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约农对于学生，也是关怀备至，主张实行人格教育，希望建立起一种荣誉制度，而不是用现成的条规去约束学生的言行。他在东海大学的训导工作中，“即以礼治为本，但不标以礼治之名”。有一次，一个学生在考试时作弊，被发现后校方按照规矩公告记过两次。曾约农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在由他亲自拟订的长达二百余字的公告中，以极其诚恳的言辞，训诫这位学生痛加改正错误。他在公告中怀着自责的心情说：“约农滥竽教育界垂四十年，未曾以记过处分学生，今兹失败，良堪痛心。继人格教育以严刑峻法，既增五内之恧疾。……用资分谤，以旌吾过。”曾约农学贯中西，有着深厚的学识功底和丰富的办学经验。他的演讲内容非常丰富，引人入胜，使人百听不厌。东海大学礼拜天的祈祷会，经常都由他主持，其讲话“往往在阐明哲理中申述教义，活用圣经的典故或成语，听众如遨游于浩瀚的学海中，无异上了一课宗教哲学课”。他在担任东海大学校长期间，对于内外公私文函，无一不是由自己过目处理。“英文函件，以他具名的，无论长短，都是口述成文，由人速记，用字炼句，丝毫不苟”。至于中文函件，虽有秘书起草，但他都要亲自过目，“不喜欢沾上了官场的习气”。曾约农担任东海大学校长两年期满后坚请辞职，但该校师生都希望他继续留在东大，有的学生竟以绝食的方式来使其“打消辞意”。曾约农辞去东海大学校长职务后，继续应聘于台湾大学。对于曾约农在东海大学的成绩，曾宝荪是这样评价的院“回思约农在东海由创始及开办，不过两年多，他做事十分努力，他有三大目的。（一)科学人材要有国粹及宗教的认识；（二)通才教育；(三)劳作制度。”尽管他在这短短的两年中，不可能办得很完善，然而基础已经打下了。“现在东海师生对于创办的老校长，竟有如此热忱的拥戴，正可证明我所说‘一个人办教育，只要诚心诚意，他的心血不会是白费的冶。王开节在《曾约农先生事略》一文中，则对曾约农在担任东海大学校长期间的道德文章做了全面评述院“及长东大，尤重通才教育，规定应用科学科系，必修一定比例之人文学分，免因务专致蹈一孔之失。创工读以助清寒，定劳作率先身教，恒夜起视学生作息，于女生则聘教育家张懿慈女士辅导。主张小班制，期师生情性习尚相通，凡一朝血气之端，弭于未形之际。视学生如子弟，亲师表如春风，此非亲朋故旧之私言，实出桃李门墙之公论”。他每当得到学生质疑问惑之书，不论其“行束修与否”，都是亲自解答，剖因析果，不厌其详；对于那些有过错的学生，“必坦诚开喻，敦挚恳至，诲人不倦，有教无类，昔闻其语，今见其人”。这段文字当然不可免地使人感到作者对曾约农给予了一些溢美之词，但曾约农在主持东海大学时所获得的成果是十分巨大的。而且。我们从他两年后坚辞东大校长职务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看出，他办教育有自己特有的一套方式方法，“与若干美籍董事与教授发生分歧”，不是毫无原则地听从外国教会的旨意而办成一所全力培养为其服务的洋奴人才的学校。这一点是应当给予充分注意和肯定的。
曾约农在台湾三十多年时间里，除了服务于教育事业之外，还兼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受到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的倚重。他终身未婚，晚年体弱多病，曾与堂姐曾宝荪一起为整理曾氏家藏手稿和抄件做了一些工作。1974年，曾约农在《湘乡曾氏文献补》一书前言中说，“近岁以来，屡经丧乱，一部分已经散失，幸尚有一部分间关转运来台，珍藏二十余年。民国五十四年曾就其中择先曾祖文正公之家书、家训及手稿，先叔曾祖兄弟澄侯（讳国潢)、忠襄(讳国荃)、靖毅(讳国葆)三公，先祖兄弟惠敏(讳纪泽)、中宪(讳纪鸿)二公及先祖姑崇德老人(讳纪芬)之家书，都为一编，交台湾学生书局就原件影印，名曰湘乡曾氏文献，以供历史学者之参考”。又过了十来年，“续将余一部分未刊遗稿整理成篇，名曰湘乡曾氏文献补，仍交台湾学生书局就原件影印，以存此真”。由此可见，前后十来年时间即曾约农在七十岁至八十岁间，相继将曾氏家藏手稿和抄本中的一部分整理影印成册，为后人研究曾国藩兄弟的思想言行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三十巨册，就曾参考增补了其中一部分资料。
她早年接受过新式教育，又曾留学英德专攻考古之学，回国后在学术上卓有成就。
曾昭燏(1909-1964年)，湖南湘乡县荷塘(今属双峰）人。系曾国潢之曾孙女。祖父曾纪粱，父亲曾广祥。她的母亲陈季瑛，生于1878年，死于1939年，是曾国藩的进士同年、儿女亲家陈源兖的孙女，女婿陈松生的侄女。生长于书香门第的陈季瑛，不仅知书达理，琴、棋、书、画倶工，而且懂得一些中医知识。她的思想品德、兴趣爱好对曾昭燏等儿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她活下来的七个儿女，全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三个留学美、英、德等国，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曾昭燏六岁进入曾氏家塾读书，打下了较为厚实的国学基础。在曾昭燏出生的时候，中国社会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女子接受教育的风气已经开始流行。因此，当曾昭燏二十岁的时候，就在堂姐曾宝荪主办的艺芳女子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在艺芳毕业后，她随即考入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外语系，次年转入国文系学习。据赵世荣论及，曾昭燏在该校读书四年间有三年是住在胡小石教授家。她在《忆胡小石师》一文中说：“余略知古文字声韵之学，皆师之教也。”同时，她还从胡小石学书法。“余每习书，师自后观之。耳提面命，如诲蒙童。”这可能是她后来选攻考古学并在书法方面很有造诣的重要原因之一。1933年，曾昭燏转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所深造，1935年大学毕业后，她又自费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专攻考古学。经过两年时间的刻苦攻读，获得硕士学位。不久，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实习。随后，她因优异的成绩受聘为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员。1938年2月，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担任助教。
正当曾昭燏在学术上日臻成熟之际，日本侵略军攻陷中国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祖国大好河山遭日寇铁蹄践踏，中华民族处在危急之中。面对这种局势，曾昭燏放弃了在英国的优裕生活，毅然返回祖国，应聘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担任专门设计委员之职。因南京被日寇侵占，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已经被迫辗转于西南大后方云南、四川等地，曾在云南龙泉镇附近的起凤庵立足了一段时间。曾昭燏作为一名女考古工作者，不顾环境的恶劣，条件的艰苦，与男子一道积极进行考古研究的征集工作。1939年3月至1940年9月，她与吴金鼎一起参加了大理苍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先后对马曾龙遗址、佛顶甲乙二遗址、龙泉遗址等，做了艰苦细致的发掘。经过对出土曾文物的整理研究，她和吴金鼎发现这一地区的文化构造与中原地区有着明显国的区别，从而将其定名为“苍洱文化”。这一考古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4藩的高度重视；由于她对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发掘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从而藩其学术地位日渐增高，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性考古学者中的佼佼者。
家1940年6月，因昆明遭受日机轰炸，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转迁到四川李家、卜庄镇，曾昭燏和吴金鼎又主持对四川彭山县汉代崖墓的整体发掘。经过对出族土文物的鉴别研究，合撰了《彭山陶俑中所见汉服饰》这一学术论文，为汉代生活习俗和服饰的多样性以及地区分布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与此同时，她们还对川康民族的诸多问题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写出约一百万字的实地考察报告。1942年，曾昭燏与吴金鼎一起，在发掘云南苍洱古墓群所掌握到的大量文物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学术性整理、鉴别，合编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一书，为研究云南地方史尤其是云南古民族文化的产生、形成及其特点等方面，提供了极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在此期间，曾昭燏还主持筹办了一次考古展览会，其内容是展示法国考古学家摩梯耶父子从世界各地捜集到的远古旧石器制品，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她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合写的《博物馆》一书，成为当时博物馆学研究的重要着作之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曾昭燏随中央博物院迁返南京，仍任专门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任总干事。她在此后的二三年中，先后经手举办了两次大规模的展览院一次是汉代文物展览；一次是院藏青铜器展览。1948年春，她还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出土文物展览，得到学术界的高南京解放前夕，曾昭燏因对中国考古事业怀有深厚感情，不仅没有随同国民党政府去台湾，而且极力反对某些人将出土文物运往台湾。她亲自写信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晓以大义，痛切指出：“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湾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职对此事原无责任，然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种种危险，岂可缄默。”1949年4月14日，曾昭燏在上海又联合徐森玉、王象楫、吴有训等公开呼吁，把运往台湾的文物收回。尽管未能如愿以偿，但她的爱国举动正如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职务的赵青芳的高度评价：“如果说南博知识分子有骨气和事业心，人们忘不了曾昭燏女士。
她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南京博物院多年，为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初期中国考古事业做出过积极的贡南犬。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3月，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被命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曾昭燏因其学术地位突出被任命为该院副院长，不久升任院长。在她主持南京博物院工作的十五年间，还兼任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新中国所具有的条件和环境，为曾昭燏在考古事业上的大显身手提供了用武之地，其学术生涯有了飞跃的发展。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主持对南唐二陵即李升和李景荃陵墓的实地发掘工作，为南唐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在发掘文物的基础上，她又主编了《南唐二陵》一书，并于1957年公开出版，受到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她为探索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原始文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她与尹焕章合撰的《试论湖熟文化》一文，介绍并论证了湖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性考古学文化流传至今的必然性；《江苏考古历史的两个问题》一文，对江苏古文化的研究做了详尽而又令人信服的论证。除了主持发掘东南地区古文物之外，曾昭燏还积极参与中南、华北地区的考古工作。1956年她与他人合着的《河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一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这期间，她还组织举办了各种有关考古学科的展览，其中的“社会发展史”展览，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好影响。
曾昭燏虽然担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多年，但她从不以领导自居；她虽然在学术上具有较高地位，但不以大学者、大专家自连。她始终坚持深入第一线，亲自到田野工地上进行测绘，进行库房藏品的登记编目、展览室的布置、说明卡的填写等工作。从而，为她在业务上、学术水平上的不断深入打下了基础。她自奉俭约，从不占用国家钱物，即使是一张稿纸、一个信封也是自己出钱购买。她爱专业，爱国家，爱民族，尽自己的能力做出贡献。如她曾把多年收藏使用的清同治年间的瓷质茶具和具有民族风格的藤编桌椅无偿捐献给国家。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致力于台湾回归祖国的工作。在政治上，她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由于她的社会关系复杂及其特殊的封建官僚家庭出身，所以未能如愿以偿；但她从无怨言，体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共产党无比热爱之情。
她不仅是一位着述丰富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词作者。
鉴于曾昭燏卓越的考古成就，南京博物院在她诞辰九十周年之际的1999年，编辑出版了《曾昭燏文集》，以对其在新中国考古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给予肯定。该书五十万字，内容集中反映在考古、历史、艺术、博物馆、文学等研究领域，而以考古研究、历史和艺术研究最有学术价值。如《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一文对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兄弟民族历史的起源和演变过程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史料和学术观点。其论文《甲骨文字学史略》有论有据，观点明确，论述严谨，学术价值较高。这不仅反映出曾昭燏广博专深的学识功底，而且体现了其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
还须指出的是，曾昭燏不仅是一位学术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同时也在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方面具有深厚功底。这取决于家学陶冶造就和她自身的刻苦努力。据赵世荣统计，曾昭燏现存诗词约一百首。这些诗作不仅对仗讲究，而且内容丰富，或是抒发了诗人对大自然的赞美向往，或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感而发，无矫揉造作之态。如《读李秀成自述手迹》七律二首曰：“一火金陵万屋墟，焚身犹欲救鱼池。百年心事分明在，试读名王自白书。万家春树感深思，巷哭江南尽泪痕。身后是非谁省识，欲从遗墨共招魂。旷代功勋旷代才，擎天高柱复危榱。缘何一着差终局，百战英名付劫灰。鸿毛岱岳须臾事，取舍分明是丈夫。寄语世人须着意，亦仇有界莫模糊。”尽管此诗明显体现出诗人那个时代突出农民起义领袖人物“光辉形象”而加以赞美的痕迹，但诗中却流露出对李秀成“亲仇”是非不分表示深深的遗憾之言。又如，当她在1938年于英国伦敦得知日本侵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消息时，所作《忆江南》诗曰：“当年事，回首一沾襟。雨惨风狂春景暮，花飞云散夕阳沉，无限别离心。曾游地，不忍再登临。画阁祗今成瓦砾，碧波犹自映园林，何处觅知音。”词中流露出作者不仅对南京这个生活过的城市怀有的深恋之情，更重要地体现出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愤怒谴责，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渗透于字里行间。曾昭燏不仅诗词作得好，而且所作联语也别有情趣寓含其中。如《祭诸葛亮》联云：“收二川，摆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想酬三顾；平西羌，征南蛮，东和西拒中军账，按金木土神爻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