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耳环是在他还没有把他的生活转变成为自我克制与自我教育以前，当他还是富有的王子时所曾经佩戴过的东西。
19世纪，从印度到达犍陀罗区域的最早的一些西方旅行家，在看到这种艺术时，无不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这与过去他们所看惯的那种蹲坐着、弯扭着和在面孔上显出痛苦表情的印度宗教艺术家所绘画的佛像，完全不同。他们为了博物馆和个人的收藏，在纷纷争抢这种艺术样品的过程中，使许多庙宇和文物遗址遭到了可怕的和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恶劣的气候也使许多壁画剥落不堪。因此，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希腊艺术家的天才作品，几乎全都是依靠由该地灰色的岩片上切割下来的雕塑品。
所以说，穿过北方的关口要隘把佛教的革命信息传入中国的中亚细亚后，是犍陀罗艺术，而不是印度最初的佛教艺术。从此地起，它追寻使团、商旅和归来的圣地朝拜者的足迹，沿着新诞生的丝绸之路，缓缓东移。一路上它又逐渐地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的影响。这种新的宗教在通过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向前进展时，使沿途增加了大量的寺庙、洞窟和印度塔。这些建筑物都从当地统治者的家族，同样也从那些热切祈求保护他们的运输队，或者为了他们能够平安归来而表示感谢的富裕商人们那里，得到了优厚的资助。这种馈赠与捐献被认为是一种功德。
它可以使施主们逃避再次投胎，重降尘寰。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庙宇和神殿中所发现的许多壁画上，都把作施主的善男信女画成十分虔诚的样子（这是基督教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风格）。有的还把他们的名字也写上。由于信仰这种新宗教的人越来越多，沿着丝绸之路启程向西去的朝拜者也越来越多。以便寻求它的最初发源地和寻找它的经文和圣址。他们越过了通向犍陀罗（当时已成为佛教的第二圣地）去的喀喇昆仑和帕米尔关口，然后再从那里到达印度。其中有些人对那时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市镇所表现出的繁荣昌盛景象，曾作过详细的描述。在这些人中间，最早的一个是法显。在他的旅途上，绝大部分他是步行的。他把他在公元399年所看到的丝绸南路的和阗王国作了生动的叙述。
法显的具有高度价值的旅行见闻，在1869年首次被译成英文。他在见闻记中说：“这个国家是繁荣与幸福的。人民都很富裕，都有宗教信仰，并都陶醉在宗教的音乐中。国中僧侣数以万计。”
他描写过一座叫做皇帝“新宫”的庙宇。这座经过了3个国王和80年的时间才造成的“新宫”，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新宫”高约250英尺，雕栏画栋，外加镶嵌七种珍宝，真乃富丽堂皇，蔚为大观。塔后有佛堂一座，装饰之豪华，尤属罕见。至于梁、柱、门、窗等，也都涂以金色油漆，光明耀眼。他如僧侣的住所，也都装饰得巧夺天工，非言可喻。法显所提到的七宝是：金、银、翡翠、水晶、红宝石、绿宝石和珊瑚。
法显在这个王国，停留了三个月。据他的记录载称：“这里有十四座大庙，小一些的还没有计算在内。每间房前都有一座宝塔，其中小的也大约有二十英尺高。”居民们都很慷慨大方，殷勤好客。
“每家都有客房，以备接待过往僧侣之用。因为僧侣是贵客，居民们都自愿听从他们的驱使并供应他们的一切需要。”
他曾描写过一个由皇室参加的佛教节日。他是这样写的：“从四月的头一天开始，城里的主要街道都洒扫得干干净净，偏僻小巷也都装饰起来。在城门上，竖立起缀有各式各样装饰品的巨大的天篷。国王和王后以及所有的宫女们都坐在那里。紧接着列队而来的是国王安排法显居住的那个庙宇里的僧侣们所带领的一长排队伍。在城外一英里光景的地方，已经准备好了一部高达三十英尺的游行彩车。这部车看起来好像是一座移动着的佛堂。车上装饰着七种珍宝，还有随风飘扬的旗帜和绣花的华盖。一尊佛像安放在这辆四轮彩车上，后面紧跟着两个侍从菩萨和提婆。这些也都是用金银所精雕细凿的东西，同时也都高高地竖立在车上。”这个行列继续前进。当彩车行进城门百步来远的地方，国王脱下他的王冠，穿上新的衣服，“手里拿着香和花束，由侍者在两旁陪侍，赤足步行，走出城门”。“当接近彩车的时候，他五体投地，叩首顶礼，然后撒花焚香”。这个游行仪式，一共持续十四天之久。这是因为每个大寺庙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天游行节日，也有自己的菩萨乘坐的游行彩车。游行完毕之后，国王和王后返回宫殿，法显不久也离开了这里。他经由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交会的地方喀什王国，又继续他那朝拜圣地的征途。
佛教信仰在中亚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宗派，或者叫学派。其中的两派——净土宗和禅宗——最后传到日本。至今这两派在那里仍然非常兴盛。日本桔瑞超伯爵曾经三次远征中国的中亚细亚。从表面上看，好像为了寻觅在那里的净土宗所长期失却的圣迹和遗物。也有人说，这三次远征也可以看做完全是为了掩护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进行的。
但是佛教并不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唯一的外来宗教。
另外两种宗教随同它们的艺术与文学，也围绕着塔克拉玛干建立起来。那就是景教和摩尼教。景教徒由于否认基督可以同时是人又是神的观点，于公元432年在西方被以佛斯（Ephesus）宗教会议所放逐了。这一教派的许多信徒向东逃至萨萨尼亚（Sassanian）王国，即今之伊朗。从那里。它的商人兼传教士连同它的宗教信仰和艺术进入了中国。公元638年在长安的第一座景教教堂举行了奉献典礼。它是经由丝绸之路的北路到达这里的。同时景教的社团在许多绿洲也建立了起来。本世纪初叶，在吐鲁番和敦煌密室里发现了大量的景教手写原稿。因为许多景教徒既是传教士同时又是商人，所以景教的教义终于在中国的中亚细亚的运输队所经过的各条路线上扎下了根。同时它又南下进入西藏。无论是公元845年中国唐代所颁布的严禁一切外来宗教传入中国的禁令，还是11世纪穆罕默德的信徒对中国的中亚细亚的征服，都没有使它完全消灭。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于13世纪末叶，路过喀什与和阗两地时，就发现在那里有许多景教徒。
摩尼教于公元3世纪发源于波斯。它是以相互对立的“两个教义”——光明（灵魂）与黑暗（肉体）——为建教基础的。
摩尼教教徒在公元5世纪末叶，因遭受西方基督教徒的残酷迫害，便向东逃窜，最后到达了中国的中亚细亚和中国本部，并于隋（581—618）、唐（618—907）两个朝代，在那里牢固地建立了起来。直到德国人在吐鲁番地区开始发掘摩尼教的全部图书以前，我们对于它的文献，毫无所知。当时人们所能知道的有关它的一切，主要是靠着阅读它的敌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奥古斯丁——对它所写的一些具有极大敌意的记载。
突厥人在公元762年左右，在他们劫掠唐都长安时，开始接触到摩尼教。以后不久，他们就都成了它的信徒。这种古怪的异国宗教是从相互抵触的基督教和波斯教脱胎而产生的一种宗教。公元10世纪是它的全盛时期。接着就开始衰落，最后在中国终于湮没无闻。它在丝绸之路的西部绿洲，被怒潮似的伊斯兰教所排挤和消灭，在更远的东部则为佛教所取代。关于后者的证明，可以从塔克拉玛干东北尽头的喀喇和卓地方看出来。在那里，艾伯特·范莱考克发现，在晚期佛教壁画所掩盖着的背后，有美国的摩尼教壁画。但是无论如何，在丝绸之路遗留下最有力的和最持久的不朽作品的，还是佛教艺术。虽然景教和摩尼教的艺术家们，对他们自己的卓越成就同样也留下了丰富的证据。
丝绸之路上的艺术与文化，正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一样，一般被看做是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的唐朝（618—907），达到了它的光辉灿烂的顶点。在这个以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为特征的辉煌的年代里，繁荣昌盛遍及整个王国。作为亚洲的罗马，以及作为丝绸之路旅行者出发点的京城长安，是地球上最壮丽的世界性都市之一。在公元742年，它的人口已接近两百万（按照745年的人口调查，中国总人口为5200万。另外还有大约25个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曾经作为周、秦和汉各朝代都城的长安，那时候已经是6英里宽、5英里长，四周环以高大护城墙的大都市。城门昼开夜闭。对于外国人，他们非常欢迎。当时大约有5000外国人住在那里。不论是景教徒、摩尼教徒、波斯教徒、印度教徒和犹太教徒，都被允许自由地建筑他们各自的教堂、庙宇和进行聚会。有接连不断的旅行者的行列，每天从城门中出出进进。这些人当中包括突厥人、伊朗人、阿拉伯人、康居人、蒙古人、阿美尼亚人、印度人、高丽人、马来亚人和日本人。他们代表着各种职业和工作，其中有的是商贩、传教士、圣地朝拜者、使节、舞蹈者、乐曲家、作家、珠宝商、酒贩、朝臣和名妓。从全亚洲搜集来的那些当魔法师、舞蹈家、演员和表演者的侏儒们，在中国人中间特别受到喜爱。来自丝绸之路遥远的市镇和亚洲各地的整个乐队，都日夜在这里为宫廷演奏。
这些外国人的出身与职业的一个显明可靠的记录，是在长安附近发现的当时埋藏在坟墓里的陶俑。在这些作为殉葬品的陶俑中，有一些把外国人刻画得惟妙惟肖，因此学者们就可以从他们的容貌或者服饰上，来判断他们的种族和国籍。除了旅行者的连续不断的行列外，每天还有大批的奢侈品和日用品倾注在京城里的许多市场上。在许多经过丝绸之路运进的商品中，有许多比较奇异的东西如化妆品、稀有植物（包括藏红花）、药品、芳香植物、酒、香料、檀香木、书籍和加工精制的地毯。除去有的已被训练成能伴随音乐跳舞的从大宛运来的“天马”以外，还有孔雀、鹦鹉、隼、羚羊、猎犬，有时还有狮子、豹子和对中国人来说两条腿的怪物鸵鸟。后者在7世纪就曾运来过两只。最初人们把它叫做“大麻雀”。后来借用波斯人的称呼，叫它为鸵鸟。其中之一被说成是能日行三百里，并能消化钢铁。
不管中国人对于这些奇异的进口品是如何地贪得无厌，但他们总是把外国人一律称之为“胡人”或者野蛮人。诚然，这是由于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所以一直看不起外来人。皇室把外国统治者送来的礼物，认为是纳贡，对来访的外国君主或使臣，都以附庸对待。
***
在唐朝，丝绸之路诚然有过一段黄金时代，但是，由于王朝和主要商业路线的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这个朝代开始衰落的时候，丝绸之路的文化也就随之而衰落了。这是一个许多城镇连同它们的寺院、庙宇和艺术作品最后消失的过程。的确，一度曾经是这个辉煌时代的一切遗迹都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致直到19世纪才被重新发现。唐代丝绸路上文化衰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衰落的过程也经历了几个世纪。但是，主要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由于供应绿洲市镇的冰川水源日益干涸；另外一个是由于伊斯兰教徒的武士们从遥远的阿位伯的突然来临。他们手执利剑，强迫人们改变宗教信仰。
远在中亚有史以前的蒙昧时代，自从人类第一次迁来塔克拉玛干沙漠绿洲起，就一直为了生存而斗争，他们不但要对抗其他部族的劫掠，同时还要对抗饥渴带来的死亡。诚然，要不是那些从高山奔腾而下、涌进沙漠的河流，要在这贫瘠荒芜的不毛之地生活下去，显然是不可能的。绿洲人民通过他们苦心经营的灌溉系统，巧妙地使用了这些河水。这就使得他们在农业上做到了自给自足。假如，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也不管时间久暂，一旦这种灌溉系统被忽视了，或者被干扰了，那么，时刻在等待着机会的沙漠，就会很快地接收过去。这时绿洲就会废弃，人们的住所也将被流沙所湮没。在公元3世纪末叶，当时由于中国对丝绸之路暂时失去了控制，尼雅这个市镇就这样“寿终正寝”了。同时也很快就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吞没了。
但是，不管居民怎样善于保护和控制水的供应，地理上的变化过程对于他们总是无情的，因为他们所赖以生活的那些为河流提供水源的高山上的冰川，正在日益缩小和枯竭。从冰河期就开始的这一过程，一直在经久不变地减少流入塔里木盆地的流量。
罗布泊附近的楼兰，曾经是孔雀河的最后一个绿洲。那条河在公元3世纪还一直在滚滚流动。但到4世纪初叶，由于河流逐渐退缩，那个绿洲也就终于变得荒无人烟了。有些绿洲有时也因河流改道或者淤塞而被弃置。如古代和阗故址于阗绿洲即其一例。今天这个绿洲早已被埋葬在冲积层之下了。
但是，佛教文化从丝绸之路上消失的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唐朝的衰落及其最后的覆灭，阿拉伯人西进的胜利以及整个塔克拉玛干最后对伊斯兰教的皈依等等。这个沿着丝绸之路向前进展的新宗教，招致被穆斯林教所诅咒的象征性艺术——人形的描绘——的死亡。许多塑像和壁画被这些反对崇拜偶像的人们所破坏。
至于庙宇和印度塔不是任其自行倒塌，便是任其消失在沙漠之中。
公元15世纪，伊斯兰教已成为整个塔克拉玛干区域的唯一宗教。
在明代（1368—1644）统治时期。当时由于中国关闭了通向西方的大门，丝绸之路最后终于被废弃了。这就使这一地区更加荒凉和衰落。
面对所有这些情况，只有最强大的和水源最好的绿洲得以生存下来。这时它们都有一种具有自己的艺术和建筑风格的新的宗教。其余的则连同它们丰富的和已经被忘却的秘密，静静地被埋葬在塔克拉玛干的流沙底下。在那里它们又经过了许多世纪，仍然没有受到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