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敷衍他的文事，但对这个同龄人，慢慢喜欢上了，为了他的志气。他家境如此之糟，却没沾染上占小便宜的低贱作派，他来学校找我，多半是夜晚，老师们凑钱煮夜宵，临到开饭，他一定托词溜走，免得我装模作样地挽留。除非出勤，他的旧衣服即使打上多个补丁，也是干净清爽的。他只要出门，就不会让你看到寒陋。随着交往的频密，他的心也渐渐敞开。1972年秋天，我从学校步行回村，他刚刚把进山打的柴草挑进墟里，卖给一个砖窑，扛着扁担和绳子回家，路上遇上我，看我手里握着一本封面脱落的教科书，抢过去翻翻，叫起来：“是大学中文系的讲义哇！”我解释说，“文革”前的，早被判为修正主义毒草了。他边走边翻，看到涅米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轻轻念起来：“你很穷困/你也很富足/你很强盛/你也很衰弱/俄罗斯，我的母亲！”他喃喃自语：“自由，在中国，谁能快乐而自由？”我哈哈大笑，为了这妙不可言的反诘。他突然兴奋起来，把扁担扔在路上，从胸前的小袋里掏出两张纸币和几个硬币，向着收割后空洞的田野呼喊：“我他妈的有两块一毛五，就有了进供销社买三两三蒸米酒的自由！”我站着，没有附和，眼里却含着泪水，唉，这赤贫农家的后生，被残酷的生活压扁了。他激动过后，拿起扁担，亢奋地走开。单薄的背影消融在暗黄的暮色里，旁边，黑蝙蝠掠过，有如总是预兆不祥的“政治”。
1973年8月间，学校还在放暑假。一天午后，倾盆大雨正下着，村头灰蒙蒙的。他穿着笨重的蓑衣进我家门，带来的雨水湿了半个卧室的介砖地板。他神情悲壮，决绝，叫我想起“背水一战”的成语。我请他坐下。他把好几层塑料纸拆开，露出几张标语纸。“看看，这回出手能不能成事。”是一封信，收信人是县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张某。再看题目：农村资本主义复辟触目惊心。我在滔滔雨声里飞快地浏览这封精心构思的告状信。他不安地转动着手里的茶缸，等候我的评语。我吃吃笑起来，拍一下他昨天被130斤的柴草压肿的肩膀，说：“刘铁生，想一鸣惊人吗？”我改掉他的名字，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一年的风云人物，非辽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莫属，这位插队知青，被公社推选去考大学，只答了三道小题，却在试卷中写一封给领导的信，为交白卷辩护。江青将他树立为“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张铁生平步青云，不但进了大学，还马上当了官。眼前这位走投无路的穷光蛋，从有关张铁生的系列报道和评论获得灵感，想精心撰写一封“有水平”的信，希图获得出身于“大批判写作组”的县管委会张主任的重视。只要张主任向公社的头头打个招呼，他就能以“反潮流”的青年斗士的角色，受到提携，不说坐直升飞机到地区级、省级机关，被抽调到路线教育工作队去，锻炼两年，以后即使没出掌县委某部门的福气，也跳得出农门，吃上国家粮。他殚精竭虑地追求的“自由”，内容和“三两三蒸米酒”类似，实惠得很，那就是：非农业人口加上有固定工资的工作。我为了对得起他冒雨登门的诚意，认真地读了两遍，信确实比以往写的“学毛著体会”充实得多，造反的火药味浓浓的，连平日待他不薄、把他委任为总辅导员的大队党支书也成了靶子，被揭发为“鼓励南巫先生（即巫师）为XX村去世老人作法事，进门喝酒”，还有，XX村算命先生“盲公常”的家门口，每到墟期，就有侨眷进进出出，XX生产队为了风水改掉文化室的门口，最后严肃指出，无产阶级文化一定要占领农村阵地等。我长长地叹口气，说：“没意见，就这样吧！”“连文句的毛病也不必改吗？”他不信任自己的文字功底。我肯定地说：“你下足工夫了，无懈可击了。”“还用说，两天两夜没睡，下死劲磨，稿子抄了五遍。”他得意地说，揉揉布满红丝的眼睛。“就这样寄出去？”“随你。”我竭力忍住恶心，却很快原谅了这种肮脏的钻营。极度贫困所激发的求生意志，带着不择手段的冷血和超乎常人的狡猾。张铁生这个新出炉的典型人物，提供给“有志气的青年”的，类似于溺水者能抓到的唯一救生圈。达权获得我这“老师”的认可后，大大松了一口气，起身告辞。我送他出门。门外，雨势依旧，屋檐的水化成瀑布，在他臃肿的簑衣上爆开带烟气的粉末。他伸手进领口，摸摸被塑料纸包裹着的信纸，放心了。我带着戏谑的口吻说：“送你两句诗，李太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似懂非懂，说：“这一首中听些：‘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说，裴可斐这首诗，大有问题，生命和爱情都抛弃掉，自由落实在哪里？自由是生命的翅膀，是爱情的雨露。达权苦笑说，我的自由可低级，你别笑--锅里有饭，钱包有银纸，老娘的眼病能治，漏雨的屋顶能换，不用打光棍。“三两三蒸米酒算不算自由？”我记起他的名言。他说，怎么不算？醉了就能狂想，那才叫彻底的自由！说罢，他转身，进入雨帘里。我凝视着他庞大的背影，在交错的雨线里消隐。
这年的秋天，达权时来运转，被调到县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去，这意味着他进入干部的后备军，一两年后，若被领导看中就当官去，次一等的进国有企业吃皇粮，有了城市户口，从此告别倒了八辈子霉的穷村庄。他一口咬定是那封“无论从联系实际的角度还是从思想的高度看，都出类拔萃”的告状信，使张主任眼睛一亮，进而指名要调他。后来我打听到，张主任没工夫看这类群众来信，挂号信转到信访办，办事员看完，觉得这类事件农村层出不穷，谁也管不了，没回复的价值，便塞进旧档案去。他有这出头之日，全靠大队党支书，也幸亏党支书不知道告状信上有他的罪状，无非看达权那快要全瞎的寡母份上，在推荐名单上把达权列为第一。
这以后，达权远走高飞，听说“路教”之后，在沿海一个公社当了秘书，他一直充满信心的“笔头”总算派上用场。我作为下乡知青，也被招工进城，在小衙门当最低等的小文书，直到出国。
在异国一个杂货店的肉档后面，达权成为一个背影，被我每天一早盯上一两分钟，距离他在雨天进我家门来，足足36年。我穷极无聊，并不急于揭开谜底，反而趁这一机缘，回溯往昔，探讨乡村一个半拉子读书人的命运。循着达权的人生轨迹想下去，免不了触及当时常常拿来开玩笑的名词：自由。彼时的中国，我们的自由被剥夺个精光，说话的自由和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后来，达权所界定的“自由”，他自己一步步地拥有了。然而，“自由”的含义也逐渐扩展，正应了乡下人讥笑贪得无厌者的口头禅：“上得床来又要被盖”。棉被有了，要丝绸被、鸭绒被、太空被，电热毯、不需被子的空调房、室外风景、佣人、长生不老--每一步都理所当然。自由啊，何处是止境？
在我看背影看了一个月之后，达权来了电话，客套之外，也说到如今的处境。他说他夫妻俩是嫁到旧金山的女儿申请来的，绿卡到手了，住处有了，是唐人街廉价客栈里的单房，论居住条件，几乎给打回旧日和老娘住的乡村老屋。工作没着落，来杂货店的肉档当下手，不算正式职业，老板出不起每小时8块9毛的法定最低工资，只能每月付现款500美元，他每天干9个小时，时薪不到3块，“总比坐吃山空好”，他对提供最低级饭碗的同乡付出最大的感激。他不愿多谈自己，却大谈在老家因超过21岁不能一起移民的长子，“在律师事务所当律师，接得都是经济大案，动不动上百万，这小子，西装是香港西环的高档洋服店度身定做的--”
“达权啊，说说对‘自由’的看法吧，你从前，崇拜也好，嘲笑也好，常常用上这个字眼呢！”
“有这回事？上60岁以后，忘性大了。”
“你不能不承认，你现在占有的自由，是一辈子中最多的。”我启发他，他没回答。
待到我下决心和他见面，具体谈谈“自由”之时，他将搭机回国，正在收拾行李。“回去放放风，才来几个月，洋荤尝够了，苦，累，腻--”他在电话里兴冲冲地说，语气自是迫不及待。最后，我向他求证：在“隆庆”，老是向着墙壁干活的切肉师傅是不是你？我每天等着看脸，一直没等到。他不好意思地说：“不是我是谁？唐人街的餐馆请洗碗的，接公所介绍我去见工，老板看我一眼，就要我回去等电话，申请表也没让填，又老又瘦小，他怕我没力气把碗碟捧上架。这份工得来不容易，老板看我老婆是他妈妈的堂妹，才这么照顾的，哪敢偷懒嘛？连转身也不敢，埋头切肉，手不停，一直到吃饭或者老板吩咐去干点别的。”语气却没有怨怼，只有侥幸。
我搁下电话，打开纪伯伦的《先知》，一段话自动跃进眼帘：
“事实上你们所说的自由是这些铁链中最粗的一条，虽然它的链环在日光下灿烂发光而眩惑了你们的双眼。”
（2009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