受生活富裕者，却无法容忍大富翁的存在。官方有人建议“动”他，但被邓小平制止了。1984年，在中顾委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冷静地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坚持稳定了局面，也让更多的精英人物走上了经济舞台的前沿。
因为邓小平的干预，年广九在1984年侥幸脱身。但他的噩梦并没有因此结束，很多双眼睛还在盯着他的一言一行。1989年，改革似乎遭遇了十年之“痒”。这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中写道：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事实上，风声从1988年就开始响动，在1989年则达到一个高潮。
作为改革的桥头堡之一，温州依然首当其冲。在1989年5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一篇名为《温州的畸形消费》的文章，将温州形容成声色犬马、攀比成风的城市。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浙江省政协委员不惜自曝家丑，当面对温州企业的举动进行指责。于是国务院采取了行动，研究室主任袁木派出四人调查组赴温州调研。
这一年，不仅温州的改革遭遇了寒流，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安徽也不例外。上次侥幸脱身的年广九，再次成了检察院调查的对象。芜湖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受贿罪将年广九送上法庭，理由是年广九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挪用了大量公款。然而，法院调查的结果显示，年广九在联营期间虽然存在账目不清等问题，但并不构成贪污罪。在经济问题调查无果的情况下，年广九的私人生活也被列入调查范围。最终，中级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九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