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由黄杏初在深圳的朋友电话通知了他。黄遭受了很大打击。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是他连累了酒楼，连累了曾经仗义相助的老板。黄杏初告诉记者，老板人很好，很义气，对他很不错。在他生病期间，老板给了他3万元医药费，之后并没有“嫌弃”他曾经得过非典，仍旧让他回酒楼当厨师，他要辞工，老板还尽量挽留。黄杏初心头充满了对朋友的内疚。
这件事后，黄杏初更低调了。他先后换了五六个手机号码，连最熟悉他的人也联系不上他。他专门买了一顶帽子，出门时把帽檐压得低低的，生怕人家认出。大部分时间他就躲在自家楼上，偶尔到镇上走走。黄小飞曾狠狠地骂过这个舅子：“你又没有做坏事，干吗要把自己弄成这样子？”
曾经先后有几路新闻媒体的记者探访过黄家，给这户普通农家带来了沉重压力。那阵子，黄杏初家人的情绪都很坏，一拨拨前来寻找黄杏初的人已使他们苦不堪言。“我们不知道黄杏初在哪，他也没得过什么非典。”黄的母亲说。黄杏初的父亲和叔叔则坐在一边，默默地吸着烟。
僵持了一会儿，黄杏初的父亲开口说话了。他说，那段时间，莫名其妙地总是有人来找黄杏初，也不知是怎么回事。黄杏初的爷爷、奶奶都80多岁了，后来一看到有陌生人来都害怕地哭。
黄父每说一句话，黄杏初的母亲就大声地呵斥他，不让他说。看得出，这位母亲的心情坏到了极点。焦虑的黄母对来访记者提的问题一概拒答，甚至大骂，差点拿扫帚赶走来客。
“家里就他一个儿子，现在家里4个老的，3个小的都靠他了，我们希望最好不要再打扰他了。”黄杏初的父亲说。说话时，黄杏初的3个年幼的孩子还在屋里跑着，他们并不知道大人们的忧心。
几乎所有到黄杏初家的人都碰了“钉子”。无论是医院的医生还是媒体的记者。
“我哪里都没有去，我就在家里，记者去我家，我都是知道的，我就在楼上，让我家里人说我不在家……我见了记者，不是会给我带来更大的压力吗？谁还敢请我去工作呢？而且很多报道都是乱写，我很烦。我怕别人对我们家说三道四，我真的觉得自己变成了逃犯一样。”
躲在阁楼上惶惶度日的黄杏初，心中始终盘旋这串问题：外界是否会把他当成“传染源”？如果是，对别人来说就是罪孽，自己今后的生活，究竟要怎样过？因为苦闷，黄杏初常常打电话向黄文杰主任倾诉。他希望这位曾救过自己命的医生能再救他一次。
“他今年才34岁，以前一个月的工资有1万元，现在连工作都找不到，人们都把他当瘟疫到处避让。社会这样对他，他为什么不能躲避？再这样下去，他今后几十年的日子怎么过？”黄主任气愤地说。
黄主任后来告诉记者，他能感受到黄杏初的痛苦，也劝过他，让他不要自卑。黄杏初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非典病人在治疗康复以后，就是完全正常的人，应得到公平对待！
正是在黄文杰的劝说下，黄杏初决定结束逃避的日子，站出来直面媒体。
2003年5月22日，在父亲和妹夫的陪同下，一直被媒体传为“神秘失踪”的黄杏初终于露面了。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的安排表上，黄杏初早上要接受各项身体检查和捐献血清，下午3点是新闻发布会。出于黄杏初本人意愿，医院只邀请了为数不多的广州媒体。
然而当天早上情况就失控了。5家电视媒体寸步不离地跟着黄杏初。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五台摄像机齐刷刷盯着。抽血化验时，摄像机下护士的手都在发抖。到了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赶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将会议室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想知道，全球首例报告的非典病人这些日子去了哪里，他究竟如何得病的，现在在做什么、身体怎样……
那天，从早上8点开始，记者就赶到广州军区总医院采访，一直到下午5点30分左右才离开。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深深感受到黄杏初这些日子来不得不倒的苦水，以及面对传媒和公众，他的无助和惊恐。
他的“新闻发言人”是他的二妹夫黄小飞。而其父黄柏勋一口客家话。黄小飞告诉记者，如果没有他陪着来，黄杏初还是不敢露面。“他胆子很小，平时就不太说话。”黄小飞又说，他们只是平平常常的农民，都是小人物，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也没做过什么坏事。没想到一场大病后突然有那么多媒体来找，觉得挺难为情的。
或许老实的黄杏初以为这会是个开始，也是个结束，把能说的都说了，媒体就该停止追逐了。但结局却往往出人意料。不管黄杏初愿不愿意，因为非典，他必将被载入史册，注定要成为他并不乐意的“名人”。
作为华北第一例输入型非典患者，徐丽（化名）的际遇比黄杏初更糟糕。
徐丽，山西太原人，2002年她才27岁。2月，她需要到广东出差。出门前，听说广东省有非典型肺炎疫情，有些担心。母亲在当地一家党报工作，特地为她查阅了一些报纸，并给在广州工作的同行打电话，得知“都是谣传，没那么严重”。为此，53岁的父亲还从互联网查询，了解到“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危险”。于是，2月18日，徐丽和弟弟随身带着一些板蓝根出发了。
抵达广州，出租车司机告诉徐丽：“我们每天拉这么多客人，没有防范，什么事也没有，一点不害怕。”之后，她辗转揭阳、深圳，2月22日晚，在深圳到广州的列车上，徐丽感到很累、浑身发冷。23日回到山西后，发烧38.8度，徐丽走进太原一家大医院，告诉医生：“我是从广州回来的，会不会得了非典？”医生笑了，告诉她“不要大惊小怪”，医生说：“不是非典”，并开出了阿奇霉素等静脉点滴。当晚，徐丽到另一家医院输液。她担心诊断有误，再挂一次号，结果仍是“感冒”。2月25日，徐丽高烧达到40度，赶往又一家大医院，检查结果仍是“感冒”，输液改用青霉素。
2月27日，徐的丈夫打电话到广州一家医院，被告知：“非典是衣原体感染。”徐丽在家人陪护下，再次来到医院，检查衣原体、血液，结果是“正常肺炎，一般不会传染”。在这家医院输液后，她体温一直很高。
2月27日，事情发生了转折。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了解了发病过程，要求“腾出特护病房，大家加戴口罩”。但治疗依然不见起色。
2月28日，丈夫提出“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并选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魏东光大夫主动提出陪同，并出动了当地120救护车送往北京。3月1日凌晨1时，到达北京301医院。因是星期六，无法安排住院，只好去急诊病房。同病房有另外3个病友。此时，徐丽高烧不退，浑身发抖，几乎丧失希望。但妈妈说：“301医院是全国最好的，信息肯定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魏东光大夫返回了太原，不久，也被发现感染了SARS病毒，此外，太原还有两名护士被感染。
3月3日，徐丽转入呼吸科病房。徐丽的妈妈也高烧39度，仍趴到徐丽床边，喂她喝水，含泪安慰她。第二天，主治大夫佘丹阳告诉徐丽和家人：这种病与广东的非典情况符合，赶紧分隔病房，安排徐妈妈住院。她此时得知，爸爸在太原也高烧，被确诊为支气管炎，输液几天，病情恶化。3月5日，徐父也来到北京301医院。由于301医院不是传染病医院，安排他们转入解放军302医院。徐丽的丈夫打电话给北京急救中心要来了救护车。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向记者回忆：“从301医院转送302医院，转运车辆未经任何防护，司机、医生浑然不知所面临的威胁。”
此后，302医院1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成为北京市最早被感染的一批医护人员。随后，301医院发现感染病例。4月14日，天津发现首例非典病人，患者王某此前曾在302医院就医。
徐丽回忆：“我和母亲被家人和朋友抬着，父亲被搀扶着，带着担忧甚至恐慌走进了302医院。”在302医院，徐丽及其父母住进同一个病房。徐丽退烧了，身体出现好转迹象，而爸爸却剧烈咳嗽，5天5夜睡不好觉，一躺下就咳嗽。
3月7日，徐丽和母亲被告知，由于设备原因，父亲被转院了。其实，父亲已经病情恶化，正在进行紧急抢救。著名医学专家、74岁的姜素椿教授和很多医生、护士投入了对他的抢救，但他终因病情过重，离开人世。
当父亲“转院”的时候，母亲就本能地说：“你爸会有事。”徐丽安慰她：“没事，没事。”母亲意味深长地叹息道：“有些事情要想到最坏的后果，如果连最坏的事情都接受了，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3月15日，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3月8日，丈夫接到电话，1岁多的孩子、弟弟、弟媳也相继出现了非典症状！医生们十分为难——“孩子如果不是这病，来医院后被传染怎么办？”“去其他医院，对非典的治疗情况又会如何？”权衡利弊，302医院还是接收了徐的弟弟、弟媳和孩子入院治疗。
3月12日，徐丽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出现症状，被急救中心送往佑安医院。随即，佑安医院也出现10多例感染患者。3月27日，在该院进修的内蒙古临河市一名医生返回家乡，疫情随之扩散到了内蒙古。
3月15日，身体极度虚弱的徐丽回到太原，在太原市结核病院继续隔离观察。5月22日，出院回家。
但是，在那之后，徐丽及其亲属们在社会上的处境很不好，未同他们见过面的亲属，也不能正常上班。很多人不理她的一家，家门口能见到指名道姓的脏话。“现在，以前认识的人跟我说话，我会很感激他们。”徐丽说。
一场非典，使人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从而也转变了一些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据媒体报道，在非典期间，一些单身贵族开始高度关注自己的终身大事。一些婚介所里的征婚者天天爆满，比平时多了20％，而要求约会见面的也比往日多了两三倍。这段时间白领成为了相亲大户，他们纷纷喊出了口号：非典，我们要告别单身。那段时期的相亲成功率也比平日要高许多。也许，人们对待婚姻、家庭的重视，反映了人们对于生命无常的一种反思，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生命脆弱的一种恐惧。
与其说，黄杏初和徐丽是活在人们对于非典的恐惧中，倒不如说，他们是被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心理连累了。
中国人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大家都这么说，你就以为是真理？其实，你怕死，也不是什么大罪过，但如果因此做出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比如迁怒于黄杏初和徐丽这样与死神照过面的人，那就实属荒唐了。
庄子说，一个人生活里面真正好的状态，即在生活中“不悦生也不恶死”，应该有这样几个标准：“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庄子?大宗师》）
上述几种情况都是不好的，怎么理解？他说，快乐不能和万物相通的人，就不是真圣人；在这世界上，有所偏爱的人，就不是真的仁人；等待时机伺机做事的人，就不是真贤人；没有办法明辨利害是非的人，就不是真君子；而为名声失去自我的人，不是真正有教养的人；牺牲生命而失去本性的，不是真正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去管理他人的人。庄子认为，你只有把这一切，都活明白了，你面对死亡的时候才会坦然。庄子的态度很明显，第一不怕死，第二也绝不找死。
这种观点，可能跟儒家有一定的出入，因为儒家讲仁人志士，可以杀生而取义，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命，而保全一个大的道理。可以说，在生命这条长河面前，儒家的姿态是烈士，道家的姿态是高士；儒家的姿态是与时间去争抢，抢出来有限的时光去建立；而道家的态度是在流光中顺应，去把握每分每秒去乐生。但这两种最终殊途同归，那就是让生命获得价值。
但是对价值的判读永远不同，有些人的价值观更多地看重社会上的名垂青史，看重在社会坐标系上的建功立业，是个人生命付出代价也要去建立一种社会功勋，也有人更多看重的是自己内心的完善、安顿和自己道德上的成全。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更没有灵异之人或巫师来替我们占卜，只有每一个人问问自己：我现在处于何种状态？我在这个时候内心要做什么样的决断？
是的，对生命的解读，只有问自己，我要做什么样的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