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新中国第一天起，就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寄予厚望。认为国有企业在工业化建设中担当重任，与私营经济比具有为全民所有的优越性。所以，国有企业受到高度重视。
但政府对国有企业管得太多太死，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国有企业的利润、折旧都归政府。企业如果要搞建设，要先自下而上申请，列入计划，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定控制数字，按计划拨付投资。定价权更是归计划部门，企业没有定价权。1974年全国煤矿三分之二亏损，不是煤矿没有办好，而是因为国家统一规定的煤价低于成本。
当时原煤每吨成本15.9元，而计划收购价定为15元。计划部门对企业逐年逐月下达很多指标，有的多达几十个，指标往往脱离实际，追求产值，不顾市场和质量。炼钢按吨位考核的结果是，不是什么急需什么炼什么，而是什么吨位高就炼什么。大型国企连盖个厕所都要申报批准，所谓“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有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说，“不是我们没有竞争能力，而是我们的手脚都被捆着，国家要先给我们松绑。”新华社记者调查重庆钢铁公司，那里有一套设备是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的，能耗极大，如果把动力改一改，两年的能耗节约就可以把投资收回。可是报告打了多少年，还是没有批。这样的管理体制，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严重阻碍着生产发展，改革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放权、松绑也成为多数国有企业的共同心声。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首要就是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那是基于1978年10月四川的地方改革试验，把原来由国家经济机关控制的决策权，放到企业层面。1979年5月，有关部门在北京、上海、天津选择8个企业进行试点，在利润分配、生产计划、产品销售等方面给予试点企业部分权力。7月，国务院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下发以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为核心的五个文件，要求各地、各部门选择少数企业试点，从而试点扩大到全国。但这种扩权没有解决责任问题，还容易导致负盈不负亏和滥发奖金现象。
借鉴农村改革中承包的成功经验，1981年，国务院提出建立和实行经济责任制。这是对扩权的深化，要求把责任放在首位，以责定权、以责定利，以便引导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加快技术进步。经济责任制从分配方面看，有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税代利。实行承包后，企业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经济效益得到明显改善。河北石家庄造纸厂1979至1981年三年一分钱未上缴，还吃国家补贴。1981年石家庄推行承包制，市轻工业局给这造纸厂定承包盈利指标17万元，完成指标后利润全留给企业自用，可是厂长讨价还价不愿接受。厂里的销售科长马胜利站出来，自荐承包盈利70万元，上缴34万元。他当年就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承包制还没有触及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地位的问题，责利划分也不明确。为了规范国家和企业间的分配问题，推行了一段利改税，但没有推行下去。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的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虽然经过承包制和股份制等阶段的改革，但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没有调整，到20世纪90年代初，政企不分、职责不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人浮于事、亏损严重、三角债严重等现象十分突出，与非公经济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国有企业改革滞后问题不解决不行了，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加大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主要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力图将国有企业改造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1996年采取抓大放小的措施，1997年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1998年国务院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目标。1999年提出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到2000年年底，国有企业基本实现了三年脱困目标。
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1986年12月通过《企业破产法（试行）》，让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破产。这对于曾经为职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服务的国有企业感到很大压力。就在这一年，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破产企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子破产后，该厂厂长沮丧而苦痛，以至于好长时间躲在家里，愧见自己的员工，每日泪水涟涟，他的老伴也因着急上火导致一只眼失明。后来，这位厂长痛定思痛，又办起了企业，并把自己原来厂里的职工请回来做工。
在中国大地上，下岗工人成为独特的群体。美国人库恩指出：“中国的改革充满阵痛，严苛无情，但同时，这个过程也能给人启迪，让人成熟。尽管很多个人在这期间失败了，但是这个国家从整体上取得了巨大收益。中国政府必须要对那些失业或下岗工人负责。”中国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点，江泽民多次讲话强调要千方百计为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同时，中国政府逐步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津贴制度，这些制度正在完善中。
2001年起，加快了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的步伐。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积极推行股份制。2003年，又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对由于经济转型或经营不善而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疏通了破产退出的通道，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1998年到2003年，约5000户困难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实施了破产，涉及职工900多万人。2003年4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标志着管理196户中央企业近7万亿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开始运行。2003年以来，国资委和中组部一起先后拿出141个中央企业（由国资委监督管理的企业）高管职位面向全球公开招聘。国资委积极推动中央企业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大竞争性选拔力度，通过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方式选拔的各级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从2004年的33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59.5万人。2006年起，国资委加大中央企业兼并重组力度。到2011年年底，央企户数已从2003年的196家减少到117家。一些优势企业强强联合，形成了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200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通过，并于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目的是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经过改革，国有企业经济社会效益取得显着提高。据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的数据：2005-2010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由10.5万亿元增长到24.3万亿元，年均增长18.2%；营业收入由6.79万亿元增加到16.7万亿元，年均增长19.7%；实现净利润由4642.7亿元增加到8489.8亿元，年均增长12.8%；上缴税金由5779.9亿元增加到1.3万亿元，年均增长17.6%。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承担着自主创新“排头兵”的角色。《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中国需要突破的11个重点，国有企业都有涉及。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有企业参与了15个；863计划中，国有企业的参与率达到29.5%，在载人航天、绕月探测、特高压电网、支线客机、4G标准、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等领域和重大工程项目中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国有企业主要专利指标年均增长都在35%以上。国有企业是国家重大工程的“顶梁柱”，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奥运场馆……“十一五”时期国家的各项标志性重大工程建设中，国有企业作出杰出贡献。“电力天路”青藏的交直流联网输电工程于2011年建成，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藏缺电问题。神华集团世界首套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示范工程成功建成并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实施能源替代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C919大飞机、高速铁路的研制和建设都在稳步推进。国有企业还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主心骨”。
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保障市场供应、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国有企业发挥带头作用。“非典”突袭、冰雪灾害、汶川救援……在国家和社会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和危机时，国有企业挺身而出。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中，国有企业承担了主要保障任务。
许多国有企业承担了援疆援藏和定点帮扶老少边穷地区的任务，帮助当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境外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资源保障能力大幅提升，在世界各地建设了一批技术居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型工程项目。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运用中国技术标准，在委内瑞拉建设了时速220公里的北部平原铁路，赢得当地赞誉。国有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的进程中迅速成长，在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竞争力上取得明显进步。
1994年，中国最大的500家国有企业全年销售收入的总和还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收入。而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已有38家上榜。1998年，国有企业还是国家经济的包袱和社会稳定的隐患。而现在，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的、稳定的因素。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在短短十几年中发生，关键是靠改革。作为世界性难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到这样的深度，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可谓来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