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经于右任斡旋，蒋介石同意邓宝珊复出政坛。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准备西迁洛阳，邓宝珊被任命为洛阳的“陪都委员”。2月，国民党中央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主管军事。当时甘肃地方武装林立，各据一方，就地征敛，再加上兵连祸结，灾害频繁，民生凋敝。到任不久的邓宝珊看见这种惨况，决心不扩一兵一卒，专务安民，并协调与青海马麟的关系，争取和平环境，以利百姓休养生息。同时，他与邵力子通力合作，整顿省政，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邵力子也与邓宝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年，邵力子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他与于右任曾大力保荐邓宝珊正式为甘肃省主席，但蒋介石对邓心存疑惧，没有同意。1935年，邓宝珊改任陆军新编第1军军长，所辖仅两个旅，被人们讥称为“新半军”。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邓宝珊受此感召，积极奔走于晋、冀、鲁三省，同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会晤，恳切要求他们同仇敌忾，把枪口掉转过来对抗日本侵略者。随后，邓宝珊又到西安与杨虎城、张学良晤谈此事。当时红军长征经过甘肃境内，邓宝珊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命令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红军攻占会宁后，朱绍良曾命令新11旅殊死反攻，他委婉劝说朱绍良放弃了进攻，同意撤退。不久，“西安事变”爆发，邓宝珊坚决赞同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在处境艰难的杨虎城邀请下，邓宝珊前往西安商议善后对策。他寻思蒋介石对杨虎城恨之如骨，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杨虎城进行武力抵抗又不大可能成功，且必然引起内战，于团结抗日不利。经双方磋商，决定由邓宝珊出面，亲自说服蒋介石给杨虎城以“出国考察”的名义。然后，他毅然到南京见蒋介石，他从容地对蒋介石说：“此次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非常事件，杨虎城诚然对不起委员长，但委员长素以圣贤之心为心，当按非常办法对待，这样会使中外人士更加敬佩!”随后，他又主动提出东北军、西北军整编问题，陈述了杨虎城的要求。次日，蒋介石邀请邓宝珊吃便饭，并答应让杨虎城出国。6月，邓宝珊在上海将杨虎城、杨明轩、宋绮云等人送上船，才放心地转回兰州。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将驻防甘肃的新1军、第165师和第86师合编成第21军团，任命邓宝珊为军团长，令其率部驻防榆林，在平绥县西侧抗击日军，同时也有让其率部从北面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意图。本来邓宝珊以为可以为抗日出力，便欣然赴任，谁知蒋介石在半道上将第165师和新10旅分别并给了胡宗南和朱绍良，却改任邓宝珊为晋陕绥边区司令。初到榆林，邓宝珊便与中共达成和平相处的默契。他派兵驻守鱼河堡，叮嘱带队军官“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这一带公路的安全，保护来往车辆和人员顺利出入!”1941年2月，国民党电令邓宝珊派兵协助陕西保安13团，给其阎家寨子部队“送粮”，意在制造摩擦。邓宝珊看破了这点，复电说：“阎家寨子乃弹丸之地，深入陕甘宁边区150余里，在我无足轻重，派兵送粮，定要与友军起衅，影响国共团结，不如将部队撤出。”遂拒绝执行命令。邓宝珊还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同志会面。1938年5月，邓宝珊参加完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在返回榆林的途中，他故意选择途经延安的路线，想亲眼见识一下共产党领导下延安的新气象。到达延安时天已黑了，邓宝珊不想打扰边区政府，就在一个骡马店住下。毛泽东闻讯后马上指示：“一定要给予邓宝珊一行热情的欢迎和招待。”第二天，毛泽东和肖劲光一大早就来到骡马店，虽然是初次相识，但毛泽东与邓宝珊却像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一样亲热。毛泽东开玩笑说：“邓司令路过延安，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是不是怕我们共产党穷，招待不起你吃饭呀?今天中午，我在交际处请客，请邓先生赏光。”邓宝珊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席间两人谈笑风生，十分投缘。在毛泽东挽留下，邓宝珊在延安整整住了一个星期，从此便与延安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些情况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里，对邓宝珊与延安的联系，他不好公开反对，但暗中却对他频频施加压力。1943年初夏，国民党中央电请邓宝珊到重庆开会，并特意指示他要绕道宁夏转往重庆。邓宝珊非常生气地说：“不指定路线倒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毛泽东得悉情况后，对邓宝珊高度赞扬，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定要大张旗鼓地招待这位朋友。当邓宝珊到达延安时，毛泽东便在杨家岭中共中央礼堂设宴为他洗尘，并请朱德、贺龙、林伯渠、续范亭等十多位党内外著名人士作陪。在延安的那几天里，邓宝珊多次与毛泽东单独会谈，就抗日战争形势交换看法。在谈到胡宗南以大军包围延安时，毛泽东轻蔑地指出，胡宗南不过是挑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两个石头，就全部砸烂了。毛泽东的话使邓宝珊更加坚定了团结抗日，争取民主建国的信心。当他到达重庆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国民党内反共声浪甚嚣尘上，使他忧心忡忡，在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时，他大胆向蒋介石发出忠告：“我愿把领导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导拥护成拿破仑。”蒋介石内心十分震怒，放弃了让邓宝珊当甘肃省主席的打算。同年秋，他返回榆林路经延安时，毛泽东对他此行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大加赞扬，邓宝珊还以来宾身份在劳动模范大会上发表讲话，告诉延安的同志：“我是大家的朋友。”续范亭感动不已，赋诗一首赠给老朋友：
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常新。
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
次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给邓宝珊的信中写道：“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邓宝珊读完来信，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他对身边的秘书说道：“毛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也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我为结识他感到骄傲。抗战即将胜利，国共两党应该继续合作下去。”
抗战胜利后的次年2月，邓宝珊回到三原家中，托词“养病”，表示不愿再去榆林，以免卷入内战漩涡。后由于胡宗南再三催促，不得已重返榆林。鉴于榆林的战略地位，胡宗南又调集一个整编旅增驻榆林，并安插许多特务对邓宝珊进行监视和控制。1947年夏天，爱国人士刘绍庭携朱德及续范亭的信来榆林面见邓宝珊，要他当机立断举行起义，他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这年8月，出于战略需要，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进攻榆林，邓宝珊因还在起义问题上徘徊，只得仓促应战。1948年4月，国民政府召开“伪国大”，非代表的邓宝珊特意到南京了解国民党内人士对时局的看法。他目睹“选举”中的种种丑闻，不禁心灰意冷。当于右任征求他对自己竞选副总统一事的意见时，他泼了一瓢冷水，道：“从现在的情况看，于先生的上策是去香港卖字，中策是继续当监察院长，下策是出马竞选。”从南京回来后，他又托病住在三原老家，以躲避蒋介石的纠缠。这年8月，“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派冯钦哉到三原，请他出任副总司令，驻守包头。8月25日，邓宝珊欣然应诺，乘机飞往北平，正式出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职，晋升为上将。但邓宝珊始终觉得蒋介石没有好下场，他坦诚地对傅作义说：“蒋先生挑起的这场内战，我以为注定会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终。你要注意保存军队，不要被老蒋利用。”
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切断了傅作义的退路。12月，傅作义准备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谈判倡议。经马占山建议，傅作义认为邓宝珊和共产党历史关系较深，又有威望，如出任谈判代表，将有利谈判进行，便派飞机将他接到北平。傅作义此时仍很犹豫，担心一旦将军队交出，到时血本无归，自己无法向几十万兄弟交待。邓宝珊告诉他：“抗战时，我在陕北与共产党打过几年交道，他们待人诚恳，重感情，讲信用，一看就知道是一群干大事的人，如果宜生兄认为有必要，我可以出城与共产党再作商谈。”傅作义听后打消了顾虑，全权委托邓宝珊为代表与共产党谈判。与此同时，邓宝珊还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崔月犁等人秘密接头，表示将尽全力劝傅作义走和平起义之路。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由“华北剿总”司令部少将周北峰陪同，冒着凛冽寒风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谈判。1月15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周北峰举行正式谈判，进展顺利，只是在时间上双方互不让步，相持不下。最后，邓宝珊提议由毛泽东决定。15日晚，毛泽东回电：“尊重邓先生的意见。”于是，双方在《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上签了字。毛泽东在复电中表示：“经邓先生达成的协议是可行的，我们对邓先生完全信赖。”1月17日，邓宝珊回北平向傅作义复命。就在此时，蒋介石急派其前军令部长徐永昌飞抵北平，企图以徐和傅、邓的私交扭转局面，煽动傅部与人民解放军一战。但傅作义决心已定，派邓宝珊出面敦促徐永昌离开北平，排除了他的干挠。1月22日，傅作义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起义。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终于回到了人民怀抱。邓宝珊为和平解放北平所做的贡献受到了广泛赞扬，北平《新民晚报》为此发表了《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一文。北平解放后，毛泽东多次会见邓宝珊，共商建国大计。与此同时，国民党宣布开除邓宝珊的党籍。同年8月，邓宝珊与傅作义前往绥远，协助董其武完成了“九一九”绥远起义。此前，蒋介石又派徐永昌到绥远，企图阻止起义。徐永昌假称有病，赖在包头不走。傅作义和邓宝珊合计了一番，决定由邓宝珊请其吃饭，邓宝珊在席间暗示徐永昌道：“次称兄，听说你病了，气候不好，请注意一点，润之、玉阶先生来电，欢迎你去北平。宜生已让其武给你安排治疗，并请你领导绥远起义，起义后我们一起去北平。”徐永昌感到形势已不可逆转，第二天就离开包头飞往广州。在绥远期间，邓宝珊还为宁夏马鸿宾部队的起义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开国大典后，邓宝珊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但他却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不任这个职务。毛泽东颇感意外，在中南海亲自约见他。一见面毛泽东就开玩笑地问：“邓主席，你怎么放着官不去当，而要去学习?我看你要学习是假，对共产党有想法是真。”邓宝珊见毛泽东猜出了自己的心思，便道出了自己的顾虑。原来，邓宝珊与彭德怀两度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而自己要去的地方却是彭德怀主持工作，担心不好开展工作。毛泽东听完大笑起来，就给邓宝珊出了个主意，由他起草一份电报给彭德怀，交给毛泽东发过去。并对他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向我反映，或者找周恩来总理。”两天后，邓宝珊收到彭德怀和习仲勋的复电，热情欢迎邓宝珊回甘肃工作。看完电报，邓宝珊非常高兴，马上乘坐周恩来为他安排的专机前往兰州上任。从1950年担任甘肃省主席到1968年病逝，邓宝珊在这个位置上干了整整18年，深受甘肃各族人民爱戴。
“文革”中，身患疾病的邓宝珊受到红卫兵冲击，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当即把他接到北京。他去世后，周恩来为他据理力争，把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作者点评】
1960年秋，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主席收到了一份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天水一带人赖以生存的东西。手拿这份食物，毛泽东十分难过，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在陕北时见过这东西，非常难吃啊。我们让人民吃苦了。”说完，毛泽东眼圈红了，仰天长叹。这位送东西的人就是时任甘肃省省长的邓宝珊。邓宝珊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与担忧，邓宝珊却理直气壮地说：“我要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问题，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啊。”这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民主人士坦荡的胸襟与高风亮节。
邓宝珊出身行伍，只读过两年私塾，但他少怀壮志，于戎马倥偬中坚持读书学习，希望日后有所作为，报效祖国。他经常与文化名人一起品诗论画，纵论国是，切磋心得，往往以精辟的议论让学者折服，再加上他为人谦虚稳重，待人诚恳随和，处事练达，有勇有谋，所以一直有西北军“儒将”的美誉。
邓宝珊与共产党有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毛泽东、周恩来、贺龙一直是他无话不谈的老朋友。自16岁从军，走马天山戈壁，邓宝珊就一直在追求进步事业。他参加同盟会，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参加“华山聚义”，反对袁世凯独裁。自从1924年与李大钊领导的共产党北方组织合作开始，邓宝珊便受到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影响，他大胆任用共产党员干部，积极采纳他们的建议，组建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这个国共合作的临时军事机构，对共产党人始终予以积极合作和支持，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四一二”政变后，他仍然不改初衷，同许多共产党人保持友谊，并竭力帮助危难之中的共产党人摆脱困厄。抗日战争时期，他拥护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义举，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战期间，蒋介石多次掀起反共高潮，命令邓宝珊所部封锁边区，不准根据地的人员和物资出入，但均遭到邓宝珊的拒绝。他说：“我们的部队是来打日本军的，怎么能自相残杀?”相反，他命令部队一定要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一线公路的畅通，保护边区人员往来和车辆顺利出入。为此，邓宝珊不断遭到蒋介石的排斥和冷落。毛泽东却对他念念不忘，引为至交。他在给邓宝珊的信中写道：“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俗话说，近朱者赤，在与共产党人长期交往过程中，邓宝珊的灵魂也不断受到洗礼，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忠实朋友。他与毛泽东的友谊大家都知道，反“右”斗争中，有人曾想将邓宝珊划为“右”派，可是没有人敢把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让他逃过了这一劫。
邓宝珊将军爱国、爱民，为人坦荡、正直，他厌恶内战，反对内战，直言不讳地预言蒋介石挑起的内战必将以失败告终。他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每遇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总是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在1948年底平津战役的重大关头，以人民利益为重，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为促进北平和平解放，为保卫北平这一世界历史文化古城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今天我们来到美丽的北京，回首往事，展望新世纪曙光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上曾经有一位“和平将军”的功勋，他的名字叫邓宝珊。
(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