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上报党中央、国务院。这个报告对发展我国导弹、火箭科技事业提出了科学的发展战略、措施和步骤，成为我国航空、航天发展的最早文献。他的报告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会议，讨论并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不久，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5研究院（后发展成为航空工业部）。1956年10月8日，新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了，钱学森出任院长。从此，中国的火箭和导弹的科研工作开始起航，钱学森率领这支年轻的科研队伍开始了征服太空的伟大进军。导弹研究院的初创时期，一切从零开始。研究院设备缺乏，几乎一无所有，而最缺的还是人才。在研究院成立之初的300多人中，只有钱学森一人是火箭专家，156名刚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甚至连导弹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钱学森上任后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开设导弹研究班，给研究院的同事教授导弹基础知识。这批受训的大学生，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导弹与航天队伍的骨干力量。在钱学森的主持下，第五研究院相继组建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控制系统等十个研究室，为共和国的地对地、地对空导弹和无人驾驶飞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958年，在争取到苏联有限的援助之后，聂荣臻元帅主持部署了我国近程导弹的仿制工作。作为导弹研究院院长，钱学森不仅考虑导弹研制决策的大事，而且要深入解决制造导弹技术工程中的一系列难题。他经常深入科研第一线进行指导帮助，与科技人员、工人一起集思广益，协同攻关，他要尽快打开中国导弹事业的大门，他要亲自带出一批导弹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
钱学森全身心地扑在新中国的导弹事业上，同时他要在与祖国共命运的伟大实践中，实现埋藏在心底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真诚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向党组织倾诉了长期压在心头的夙愿。
1959年，盼望己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钱学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又激动了，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激动。他想起在回国的路上他面对浩瀚的太平洋对美联社记者的提问的回答：“共产党人是人类最崇高的人，我还够不上共产党员的资格呢！”如今，他成为“人类最崇高的人”行列的一员，他要为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增光添彩，奋斗终生！
1960年10月中旬，在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钱学森领导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仅用短短两年的时间就仿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
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国产“东风一号”导弹在酒泉发射场发射成功，准确命中目标，实现了从无到有的伟大转折。
在发射基地召开的祝捷宴会上，聂荣臻元帅高举酒杯兴奋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科学的道路并不平坦，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楚。1962年3月21日，我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进行首飞试验，由于导弹飞行幅度较大姿态失稳和发动机起火后又关机，导弹发射后不久即坠毁，试验失败。
尽管钱学森不是这枚导弹的总设计师，但身为导弹研制工程的总负责人，他和大家一样，心情十分沉痛。面对低落的情绪，这位曾参加过美国航天事业创业、身经百战的科学家心态平和，指挥若定，不无风趣地对大家说：“我在美国每写一篇重要论文，成稿没几页，可是底稿却装了满满一柜子。科学试验，如果次次都能成功，那又何必试验呢？经过挫折和失败，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他鼓励大家振作精神，分析失败的原因，采取切实的措施，继续努力奋斗。
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再次发射，喜获成功。它标志着我国的导弹技术从仿制进入到了独立研制的新阶段。
钱学森没有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他以科学家的卓越胆识适时地提出了用改进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核弹头的建议。1965年2月，钱学森被任命为七机部副部长。在他的精心领导下，不到一年时间，准备装载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即研制成功。1966年10月27日，在酒泉发射中心，载有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发射成功了，一朵绚丽的蘑菇云升起在世界的东方。这次史无前例的“两弹结合”试验，成为一个划时代的重要里程碑，我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走完了美国人十三年才完成的导弹核武器研制任务，从而确定了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地位。外电惊呼：“中国这种闪电般的进步，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惊雷，震撼了全世界！”祖国的重托，领袖的信任，使钱学森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震撼世界的奇迹，让人惊叹不已！从近程导弹到远程运载火箭，在钱学森的带领下，我国一代火箭专家成长起来了，挑起了尖端技术发展的重担，我国火箭研制已经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钱学森打开了中国火箭事业的大门，又开始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组织管理、策划领导上，他放手让自己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发挥聪明才智。
1970年，钱学森出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他站在国防科技的高层，统揽全局，运筹帷幄，对我国航天科技的发展规划、火箭系列型号的方案论证、技术攻关、重大研制项目的组织协调及发射试验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我国火箭事业的开拓和发展建立了伟大的功勋。
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立即引起钱学森的强烈共鸣。早在回国之前，钱学森就开始对星际航行理论及其可行性进行了研究。1957年，当苏联发射成功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他就开始追踪研究这个课题。
这一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人造卫星的研究设计工作。经过两个多月三十多个单位的大力协作和努力拼搏，这个研究设计小组制作出了卫星和火箭设计模型，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和好评。在以后十余年的艰苦研究中，钱学森以全新的科学视角和缜密严谨的科学思维，高瞻远瞩，带领中国的航天人越过了一个个急流险滩，攻克了千万个技术难题。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我国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终于飞上了蓝天。
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发射了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这一消息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翌日，美国合众社播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专稿，文中说：“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的智囊人物是这样一个人：在许多年以前，他曾是美国陆军上校，由于害怕他回中国，美国政府竟把他扣留了5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钱学森……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才在1970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现在，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在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钱学森不仅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领域有重大成就和创见，而且在系统工程、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科学领域都有重大成就和创见。
钱学森自幼酷爱艺术，对美术、书法有广泛的爱好，尤其是音乐，少年时代便是有名的铜管乐手。当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园里，经常可以听到他吹奏圆号的悦耳的乐曲声。在受过西方音乐教育的声乐家、夫人蒋英的影响下，钱学森还熟悉各种中外名曲，熟知世界乐坛名家的各种音乐风格。直到晚年，人们还经常可以听到他轻声哼着世界名曲。
钱学森在为祖国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人民也给予他极高的荣誉和地位。他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还曾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数学物理学部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6年—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名誉主席，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2年4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学森是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人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钱学森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全军一级英模奖章；199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表彰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的贡献。
在巨大的荣誉面前，这位功勋卓著、富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家一如既往，脸上总是挂着宁静、祥和的微笑。他说：“成绩归于党，归于集体。”这印证了他发自肺腑的箴言：“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作者点评】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有人说，钱学森是位充满神秘色彩的科学巨人，是位可望而不可及的“科坛圣人”。其实，在他闪光的人生轨迹中，无论是生命的高峰还是人生的低谷，他的身上都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环。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振兴中华，是钱学森神秘人生的精神支点。
1989年8月7日下午3点，在绿荫鸟鸣、碧波荡漾的中南海紫光阁，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一起，亲切会见钱学森，热烈祝贺他荣获“小罗克韦尔奖章”。到1989年，全球仅有16人获此殊荣，钱学森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江泽民握着钱学森的手，把钱老的荣誉称为“中国人的骄傲”，并说，从老一代科学家毅然冲破重重险阻回归祖国，建设新中国的丰功伟绩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与自尊。李鹏说，钱老的经历不仅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的曲折道路，也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和人格魅力。
在国防科工委为钱学森举行的庆祝座谈会上，钱学森说：“要紧的是‘中国人’这三个字，这个‘中国人’应包括中国成千上万为此做出贡献的人。”的确，他是一位把祖国和民族的利益与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科学家，更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1955年9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终于离开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1959年8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他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忠诚，满腔热忱地投身于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一代科技巨星，钱学森经常告诉青年人：我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生活过的知识分子，亲身经历告诉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复兴。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的时候，才会感到最大的荣耀。
钱学森的非凡学识和聪明才智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珍视和厚爱。1956年早春，也就是钱学森回国两三个月后，他在一个温馨和煦的日子，收到一张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大红请柬。当晚，钱学森应邀出席了毛泽东举办的宴会。这是钱学森第一次与景仰已久的毛主席畅怀交谈。
“来，来，学森同志，请到这里坐。”毛泽东热情地邀请钱学森与自己坐在一起。毛泽东对他说：“新生的、最有力量的东西，总是在同衰亡着的东西斗争着生长起来。好了，为了斗争的胜利，我们干杯！”毛泽东还勉励钱学森要致力于为国家建设事业，多培养青年技术人员。
时隔不久，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他。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和钱学森谈起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他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高度作了精辟论述。毛泽东认为：“原子里头分为电子和原子核。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原子核里头又分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质子、中子、电子也依然是可分的。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毛泽东在理论探索上的勇气和大胆，给钱学森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最清楚科学工作者大胆探索的勇气是多么可贵！在此后的日子里，钱学森对毛泽东愈加钦佩不已，这种钦佩之情从来没有因为社会上对毛泽东的褒贬冷热而有过丝毫变化。
有一天下午一点多，毛泽东把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三名科学家叫到自己的卧室里亲切交谈。毛泽东听完钱学森的汇报，知道关于防弹道式导弹的研究由于技术条件不够成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就勉励他说：“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有饭吃，专门研究这个问题；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毛泽东接着讲：“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都要超过！”毛泽东还向钱学森询问了导弹体系的研究状况，一再嘱咐钱学森应立即组织一个小班子，准备起步。那天的谈话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多，宾主才互相道别。毛泽东将三人送出门时又说：“三位都是我的老师，你们有什么新的大作，可随时送我一份拜读。”
毛泽东约请科学家到他卧室里谈话，这是少有的。当时为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比较注意与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有关的科学问题。他约请钱学森等三人谈话，体现了他对三位科学家及他们从事的研究领域的重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钱学森在国防科学技术中的作用。
1966年9月，“两弹结合”试验正处在关键时刻。一天，钱学森随聂荣臻元帅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试验工作的准备情况。听完汇报，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核武器，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语气中充满豪迈和对钱学森的赞许。尔后，他又勉励钱学森说：“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一定要认真充分地做准备。要从坏处着想，不要打无准备之仗。”毛泽东对导弹事业的重视和支持，令钱学森备受鼓舞。
多年以来，钱学森以他渊博的知识和勤奋的工作，对我国导弹研制和国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使他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当之无愧的元勋。199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命令》指出：“数十年来，他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忠诚，满腔热忱地投身于我国国防科研事业，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潜心研究的工程控制论，发展成为系统工程理论，并广泛地运用于军事运筹、农业、林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命令》号召全军“学习他崇高的民族气节、严谨的科学态度、朴实的工作作风”。
钱学森不仅才智非凡，成绩卓越，而且还有一颗赤诚爱国之心，拥有这样的科技英才实在是中国的骄傲！
(胡泽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