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他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因此，曾国藩不仅自己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中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李鸿裔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特别钟爱他，拿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的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都把他们召纳了进来。然而只是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安排事务和职位。一天，曾国藩正和李鸿裔在室中坐着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首诗，是某一位老儒所写的。这老儒即是这十个圣贤中的一个。
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
使置吾于妙曼蛾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
李鸿裔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
妙曼蛾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
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看到了所题的文字，叹道：“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很可能是又去秦淮河上游玩去了。曾国藩令人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想一定能找到，果然在某姬的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国藩指着他所写的文字问道：“是你干的吧？”李答：“是。”曾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隐伏在这里边了。”李鸿裔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这以后便深深地收敛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第二，轻薄人不可用
人最忌轻薄浮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就会使人感觉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重，谦谨坦荡。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大凡人品德寡薄，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簿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得到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现今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
因此曾国藩最反对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严谨，更多地看到别人长处的人。他尤其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即使在戎马倥偬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不会无动于衷，而是尽量地给予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艰难的时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都不知道，于是派人四处寻找，生存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保留。
至于轻薄的第二端，曾国藩特别指出其危害：骄傲是最可恶的一种德行，凡是担任大官职的，都是在这两个字上垮台的。指挥用兵的人，最应警惕骄傲和懒惰的习气。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骄、惰这两个字误事最多、最大。
至于妄断是非的第三端，他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
为人、为官、治世、为政戒此三端，必当受益无穷。
10.局势动荡，谨慎应变
战乱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情况都会发生。朝廷内部同样如此，权力的掌握者会因为外部****而发生变化。作为臣子，如果自己拥护的当权者失势，新的当权者自然有其党羽，这时候，要想保官保身，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曾国藩在朝野****之时，却能够保官保位，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的“慎变”和应变能力。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
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余已于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惕，恒惧罹于大戾。弟来信劝吾总宜遵旨办理，万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尽可放心。祸咎之来，本难预料，然惟不贪财、不巧取、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
曾国藩的护身之道由此可见。
许多人都研究过护身的学问，曾国藩对此则有更深的体会。他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惟恐不周。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愤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还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平也不能影响到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私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九鼎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难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他不愿卷入“漩涡”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靠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靠肃顺，在同治朝倚靠恭亲王，都形迹显赫。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訢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却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关。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后继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军队是统治者维护权力的武器，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本身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曾对其“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恺运、李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都有密切关系。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郭因之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曾国藩咸丰二年离京，一去14年。他和肃顺俩人从年龄、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他们之间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但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难以分割的关系。咸丰末年，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但曾国藩以其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至慈禧、奕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明确委江南四省军务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而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对正规的八旗、绿营军的幻想，决心发掘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
奕认识到太平军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在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奕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他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年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奕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当该大臣等奏报时，详加披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有所限制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权重足以致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有顾虑是理所当然的。
但奕清楚，政变后他们还是要依靠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的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谨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其实清廷对汉臣态度的变化早已随满清政权危机的加深而发生了。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曾国藩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头衔。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示好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
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如果要保全自己，只能无时无刻不小心守惕。对任何事情都慎之又慎。否则，极有可能被有野心耍权谋的人拖入漩涡之中，无法自拔。
11.轻名利，重谦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