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能屈就是在客观形势对己不利的时候，能够守静待时；能伸则是在外在环境对己有利的时候，能够进取有为。能屈能伸，是人的一种美德，更是人之处世的一种方法原则。现实生活中，顺而能进易，逆而能屈难。逆而能屈易，屈伸随时难。《周易》特别强调知进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丧，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16.1
关于“屈伸”，《系辞传》中有一段解释，其曰：
子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在这段话中，《易》的作者引用孔子的话，对于“屈”和“伸”从天道自然及人道有为等方面进行了颇有意思的说明。大意是说，太阳西沉，月亮就会从东方升起来；月亮西沉，太阳又会从东方升起来，太阳和月亮的交替推移就产生光明。寒冷的季节结束，暑热的季节就会到来；暑热的季节结束，寒冷的季节又会到来，寒暑二季的交替推移就形成年岁。往就是回归，来就是伸展，回归与伸展交互感应，利益就在其中产生。尺蠖这种毛虫，它回缩身体，是为了伸展前移；大蛇这种长虫，它冬眠潜伏，是为了保存自身。有文化的人精研义理，深究奥妙，是为了对社会产生效用；他的利于施用，安处其身，是为了崇高品质，广大事业。
由《易》作者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周易》所谓的屈伸，是往来，是动静，是往来、动静之间的推移和感应。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不例外。金景芳先生解释说：“‘精义入神’，便是人类的屈与静的功夫，当然这是更高级的屈与静。‘精义入神’是说人的修养达到最高的境界。人在进行这样修养的时候，可谓屈之至矣，然而它正是为了出而致用。唯其如此，然后始可以利其用而安其身，无论干什么事无不顺利成功……外边实事都解决了，则胸中所得益深，自然可以增崇其德。‘精义入神以至用’，是由静而动，由屈而伸。‘利用安身以崇德’是由动而静，由伸而屈。人人皆知伸之利，不知屈之所以利，故孔子在这里并言屈伸动静，而更强调屈与静的重要。”(金景芳等：《周易全解》，508页。)
可见，屈与伸，具体到人事，又是进德与致用的统一。照这样的理解，我们这本书，内编讲“德性基础”可算是讲屈，外编讲“处世方法”可算是讲伸。而屈是伸的基础，伸是屈的完成。没有屈伸，就没有往来变化，也就没有人的成长与完善。只有二者和谐统一，才能厚积薄发，立命安身。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屈是坤德（厚德载物）的具体表现；伸是乾德（自强不息）的自然流露。一屈一伸，一柔一刚，刚柔相磨，相反而相成。
就屈伸相感的层面说，一屈一伸也是“往来不穷之谓通”。“往来不穷”则造成变化，变化而通泰，则成就合理的、合目的的人生。因此，屈与伸也就是“唯变所适”，“顺天应人”。而在此“变”与“适”、“顺”与“应”的过程中，人们就可以进德存身，广大事业。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一谈到屈伸，似乎总给人一种“圆滑”的感觉。尤其是一说到屈，就好像是要在原则问题上妥协。应该说，这是一种曲解，至少是一种误解。常言说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什么是大丈夫？照孟子的说法，“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样的大丈夫，他的“屈”岂能是没有原则的妥协？反之，如果照《周易》的说法，把君子的屈伸理解为“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则大丈夫精神马上会体现出来。
因此，从处世的层面观之，屈与伸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精神的最好结合，是德性修养与经世致用的有机统一。
16.2
前面是从进德与致用统一的角度讲屈伸，我们还可以从时位统一的角度说屈伸。前引金景芳先生的话说，“人人皆知伸之利，不知屈之所以利”，这句话大有深意。只知伸之利，不知屈之利，可以说是只“知其一，莫知其他”。汉人刘向在《说苑》中论道：
贤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时，明乎成败之端，察乎治乱之纪，审乎人情，知所去就。故虽穷不处亡国之势，虽贫不受污君之禄。是以太公七十而不自达，孙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则？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于周而侯七百岁，孙叔敖一合于楚而封十世。大夫种存亡越而霸，勾践赐死于前；李斯积功于秦，而卒被五刑。尽忠忧君，危身安国，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绝，或以赐死而被刑，所慕所由异也。故箕子去国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过去君弟而更姓，皆见远识微，而仁能去富势，以避萌生之祸者也。（《说苑·杂言传》）
刘向这段引文的意思是说，德智双全的人，通晓世道盛衰的时运，明白事情成败的征兆，察知社会治乱的规律。他们辨别人情事理，知道该离开哪里和该到哪里去。因此，他们即使是在困窘的时候也不到将要覆亡的国家去求通达，即使是在贫寒的时候也不接受腐败昏庸之君的俸禄。刘向举例说，姜太公在七十岁之前一直没有显达，孙叔敖三次从相位上离开也不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勉强自己去与和自己的理想追求不一致的人合作。然而，一旦他们找到了这样的合作者，便马上成就了一番丰功伟业，自己及子孙也都因此而永享荣华。大夫文仲使濒临灭亡的越国起死回生，却被勾践赐死；李斯为秦国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却惨遭刑戮。这四个人，尽忠忧君，危身安国，谋略都是差不多的。但有的因此而世代封侯，有的则因此而被刑戮，这是由于后者的理想与君主的追求不一致的缘故。而像箕子佯装疯傻而得以逃脱，范蠡离开越国而改换名字，智过离开君弟而更换姓氏，他们都因此而保全了自己。可以说是见远识微，知道如何趋吉避凶。
刘向所列举的这几个人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姜太公、孙叔敖为一种类型，他们的特点是能屈也能伸，如太公七十岁之前安于贫穷，孙叔敖三次放弃高官显位，就是“屈”。而太公之“安”，孙氏之“弃”，都是出于自己的明智选择，所以他们的“屈”又是“能屈”。正因为能屈，所以时机一旦成熟，他们便很快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使自己得以伸展。大夫文仲和李斯为一种类型，他们的特点是能伸不能屈，也就是只知尽忠忧君，而不知祸患就萌芽于其中。与他们不同，箕子、范蠡和智过为一种类型，他们的特点是能伸也能屈。条件许可时，可以成就一番大业，功成之后又能惕惧而退，保全自己的性命。
在这里，最有意思的是文仲和范蠡。二人同在越王勾践身边称臣，共同帮助勾践洗雪国耻，灭敌兴国。但由于一能屈，一不能屈，结果却截然相反，实在是值得注意。史载勾践灭掉老对手吴国之后，曾摆宴庆功。群臣欢呼雀跃，喜形于色，唯有勾践面色不欢。范蠡猜透了越王的心思，知道勾践不愿意把灭吴之功归于臣下，因此暗自作出了急流勇退的打算。范蠡向越王请求退休，越王却沉思半晌，提出愿与范将军共分越国，并强调，范将军若不遵命，就杀掉他。范蠡知道共分越国实属虚言，惨遭杀戮倒有可能。于是悄悄打点行装，带着家人，泛舟而去，最后在齐国做了大富豪。范蠡离开越国后，曾写信给老朋友文仲，告诉他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同欢乐，劝他早离是非之地。可惜的是，当文仲犹豫不决似有省悟之时，勾践赐死的宝剑已经送来了。勾践赐死的理由是，文仲教他讨伐吴国的计谋有七个，可只用到第三个就把吴国灭掉了，还有四个藏在文仲手里。勾践说：“请拿着那四个计谋到我去世的先王那里施展才华吧。”据载越王所赐之剑，也正是吴王夫差命功臣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属镂”剑。刘向感叹道：“今非得其时，又无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闵世之乱，忧主之危，以无赀之身，涉蔽塞之路，经乎谗人之前，造无量之主，犯不测之罪，伤其天性，岂不惑哉？”
就《周易》的时位观而言，文仲的悲剧，也可以说是没有处理好时与位的关系。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之时，文仲作为一个谋臣可以说是得时有位，因为勾践需要复仇，文仲怀有韬略。而当越王勾践灭吴称霸之后，文仲仍身居显位，就是有位无时了。因为文仲忠君忧国之心不改，勾践阴险毒辣之性已彰。结果必然是时位乖离，因位而招祸。相比之下，范蠡在勾践用人之际，能够因时得位，施展经邦治世之才；在勾践如愿以偿之后，又能因时而变，谋求经商致富之道，所以总能立于不败之地。由此看来，贤明之士的一屈一伸，实在也是唯变所适、调整时位关系的一种好办法呀！
16.3
然而，正如本章开头所说，“现实生活中，顺而能进易，逆而能屈难。逆而能屈易，屈伸随时难”。所以《系辞传》特别引用孔子的话，一再强调屈伸之道的重要意义。其曰：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为《困》卦六三爻辞。爻辞的意思是，困在坚硬的石头下，攀据在蒺藜一类的荆棘中，即使居家赋闲，也找不到自己的妻子。王弼注曰：“石之为物，坚不可纳也，谓四也。三以阴居阳，志武者也。四自纳初，不受己者；二非所据，刚非所乘。上比困石，下据蒺藜，而无应入，焉得配偶？在困处斯，凶其宜也。”（《周易注》）《困》卦下坎上兑，依王弼的意思，石指九四，蒺藜指九二。六三以阴居阳，乘于九二，所以有“据于蒺藜”之象。上承九四，本应该属于吉兆，但因九四已与初六相应，六三欲比不能，好比困于坚硬的巨石之下，可谓进退维谷。加之六三处不当位，即使心存抽身之念，也已是很不好办了。所以孔子说，困在不该困的地方，名声必然受到玷污；攀附在不宜攀附的处所，生命必然受到威胁。名声受辱，身陷险境，灭亡的日子即将来临，哪里还有成全家室的可能呢！
可见，六三之凶，在于该“屈”之时不愿“屈”，想“屈”之时不能“屈”。结果必然是自取其祸，像前面所说的文仲一样。据史载，当文仲收到范蠡的来信后，称病不朝，也想做归隐的打算。但为时已晚，想“屈”也“屈”不了了，只好引颈自刎，遂了越王勾践的心愿。
《周易》重视“屈”，同时也强调“该出手时就出手”，也就是“伸”。《系辞传》中说：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是《解》卦上六爻辞。意思是说，王公发箭射击据于高城之上的恶隼，一举射中，无所不利。王弼注曰：“初为四应，二为五应，三不应上，失位负乘，处下体之上，故曰‘高墉’。墉非隼之所处，‘高’非三之所履。上六居动之上，为解之极，将解荒悖除秽乱者也，故用射之。极而后动，成而后举，故必获之而无不利也。”（《周易注》）《解》卦下震上坎，依王弼的解释，隼指六三。因为六三以阴居阳，失位；上六为阴，无应。而上六处震动之极，为解除危难的王公之象。金景芳先生说，此爻的意思是讲如何除去居高位的小人的问题。“隼于高墉之上”是阴险凶狠的小人居于高位，又处在当去未去之时，此时君子若有韬略在胸，动而锄之，必一举成功。金先生认为，孔子引用这条爻辞，就是要说明屈伸往来之理。“藏器于胸，待时而动”，即君子身上预藏成器，等待时机而行动，即是屈。“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即有所行动而毫不迟疑，即是伸。屈伸相感，则是“成器而动”，即先预备现成的器用然后再行动。
可见，《解》卦上六之“无不利”，是由于它在时机不到的时候，能藏器在身，屈而等待；时机到来的时候，能动而不括，伸而有成。苏东坡说：“夫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苏东坡：《贾谊论》）欲取远而先有待；欲就大而先能忍，这就是屈伸之道。
据此，屈伸之道，一言以蔽之，即“动静不失其时”。
16.4
“屈伸”一词虽然出现在《系辞传》中，但《周易》卦爻辞里也已经包含了屈伸之理。例如：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这是《泰》卦六五爻辞。“帝乙”，商代帝王。“归”，女子出嫁之称。爻辞的意思是，帝乙嫁出爱女，以此获得福泽，至为吉祥。《泰》卦下乾上坤，六五以阴居阳，以柔居尊，有帝女之象。二五正应，有下嫁之象。帝王的女儿下嫁贤者，可以算是降其尊贵以从下了。《周易》认为这样可以获得福泽和吉祥。帝女下嫁，应该说是屈，由此而“祉元吉”，应该说是屈而得伸。
又如：
乘其墉，弗克攻，吉。
这是《同人》九四爻辞。“墉”，城墙。“克”，能。爻辞的意思是，高据城墙之上，又自退而不进攻，吉利。《象传》认为九四之所以吉利，乃在于它能“困而反则”，即在困陷不通之时能够及时回头。及时回头就是屈。这种屈，是伸中之屈，也就是在有所伸之时毅然转屈。本来，高据城墙之上，已有大打出手之势。但发现时机不对，便果断地收兵撤退。正因为此种及时之屈，才获得了吉祥。苏东坡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东坡：《留侯论》）伸中之屈，需要的就苏氏所谓的“大勇”。
再如：
倾否；先否后喜。
这是《否》卦上九爻辞。“倾”，倾覆。爻辞的意思是，倾覆否闭局势；起先犹存否闭，最后通泰欣喜。《否》卦下坤上乾，为否闭不通之象。但否极泰来，所以上九有倾否之象。金景芳先生认为，爻辞强调倾否，说明否极并不能自动泰来，还需要人事的力量。否卦上九为阳刚之才，所以有能力倾否，使否变泰。以人力“倾否”就是伸。依爻位说，上爻应为阴位，《否》之上九以阳居阴，这本身就表明它有伸展抱负的志向。有这种志向，再加上对时势的顺应，它的伸展就能大有收获。
《系辞传》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屈伸之理的根据就是这种“一阴一阳”之道。所以，《周易》讲屈伸，由天道而及人事。它表明，屈与伸既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又是人类自身不可离缺的生活智慧。日月交替，则产生光明；寒暑变化，则形成年岁，这是天道之屈伸。尺蠖屈伸，则造成移动；巨蛇冬眠，则保存自身，这是动物之屈伸。精义入神，则效用自彰；利用安身，则崇德广业，这是人道之屈伸。不过，天道自然“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所以，人之屈伸，既需要德性涵养，又需要知性能力，是进德与致用的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