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没想到昔日支持自己的盟友又一次反驳了自己的想法，他只好寻找其他的代理人，这个人很快出现了，他是吏科给事中夏言。夏言是江西人，正德年进士，初任兵科给事中，嘉靖初年在裁撤京师冗军，清理皇庄占田方面颇有成效。夏言为人机警，善于观察、揣摩，皇帝对于天地分祀的想法已经在朝中流传开来，夏言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一个可以替代张璁的好时机。
气候、河流、地理决定了我国是个农耕国家，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自身都可以满足，故而对外部的商业不感兴趣，这点不似欧洲以商业为主。男耕女织也成了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为了标榜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基础，按照周礼，我们的天子在每年的立春后会在南郊举行亲耕，这是一个复杂的仪式，要提前三天斋戒、沐浴，然后祭拜先农，天子拿起耒耜三推，三公五推，诸侯九卿九推。而皇后代表地，主阴，故而在背阳的北郊举行亲蚕仪式，由皇后带领在京王公大臣的诰命夫人举行，皇后从桑树上采摘三片桑叶下来，其他诰命夫人按照品级采摘六片、九片、十二片，然后将这些桑叶亲自喂给蚕宝宝。
这个古老而又极为重要的仪式在我们的大明王朝已经停止了许久，如今夏言上书要求皇帝恢复这个仪式，一来以显皇帝皇后对于农桑的重视，二来成就皇帝英贤之君的名号，以承周公拳拳之心。夏言句句说在了嘉靖的心坎上，更为重要的是夏言的上书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对于亲耕、亲蚕这个传承下来的礼仪是南北分开的。
这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它从深层反映了我们这位皇帝经过惊心动魄的礼仪之争后内心的那种惶恐不安，外藩继位的阴影并没有散去，他想通过修正其他方面的礼仪来显示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并给兴献王的神主最终入太庙打下铺垫。
皇帝这个时候发现夏言是个有趣的人，他暗示夏言上书支持天地分祀。夏言在上书中说，天地合祀，太祖、太宗共配不符合古制，还是应将天地分祀，恢复到国初的旧制，此乃中兴之业也。夏言将天地分祀上升到中兴之业，真是阿谀奉承到了极点，但嘉靖听了却很受用，他便命群臣起草天地分祀的诏书，结果却遭到礼部侍郎霍韬的反对。
霍韬是张璁在南京发展的人，属于张璁一派的官员，此时他却跳出来反对，说《周礼》是王莽写的伪书。士大夫们知道皇帝举行天地分祀就是想通过纠正这种礼仪上的偏差来树立他在礼仪上的权威，从而为兴献王的牌位入太庙做好基础，这是士大夫们的底线，他们不允许出现藩王的牌位凌驾于正德皇帝之上。这也说明张璁等人并非毫无底线的阿谀之徒。
嘉靖大怒，他觉得这些士大夫实在是不可理喻，命人将霍韬投进诏狱，就这样分祀终于实现。嘉靖九年在南郊建立圆丘，十年在北郊建立北丘。
嘉靖不但发现本朝的郊祀有问题，他发现对于孔子的祭祀也存在问题。孔子本来是春秋鲁国的一位司寇，但后世给他加了很多头衔，汉平帝时候称孔子为“褒成宣圣公”，唐玄宗又将其称为“文宣王”，元武宗又将其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而且历代祭祀孔子的规格很高，跟祭天相同。嘉靖认为孔子就是一个圣人，不配享有帝王资格，祭祀规格也不应该与祭天相同，嘉靖提出几点意见，一是称孔子为先圣先师，不再称王；二是孔子的塑像用木制而不再用泥制；三是降低祭孔的规格；四是跟孔子配位的那些儒生改称先贤先儒，而不是公侯伯子。
皇帝真是一个难题接一个难题的出，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是个尽头。过去在礼法上总是官僚占据主动，将皇帝搞的不胜其烦，现在却是皇帝占据主动，将官僚们搞的不胜其烦，而且皇帝显然对礼仪已是十分精通，在这方面文臣们似乎丧失了话语权。
本朝以儒家思想治天下，而皇帝却要对这位先儒如此不礼遇，自然掀起了大波。但皇帝对礼仪早已精熟于心，他指出改变祭孔规制正符合孔子本意，孔子历来重视秩序、反对僭越，给孔子授予“王”的称号就是僭越，孔子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嘉靖的一番说辞将这些士大夫驳的哑口无言，他们只会在那里空喊口号，提不出任何有实质内容的见解。
更改祭孔祀典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搞定了，我们这位皇帝对礼仪的运用已经越来越炉火纯青。
在改变了祀孔规制后，我们这位令人难缠的皇帝终于对他父亲的牌位动手了。从商朝起，历代君主都重视对祖先的祭祀，商周时期君王对于先祖的祭祀是分庙制，也就是每一个先祖都建一庙，但是到了汉代开始实行合庙制，也就是将所有先祖的牌位供奉在一座庙中一起祭祀，此后一直延续至今。而我们的这位皇帝又发现这种祭祀方式不符合礼仪，因为在他眼里，一切都应该遵循周礼，凡是跟周礼相违背的地方都应该修改。既然天地能够分祀，那么祖先也应该分庙祭祀，到了这时候我们终于明白嘉靖要实行天地分祀的真正原因，他正是要给祖先分庙祭祀做铺垫，从而让自己父亲的牌位能够跟其他皇帝牌位一样处于平等地位。
嘉靖十五年（1536年），新建的太庙终于在京城落成，皇帝实现了祖宗分祀的仪式，嘉靖的父亲兴献王跟其他明代皇帝一样也独自占有一个庙堂。五年后，也就是嘉靖二十年，一场大火将新建的太庙全部烧的干干净净，唯独兴献王的世庙完好无损，有人认为这把火是嘉靖放的。不管是不是嘉靖放的，我们只知道的是在此之后，嘉靖又恢复了祖先合庙祭祀的制度。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兴献王也挤进了这个新建的合庙，他的神主牌位供奉在弘治之后，正德之前，兴献王拥有了完整的庙号、尊号、祀号的称呼，全称为“睿宗谥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帝”，至此从正德十六年开始一直到嘉靖二十四年，历经二十五年，39岁的嘉靖皇帝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对他父亲的全套尊称，他终于可以心满意足了。
嘉靖一朝历经25年的礼仪大改革是明王朝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我们对此的评价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不顾国计民生，不顾嘉靖朝社会出现重大隐患和巨大矛盾的客观现实而去注重这些繁文缛节，过于强调文治和********，这些都无益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另外，它使得君臣之间产生间隙，君主过于独断专行，这些给我们帝国的政治也带来巨大伤害。但它同时也带来很大的进步意义。
嘉靖对于祭祀仪式的改革涉及很多方面，他不仅让天、地分祀，他还对天、地、日、月进行分祀，对太岁、风雷、云雨、岳镇、海渎、山川、三皇、五帝、神仙的祭祀也进行了修正，这些都使得明王朝改变了周代以后祀典的那种混乱局面，使得各种祭祀开始恢复周礼，有利于礼乐制度的统一与完备。
嘉靖皇帝不畏人言，敢于破除常规，挑战权威，一方面极大的增加了自身的威信，另一方面也使得明王朝的文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是对于孔子祀典的更正更是恢复了孔子的真正形象与历史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他打破了朱元璋定下来的祖制，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这种人为的枷锁，为后期的隆万大改革减轻了阻力。
但无论如何，礼仪的简化已成了历史的惯性，虽说嘉靖以一己之力对抗历史的惯性彰显出他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强悍的政治斗争本领，但于前进的历史来说却是无济于事，而且这种变革还夹杂着皇帝的个人私利，从而显得有些目的不纯，但嘉靖朝的这场礼仪改革却是应该作为周代以来关于礼仪的一场最大变革事件而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