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排练的时候，看门人告诉我们，有一个人非要进来不可。"是一个老农夫，"他说，"我对他说，这儿不能进，可他偏不听。我想，他一定是喝多了""告诉他这儿不是他来的地方""可是怎么跟他说也说不通"""我们当即猜到这个农夫是谁了。使看门人很不高兴的是，我们吩咐他立刻放这个农夫进来。
几分钟之后，我们看见我父亲进来了，一面笑着说，因为衣服的关系，人们怎样瞧不起他。
茶炊是偷不走的
上个世纪②90年代。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们莫斯科住宅的客厅。这间空屋子里只有爸爸和我两个人。我们围坐在已经灭了火的茶炊旁边，上面放着吃剩的点心、水果皮、茶具等许多客人离去后所留下的东西。
跟往常一样，这天晚上我们的客人中什么样的人都有。爸爸跟我在议论已经散去的客人。他们之中有两个是我父亲的朋友——两位教授，我们家的常客。一个叫伊凡·扬茹尔，法学教授，胖子，为人和气，心地善良；另一个是位哲学家，名叫尼古拉·戈罗特，是《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的主编。爸爸也为该刊撰写文章。
客人里也有我的朋友——都是一些男女青年。有两个年轻人常到我们家来，他们显然是在对我献殷勤。
爸爸问我对他们是什么态度，对他们这样一个劲儿地追求有什么想法。跟通常一样，我对他做了完全开诚布公的回答。
"你以为他们会跟你结婚吗？""是的，有时我觉得这是可能的c"我对爸爸说，于是我们便开始分析跟这一个或那一个结婚各有什么好处，讨论他们的优缺点，反复琢磨跟哪一个结婚能够得到幸福。
"不过，"爸爸突然说，"我们会不会把一些他们也许从来不曾有过的想法强加在他们身上呢？""有可能。"我没有把握地说。这时，我们听见妈妈上楼的声音，她想看看这么晚了我们还在干什么。"你们嘁嘁喳喳地在说些什么呀？好像搞什么阴谋似的！"她问道。
"是这么回事，"爸爸说，"我们，塔妮娅和我，我们在琢磨：扬茹尔和戈罗特该不会将我们的茶炊偷走吧？"妈妈一向是听不懂笑话的。"说什么蠢话？"她说，"你们知道现在己经是夜里两点了吗？我想像得出，明早塔妮娅什么时候才能睡醒"""爸爸站起身，我跟着也站了起来。我向爸爸妈妈道了晚安。吻爸爸的时候我附在他耳边说："茶炊是不会让人偷走的"""比你还蠢吗？
年轻时我跟许多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一样，自视过高，目中无人，待人严，对己宽。父亲见此很不高兴。他决心以自己素有的委婉的方式纠正我的这个毛病。每次当对人的品评过于轻率和肤浅时，父亲一般总要反问我一句。
"这个人真蠢。"我说。父亲若无其事地说："比你还蠢吗？"当我谈到某个男人简直叫人无法忍受，谈到某个女人简直不像样时，父亲总是反问一句：
"比你还叫人无法忍受吗？比你还不像样吗？"我分明知道他责备的意味，但我不愿承认这一点，常常生硬地回答说：
"是的，比我还蠢，比我还叫人无法忍受，比我还不像样c"但父亲的话后来对我帮助很大。至今我还能记住这些话就是明证。
肖邦的华尔兹舞曲。小时候我们几个都学过钢琴。我的兄弟伊里亚对钢琴一点才能也没有。他的法国教师说，伊里亚弹起琴来，狗都被吓得叫着逃跑了。有一次，父亲在书房里有事，忽然听见伊里亚狠命地在弹奏肖邦的乐曲，脚下一直踩着踏瓣不放。他根本不看乐谱是否对头，只是一个劲地猛弹，声音刺耳地响。
父亲走上楼，推门一看，伊里亚正在弹奏。他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伊里亚忽然来了劲儿。原来屋里不只他一个人。我们的木匠普罗霍尔也在那里，他正在安装双层窗户。我们大家，尤其是伊里亚，跟老普罗霍尔的关系特别好。伊里亚常常到他的作坊里去玩，学做木匠活，做些木头玩艺儿。
爸爸知道，伊里亚希望在普罗霍尔面前露一手。这就是可怜的肖邦被拿来糟蹋的原因。
爸爸悄悄地回到自己的书房，然后向我们述说了他所看到的情形。从此以后，我们家如果有谁要公开炫耀自己或出风头的话，人们就会说他："这是做给普罗霍尔看的。""要知道，这句话常常使我们再也不敢过分地自夸了。
小鸡
通常母亲秋天总是到莫斯科去住，带着在那儿的学校上学的弟妹们。
父亲、妹妹和我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还要待上几个月。我们和父亲一样，生活得像鲁滨逊那样，一切都自己动手，不要佣人侍候。我们打扫房间，做饭——当然，我们严格地不动荤腥。
可是有一天我们得知，我们家最好的朋友，我们非常喜欢的姨妈当日就要到了。我们知道姨妈爱吃，尤其是喜欢吃肉。怎么办呢？预备一具"尸体"吗？（我们把肉都叫做尸体）但我们又为这个想法感到害怕。当我和妹妹正在商量这个问题的时候，爸爸进来了。于是我们对他说，我们正不知该怎么办好呢。
"你们还像平常那样准备午饭。"他说。中午，姨妈到了。她还是老样子：美丽、快乐、精力充沛。午饭时，我们走进了餐室。我们眼前是怎样一幅情景呢？一把很大的菜刀放在给姨妈预备的一套餐具上，椅子腿上拴了一只活鸡，这可怜的小鸡拼命地向外挣扎着。"看见了吗？"父亲对我们的客人说，"知道你喜欢吃肉，我们特意为你准备了这只活鸡。但我们谁也不会宰，所以只好宰鸡所用的东西留给你，请你自己动手。""你又在开玩笑了！"塔妮娅姨妈笑着喊道，"塔妮娅、玛莎，赶快将这只可怜的鸡解开放了。"我们赶紧照姨妈的话去做。鸡放了之后，我们端上了预先准备好的通心粉、蔬菜和水果。姨妈吃得也很香。不过我应该说明的是，她姐夫的这次劝戒并没有奏效。她后来仍然吃肉。爸爸接受"茶钱"从莫斯科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有二百公里。这段路程父亲有时候徒步行走。他喜欢步行。背上搭个口袋，长途跋涉，跟沿途流浪的人们结伴而行，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路上的行程一般需要五天。沿途食宿经常在车马大店或随便一个什么住处就便解决。如果赶上火车站，他便在三等车厢的候车室内歇歇脚。
有一次，他正在这种车站候车室里休息，忽然想到月台上走走，这时刚好有一辆客车停在那里，眼看就要开车了。父亲忽然听见有人在招呼他：
"老头儿！老头儿！"一位太太探身车窗外在喊他，"快去盥洗间把我的手提包拿来，我忘在那儿了"""父亲急忙赶到那里，幸好，手提包还在。"多谢你了，"那太太说，"给，这是给你的赏钱。"于是递给他一枚五个戈比的大铜钱。父亲不慌不忙地装进了口袋。"您知道您把钱给谁了吗？"一位同行的旅伴问这位太太。他认出了这个风尘仆仆的赶路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他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呀。""天呀！"这位太太叫道，"我干的什么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看在上帝的分上，原谅我吧，请把那枚铜钱还给我！把它给您，真不好意思。哎呀，我的天，我这干的是什么呀！""""你不用感到不安，"父亲回答说，"您没有做错什么"，这五个戈比是我挣来的，所以我收下了。"火车鸣笛了，开动了，它把一直在请求父亲原谅并希望将那五个戈比要回去的太太带走了。
父亲微笑着，目送着远去的火车。托尔斯泰迷信吗？
我相信，如果我问父亲——他是不是迷信，他大概肯定会说：不迷信。然而我常常发现，有时候他认为某些征兆是有其意义的。
有好几次我都感觉得到，他把一双强有力的大手放在我的肩上，以便使我回过头来，他这样做，是希望我能从右边回头看刚刚升起的月亮。
如果他像法兰克国王达戈贝特①那样将衣服反穿着，那就是说，他心里感到很不痛快，正在等待着失败或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当他考虑什么问题的时候，常常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应验了我就干，否则我就不干。"有一次，我们骑马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出发到谢廖沙·托尔斯泰伯父那里去。他的庄园离我们有三十五公里远，沿途要经过好几个村子。俄国的村落都是长长的一排，村内只有惟一的一条街，而且总是非常的宽。这样的街有时能延续数公里长。我们骑着马，正沿着这样的街道匆匆赶路，突然父亲向右拨转马头，从停放在一所房子前面的水车边绕了过去。然后又继续向前走。我紧跟在他身后。等我到了大路上跟他并肩而行的时候问他说：
"告诉我，为什么你要从水车边绕过去呢？""难道你没有看见一只黑猫穿过大路藏在水车下面吗？""这就是说，你这样做，目的是想避开这只猫穿过的那段路了？"父亲没有回答我。于是我们继续走自己的路。
《草帽》
有一个时期父亲对戏剧很感兴趣。有一次他去皇家小剧院看拉比什①的闹剧《草帽》。当时父亲正在写喜剧《教育的果实》。
剧场休息时，他在休息室遇上一位认识的教授。那人觉得看这种庸俗低级的戏时被托尔斯泰撞见是很尴尬的。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也来看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了。"他苦笑着说。
"我一直幻想着能写出这么一个东西，"父亲说，"但可惜我没有这个才气。"他没有打嚏喷爸爸打嚏喷时声音像炸弹爆炸一样响，整个住宅都能听见。如果是在夜晚，妈妈突然被吵醒，受他这么一惊，一夜就别再想合眼了。"当你夜间想打嚏喷的时候，"妈妈对父亲说，"先轻轻地把他叫醒，这样我就可以再次入睡。"父亲答应了她。
有一次夜里他要打嚏喷了，于是便轻轻地叫醒了妻子。"索妮娅，"他说，"不要怕，我现在要打个嚏喷。"妈妈醒了过来，仔细地倾听着。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她俯身一看，只听见爸爸均匀的呼吸声。打嚏喷的愿望已经过去，他又安然地进入了梦乡。
妈妈笑了妈妈很少发笑。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笑起来特别好看。我回想起妈妈有两次笑得特别开心，这两次都是由爸爸引起的。我妈妈非常喜欢小孩。我们几个长大后，用不着她时时来照料我们了，这反倒使她感到日子过得很空虚。因此不管在哪儿，只要有小孩，她总要不失时机地去关心照料一番。
有一次她正忙着照料村里的一个孩子。"我给你去定做一个没完没了腹泻的橡皮娃娃，"父亲说，"我想，这样你总该十分满意了吧。"妈妈用一只手捂住嘴笑起来，她尽量克制住自己不习惯的欢笑。另外还有一次，我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可得当心，"爸爸说，"你妈妈刚买回来许多染料，现在她可是要撞见什么染什么了。不过我应该说句公道话，活的东西她还是放过了"""妈妈听出了丈夫这句笑话中所包含的情意，因而感到十分幸福。她笑了，同时又为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欢笑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和惊讶。父亲见能逗得妈妈发笑也很高兴。他温情脉脉地望着她。
宪兵父亲出外旅行时总是坐三等车厢。一次，他因事到一个距莫斯科五十公里的小城市去。他住在一个在该市担有公职的内弟家。事情办完后，父亲来到火车站，准备回家。舅舅一家人前来送行。车站上各种公务标志佩戴齐全的宪兵对他们一家人表现得毕恭毕敬。这位宪兵知道要走的人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父亲刚要往售票处去，还没有迈出几步，这位宪兵便赶过去，迎面咔嚓来了个立正，举手敬礼。"望阁下无须着急。请允许我代阁下去取票。请问阁下要几等车厢？一等？二等？""二等。"父亲说，感到有些窘迫。回到家后，父亲对我们说，他在宪兵的面前退缩了。他嘲笑自己未能坚持自己的习惯，认为自己的这个弱点是不可原谅的。为此他深感内疚。
显然，他为这件小事深深地感到不安。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对人提起过。
我则想，父亲让那个宪兵买二等而不是三等车厢的票，原因并不是出于软弱。仅仅是因为父亲不能辜负宪兵的一片情意。父亲从来不愿意给别人带来不愉快。他知道，如果他要买三等车厢的票，肯定会使这个宪兵大为扫兴的。但父亲历来宁可从一切可能的和想像的过失中责备自己。我有的东西我都喜欢父亲婚后的最初几年。一次，俄国作家索罗古勃伯爵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来看他。他发现托尔斯泰踌躇满志，对自己的命运相当满意。"您真是位幸福的人，"索罗古勃对他说，"您所喜爱的，样样都有。""不，"父亲回答说，"并不是我喜欢的样样都有，而是我有的，样样我都喜欢。"自行车父亲喜欢各种运动。上个世纪①末，当自行车开始流行的时候爸爸也弄到了一辆，冬天他就到莫斯科马涅什广场去骑。
"我遇到一件非常滑稽的事，"他叙述说，"只要我前面出现一个障碍，偏偏就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的车子朝它冲去，准保最后撞在上面，尤其是对那位跟我一样刚学骑自行车的胖太太。她头上戴着帽子，上面插着羽毛，只要我一看见她头上的羽毛在飘动，我就感到——我的自行车朝她一个劲儿地冲去。这位太太大声地尖叫着，尽量要躲开我的撞击，但是毫无用处。若不是我及时地跳下车来，非把她撞倒不可。这样的情形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现在我尽量揣摸着在她不在的时候再去马涅什广场练车。我反问自己，"他说，"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吗——越是想躲开它就越把你吸引过去？"什么时候他才理解女人我父亲写长篇小说《家庭幸福》的时候还没有结婚。
"当时我觉得，"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已经对女人了解到家了。可是等我结婚以后，发现在这以前我完全不了解她们。后来多亏妻子的帮助，我才学会了了解她们。现在，"他抚摸着我的头发接着说，"自从我的已经成年的女儿们把所有内心秘密全告诉我了以后我才明白，无论是婚前还是后来，关于女人，我是一无所知，只有现在我才开始理解她们。"有的人干活，有的人唱歌。一天晚上，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谈论起劳动分配来。这时候父亲正在撰写《究竟我们该怎么办》一书。托尔斯泰强烈反对特权阶级剥削工人。他在书中论证了无耻的"劳动分配论"的不合理性。"手工劳动，"他说，"什么时候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我们所从事的科学的艺术的劳动的大部分，则只是为极少数的特权阶级人士服务的。这种劳动对于工人和农民来说几乎历来都是无用的，然而若没有他们的劳作，我们则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也无法生产这种我们如此引以为骄傲的科学的和艺术的代用品""""请听我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画家列宾打断了我父亲的话，当时他正在我们家做客。"您知道，我住在彼得堡近郊，那儿离造船厂的工地很近。因此我常常看到工人们用绳子拖拉巨大的木头。有一次，工人们实在拉不动了，因为拉的东西比平时的都要重，这时我看见有两个小伙子拨开众人，跳到木头上，用非常动听有力的声音唱起一支欢快的歌曲。他们的热情传染给工人，鼓起了新的力量，减轻了他们紧张的劳动。""那又怎么样呢？"父亲问道。"是这样，"列宾谦逊地说，"凡是能够通过自己的艺术使工人们的生活轻松一些的人就有权利生存下去。他们有自己的作用。我感到自己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我愿意当这样一名歌手。""很好，"父亲笑着说，"糟糕的是大多数只是希望能跳到木头上去，很少有人愿意去帮忙拉一把"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郭家申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