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的方法可分两层说。第一是根据，第二是评判，根据是校勘时用来作比较参考的底本。根据大约有五种：（1）根据最古的本子。例如阮元的《论语注疏校勘记》引据的本子是：《汉石经残字》、《唐石经》、《宋石经》皇侃《义疏》、《高丽本》（据陈鳣《论语古训》引的）、《十行本》（宋刻的，元明修补的）、《闽本》（明嘉靖时刊）、《非监本》（明万历时刊）、《毛本》（明崇祯时刊）共计九种古本。（2）根据古书里引用本书的文句。例如《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书引了许多古书，可以用作参考。又如阮元校勘《论语》“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一句，先说：“皇本，高丽本，而作之；行下有也。”这是前一种的根据。阮元又说：“按《潜夫论交际篇》，孔子疾夫言之过其行者，亦作之字。”这是第二种根据。又如《荀子天论》，“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这四项是平等的，不当夹一个“则”字。《韩诗外传》有这一段，没有“则”字；《群书治要》引的，也没有“则”字。故王念孙根据这两书，说“则”字是衍文。（3）根据本书通行的体例。最明显的例是《墨子小取》篇，“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第二个“也”字，初看似乎无意思，故毕沅校《墨子》，便删了这个字。王念孙后来发现“《墨子》书通以也为他”一条通例，故说这个“也”字也是“他”字：“举他物以明此物谓之譬”，这就明白了。他的儿子王引之又用这条通例来校《小取》篇“无也故焉”的“也”字也是“他”字；又“无故也焉”一句也应该改正为“无也故焉”，那“也”字也是“他”字。后来我校《小取》篇，“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两句，也用这条通例来把第一和第三个“也”字都读作“他”字。（4）根据古注和古校本。古校本最重要的莫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古注自汉以来多极了，不能遍举。我且举两个应用的例。《易系辞传》，“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议字实在讲不通。《释文》云，“陆姚、桓元、荀柔之作仪。”“仪”字作效法解，与“拟”字并列，便讲得通了。《系辞》又有“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我不懂得此处何故单说“吉”，不说“吉凶”。后来我读孔颖达《正义》说“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则无也”，方才知道唐初的人还见过有“凶”字的本子，可据此校改。后来我读《汉书楚元王传》，“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此又可证我的前说。（5）根据古韵。我引王念孙《读书杂志》一段作例：
《淮南子原道训》，“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靡滥振荡，与天地鸿洞；无所左而无所右，蟠委错 ，与万物始终”。案始终当作终始（上文云，“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公洞为韵。右始为韵（右古读若“以”，说见《唐韵正》）。若作始终，则失其韵矣。《俶真训》，“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圄，驰于外方（外方据道藏本；各本作方外），休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案“宇内”当为“内宇”（内宇犹宇内也，若林中谓之中林，谷中谓之中谷矣）。内宇与外方相对为文。宇与野、圄、雨、父、女，为韵（野古读若“墅”，说见《唐韵正》），若作“宇内”则失其韵矣。
《说林》篇，“无乡之社，易为黍肉；无国之稷，易为求福。”案“黍肉”当作“肉黍”。后人以肉与福韵相协，故改为“黍肉”。不知福字古读若逼，不与肉为韵也。社黍为韵（社古读若墅。《说文》，社从示，上声。《甘誓》，“不用命戮于社”，与祖为韵。《郊特牲》，“而君亲警社”，与赋、旅、伍，为韵。《左传》闵二年，成季将生卜辞，“闲于两社”，与辅为韵。《管子揆度》篇，“杀其身以衅其社”，与鼓、父，为韵），稷福为韵。若作黍肉，则失其韵矣。
以上五项是校勘学的根据。但是这几种根据都有容易致误的危险。先说古本。我们所有的“古本”，已不知是经过了多少次口授手写的抄本了，其中难保没有错误。近人最崇拜宋版的书，其实宋版也有好坏，未必都可用作根据。次说古书转引本书的文句，也有两大危险。第一，引书的人未必字字依照原文，往往随意增减字句。第二，初引或不误，后来传抄翻印，难免没有错误。次说本书的通例，也许著书的人偶然变例。次说古注与古校本。古校本往往有许多种不同的，究竟应该从那一个校本。古注本也有被后人妄改了的。例如《老子》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这句本当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看上文第六节）故王弼注云，“忠信不足于下，焉有不信也。”（此据《永乐大典》本）但今本王注改作“忠信不足于下焉，有不信焉”，这便不成话了。最后说古韵的根据，有时也容易致误。我且引一条最可注意的例：
《易经剥象传》：“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又《丰象传》，“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这两条的韵很不容易说明。顾炎武作《易音》，竟不懂“用”何以能与“载”“事”为韵。杨宾实说，两“用”字皆“害”字之误。卢文弨赞成此说，说：“害在十四泰，载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韵皆得相通。古害字作，故易与‘用’字相混。”
这一说，从表面看去，似乎很圆满了。后来王念孙驳他道：“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君子得舆，小人剥庐，亦取相反之义，……非谓小人不能害君子也。右肱为人之所用，右肱折则终不可用，……折肱则害及肱矣，何言终不可害乎？今案‘用’读为‘以’。《苍颉》篇，‘用，以也’。用与以声近而义同，故用可读为以。犹‘集’与‘就’声近而义同，故集可读为就；‘戎’与‘汝’声近而义同，故戎可读为汝也。……《剥象传》以灾、尤、载、用，为韵；《丰象传》以灾、志、事、用，为韵，……于古音并属‘之’部。……若‘害’字则从丰声，丰读若介，于古音属‘祭’部，……（在诸经中，与害为韵者）凡发、拨、大、达、败、晰、逝、外、未、说、辖、迈、卫、烈、月、揭、竭、世、艾、岁等字，皆属‘祭’部。遍考群经《楚辞》，未有与‘之’部之灾、尤、载、志、事等字同用者。至于《老》、《庄》诸子，无不皆然。是害与灾、尤、载、志、事，五字，一属‘祭’部，一属‘之’部，两部绝不相通。”（《经义述闻》卷二）
因为这些根据都容易弄错，故校勘学不能全靠根据。校勘学的重要工夫在于“评判”。校勘两字都是法律的名词，都含有审判的意思；英文“Textual Criticism”译言“本子的评判”。我们顾名思义，可知校勘学决不单靠本子或他种的根据，可知校勘重在细心的判断。上文王念孙校一个“用”字，便是评判的工夫。段玉裁有《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一篇，说这个道理最明白：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乱其法质，而瞀乱乃至不可理。
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
《周礼轮人》：“望而视其轮，欲其幎尔而下迤也。”自《唐石经》以下各本皆作“下迤”。唐贾氏作“不迤”。故《疏》曰：“不迤者，谓辐上至毂，两两相当，正直不旁迤，故曰不迤也。”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迤”（“下迤者，谓辐上至毂，两两相当，正直不旁迤，故曰下迤也），其语绝无文理，则非贾文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经《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经之“下”字，所仍之经非贾氏之经本也。然则经本有二，“下”者是欤？“不”者是欤？
曰，“下”者是也。“望而视其轮”，谓视其已成轮之牙。轮圜甚，牙皆向下迤邪，非谓辐与毂正直两两相当也。经下文，“县之以视其辐之直”，自谓辐。“规之以视其圜”自谓圜。轮之圜在牙。上文“毂、辐、牙，为三材”，此言轮、辐、毂。轮即牙也。然则《唐石经》及各本经作“下”，是；贾氏本作“不”，非也。而义理之是非得矣。倘有浅人校《疏》文“下迤”之误，改为“不迤”，因以疏文之“不迤”，改经文之“下迤”，则贾疏之底本得矣，而于义理乃大乖也。（段氏共引五例今略。……）
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
我们看了这种校勘学方法论，不能不佩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精神。浅学的人只觉得汉学家斤斤的争辩一字两字的校勘，以为“支离破碎”，毫无趣味。其实汉学家的工夫，无论如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一点科学的精神。
清代治学方法7
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决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识。音韵学自从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直到章炳麟、黄侃研究古音的分部，声音的通转，不但分析更细密了，并且系统条理也更清楚明白了。训诂学用文字假借，声类通转，文法条例三项作中心，也自成系统。校勘学的头绪纷繁，很不容易寻出一些通则来。但清代的校勘学却真有条理系统，做成一种科学。我们试看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的《后序》，说他订正《淮南子》共九百余条，推求“致误之由”，可得六十四条通则。这一篇一万二千字的空前长序（《读书杂志》九之二十二）真可算是校勘学的科学方法论。又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的五、六、七，三卷也提出许多校勘学的通则，也可算是校勘学的方法论。
我想上文举的例很可以使读者懂得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了。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 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上文举的许多例，大概多偏重求证的一方面。我现在且引清学的宗师戴震论《尚书尧典》“光被四表”的“光”字的历史作为最后的一条例，作为我这一篇方法论的总结束。
《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蔡沈解“光”为“显”，这是最普通的解法。但是孔安国《传》说，“光，充也。”光字作显解，何等近情近理。为什么古人偏要解作“充”字呢？岂不是舍近而求远吗？但是戴震说：
《孔传》，“光，充也。”陆德明《释文》无音切。孔冲远《正义》曰，“光，充，《释言》文。”据郭本《尔雅》，“桄，颎，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释文》曰，“桄，孙作光，古黄反。”用是言之，光之为充，《尔雅》具其义。……虽《孔传》出魏、晋间人手，以仆观此字，据依《尔雅》，又密合古人属词之法，非魏、晋间人所能，必袭取师师相传旧解，见其奇古有据，遂不敢易尔。后人不用《尔雅》及古注，殆笑《尔雅》迂远，古注胶滞，如光之训充，兹类实繁。余独以谓病在后人不能遍观尽识，轻疑前古，不知而作也。
戴震是不信伪《孔传》的人，但他却要为“光，充也”一句很不近情理的话作辩护士。我们且看他的说法：
《尔雅》桄字，六经不见。《说文》，“桄，充也”。孙愐《唐韵》，“古旷反”。《乐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郑康成注曰，“横，充也。谓气作充满也。”《释文》曰，“横，古旷反。”《孔子闲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郑注曰，“横，充也。”疏家不知其义出《尔雅》。《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正如《记》所云，“横于天下”，“横于四海”，是也。横四表，格上下，对举。……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追原古初，当读“古旷反”，庶合充霩广远之义。
这真是大胆的假设。他见郭本《尔雅》的桄字在孙本作光，又见《说文》有“桄充也”的话，又见《唐韵》读桄为古旷反，而《礼记》的横字既训为充，又读古旷反，他看了这些事实，忽然看出他们的关系来，遂大胆下一个假设，说《尧典》的光字就是桄字，也就是横字。但是《尚书》的各本明明都作“光”字。戴震于是更大胆的提出一个很近于武断的假设，说“《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这话是乾隆乙亥（1755）年《与王内翰凤喈书》里说的。过了两年（1757）钱大昕和姚鼐各替他寻着一个证据：
（证一）《后汉书冯异传》有“横被四表，昭假上下”。
（证二）班固《西都赋》有“横被六合”。
过了七年多（1762），戴震的族弟受堂又替他寻着两个证据：
（证三）《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
（证四）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化溢四表，横被无穷”。
过了许多年，他的弟子洪榜又寻得一证：
（证五）《淮南原道训》，“横四维而含阴阳”。高诱注，“横读桄车之桄”。是汉人横桄通用，甚明。
他的弟子段玉裁又寻得一证：
（证六）李善注《魏都赋》，引《东京赋》“惠风横被”。今本《东京赋》作“惠风广被”，后人妄改也。
这一个字的考据的故事，很可以表示清代学者做学问的真精神。假使这个光字的古本作横已无法证实了，难道戴震就不敢下那个假设了吗？我可以断定他仍是要提出这个假设的。如果一个假设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即使没有旁证，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假设。但他终究只是一个假设，不能成为真理。后来有了充分的旁证，这个假设便升上去变成一个真理了。
戴震自己论这个字的考据道：
述古之难，如此类者，遽数之不能终其物。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仆情僻识狭，以谓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例以光之一字，疑古者在兹，信古者亦在兹。
“但宜推求，勿为株守”八个字是清学的真精神。
（附记）此篇第一至第六章是民国八年八月作的；第七章是九年春间作的；第八章是十年十一月作的。相隔日久，中间定有不贯串之处。将来有暇时，当细细修正。
十.十一.三
（原载1919年11月、1920年9月、1921年4月《北京大学月刊》第5、7、9期。原题《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收入《胡适文存》时作者作了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