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澍幕府或在其手下工作过的人，大都得到他的精心培养造就、举荐提拔。这些人，大都成为了近代经世致用之学的实践者和发展者。最有影响的下属或幕僚如林则徐、贺长龄、陈銮、梁章钜、李星沅、姚莹、黄冕、汤鹏、魏源、包世臣、左宗棠、胡林翼等。这些人或是得到了陶澍的重用，或是在其引荐和提拔下功成名就，并共同将陶澍倡导的近代经世致用之学发扬光大，加以发展。
应当指出的是，经世致用之学在中国古代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因满清王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注重对程朱理学在义理上的阐发和张扬，时间一长也就对经世致用之学予以了种种限制，最终陶澍导致崇尚空谈的学风充斥于思想文化界。陶澍所处的是中国近代时期即将来临的嘉道年间，封建末世的衰败景象已经显现出来。作为生长于乡间，对社会实情有较多了解的陶澍，也就对如何扭转社会风气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思考的结果促使他尽自己所能，把古已有之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的时代环境下重新加以阐发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经世致用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用务实精神对待和解决社会问题。陶澍在对人才的培养造就和提拔任用过程中，就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实学特色。
陶澍对人才的培养造就和提拔任用，取得了突出成绩。首先是对湖南人才的群体兴起和形成的推动作用。据陶用舒统计，清代湖南名人集中在陶澍以后的朝代，其中嘉庆以前三人，只占总数的5.9%；道光及其以后各朝四十八人，占总数的94.1%。这就是说，从道光年间开始，湖南人才比古代激增了十倍以上，居全国各省前列淤。尽管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形成与古代湖南地理、文化等因素，尤其是与近代湖南特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地理环境具有密切的联系，但其根源却可以在陶澍那里分析出来。换言之，陶澍对经世致用之学的阐扬和对经世致用人才的培养造就、提拔任用，是形成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主要因素所在。陶用舒认为，陶澍是形成湖南人才群体的领袖和核心。他以诸多资料对这个观点加以说明。将张佩纶、张之洞等对晚清有影响的人物重点列举了十一人，其中湘籍人士占好几位。这些人就是胡林翼、左宗棠、贺长龄、曾国藩、魏源。他们大都与陶澍有姻亲关系、同学关系或学术传承关系；而且，这些人及其他近代湖南近代人才群体中的许多人，不是受到陶澍的直接举荐提携，就是深受其学术事功的影响。贺长龄与陶澍为同科进士，又长时间做官于京城；其弟贺熙龄还是陶澍的好朋友、儿女亲家。1825年，陶澍担任江苏巡抚时，贺长龄为江苏布政使，二人通力合作，开创漕粮海运之制。贺长龄委托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之书，工程浩大，得到陶澍的鼎力支持。陶澍和魏源两家本系世交。自1814年起，陶、魏二人开始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交往。尤其是在1827年时，魏源入陶澍幕府，二人合作共事十四年。陶澍的不少文稿和奏折，由魏源起草、代撰，或预先提出意见。在陶澍的高度信任和培植之下，魏源的才华得到尽情展现，并且为经世致用之学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陶澍经世致用之学影响最为突出的人物，在晚清时期首推曾国藩。曾国藩尽管不是陶澍的下属或幕僚，但他对陶澍经世致用之学的理解和在实践中的阐发表5见得很明显。在与太平天国相对峙的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面对学术衰败、士风麻木，封建统治秩序已被打乱的现实，曾国藩接过陶澍经世致用实学的学风传统，揭举理（礼）学经世的旗帜，吸引和汇聚了一大批务实之士到自己的身边，其幕府人才济济，当时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精英，几乎都在其中。这些人在曾国藩的领导和影响下，打着卫道即维护传统的旗号，为经世致用、救时济世而奋斗。先是开始了中国近代兵制的重大变革，开创了湘军的建军模式曰继而，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和沪局，开创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先河；而且，不乏教育、科技现代化的创举等等。
逐渐汇成洋务运动的时代大潮，顽强地突破了封建传统的樊篱，在实践中超出了传统。这种似乎背离初衷的超越，则要归功于曾国藩对实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总之，曾国藩对陶澍开创的湖湘经世致用学风不仅加以继承，而且予以发展创新，敢于因时变通，勇于进取开拓，对外来文化并非一味深闭固拒，开启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先河。
陶澍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又很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上。胡林翼在陶澍的培养指导下，成为晚清时期一位注重经世致用的重要人物，并且成为陶的女婿。曾任江苏巡抚、陕甘和云贵总督的湘阴人李星沅，在担任陶的幕僚后专心钻研经世致用之学，并在陶的举荐下历官巡抚、总督，为官有政绩。左宗棠于1838年回乡省亲时被陶澍所发现，两人成为忘年交，又成为儿女亲家。
左在经世致用之学方面受陶的影响很大，左曾表示以陶澍、林则徐为榜样，立身处世讲究一个“实”字。除上述诸人，尚有嘉庆、道光以来湖南着名人物如官至御史的谢振定、官至陕西布政使的唐仲冕、官至陕西按察使的严如印、官至内阁中书的李在青、官至户部尚书的何凌汉、官至巡抚的常大淳、官至江宁布政使的唐鉴，以及邓显鹤、贺熙龄、何绍基、汤鹏、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等人。他们或是着名学者，或是着名湘军儒将，“都与陶澍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曾得到过陶澍的帮助，或受到陶澍的影响”淤。湖南籍以外的着名人物，如浙江人龚自珍、安徽人包世臣、江西人黄爵滋、山西人张穆、江苏人吴樾、福建人张阿亮等，或是直接得到过陶澍的培养扶植，或是深受其思想言行的影响，均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陶澍倡发的经世致用之学。
他的学识、才能和人品深为湖湘人士所敬仰，从而与晚清着名人物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等都有姻亲关系。
在中国传统家庭的婚姻关系结构中，名门望族通婚、官宦世家通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与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基础之上的宗法伦理型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其中，祖先辈之间的世家友好关系，则又深深影响到家族后裔通婚的成功频率。胡林翼成为陶澍的女婿，在于他的学识和才能受到陶的赏识，而陶的学识、才能和人品又深为胡所仰慕。
左宗棠与陶澍结为儿女亲家，尽管陶的年龄比左长一辈，其地位和影响也比左要高要大，但共同的经世致用思想理论学说以及经国济世之学识、才能，使得左与陶不仅成为忘年交，而且成为当时一般人所不看好的儿女亲家。这其中的原因在于陶澍放下架子，不重在门当户对；在于左宗棠不谨守世俗之成规，敢于打破门第之见。左、陶二家联姻，集中反映出他们讲求实际的实学精神。而曾国藩的重孙曾昭楗与陶澍的玄孙女陶希庆结为夫妻则又有点特别。
曾、陶均已去世多年，子孙后代的联姻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家先辈世家通好，取决于两家均系官宦，取决于经世致用精神贯穿于家学传统的影响力和功效。
曾昭楗，字师齐，父亲曾广镕系曾纪鸿第三子。他在湖南大学商科学士毕业后，曾任川滇公路局宣威段会计主任。夫人陶希庆系陶澍唯一的儿子陶桄与左宗棠的女儿左孝瑜的重孙女，从小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曾在曾宝荪主持的长沙艺芳女校读过书。她与曾昭楗生育有一子三女，其中三个女儿大学毕业后分别从事医务和化工研究工作。
他早年以献时务策获赏识入曾国藩幕府，由曾指派负责湘淮军后勤供给重任。
刘瑞芬(1827-1892年），字芝田，号召我，安徽贵池人，诸生出身。因其在对外交涉中为力争中国利权做出过重要贡献，死后由光绪皇帝亲笔为之书写祭文，并赐予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功名。着有《养云山庄全集》十二卷，由其子刘世讳编辑刻行。
刘瑞芬生长于耕读之家，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取得秀才资格较早。1852年参加乡试不中，恰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地，刘则放弃科举考试之业而加入到抗击太平军的行列。他有兄弟多人，在其弟刘含芳年幼时父母过世，因而刘瑞芳既做兄长，又做父亲，在生活上、读书做人上多方照顾、督教这个小弟弟，受到众人交口赞扬。刘含芳为北洋海军着名将领，曾任津海关道、山东登莱青道，晚年重点经营威海、烟台、青岛等地海防，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表现出英勇抗敌的爱国精神。1898年病逝，终年五十八岁。
刘瑞芬与其弟刘含芳比较而言，官至巡抚，其地位比弟弟高，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政治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担负着与洋人打交道的职责，这其中自1885年至1889年间他还担任着出使英俄等国大臣。可以说，刘是一位熟谙洋务的有识之才。这种学识和才能的形成，与曾国藩对其栽培不无关系。
刘瑞芬自1852年参加乡试不中之后，面对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冲击下封建统治秩序被打乱的客观现实，特意留心时事政治的发展变化状况，随时做好了出山治事、一显身手的准备。1858年，守制未满便应诏复出的曾国藩，一方面全力组织湘军合围安徽省城安庆，另一方着手重建江南封建统治秩序，揭举理学经世的大旗，多方吸引和积聚有识之士到自己的门下，开创了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的近代理学经世的先河。1861年夏，刘瑞芬向驻节东流大营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呈递了一份时务策，从军事、政治和思想文化诸多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具体看法，受到曾氏赏识而被召入幕。1862年4月，作为湘军主力之一的李鸿章淮军组建而成，准备单独赴援上海。曾国藩特意将刘瑞芬调赴淮军大营，负责军需供给事务。在此期间，刘瑞芬的主要精力放在为湘、淮军购置、转运西洋枪炮的事务之上。他对西洋兵器和军事操练等情况进行了悉心了解和考察，所购枪炮都要经他亲自审查验证，为湘、淮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起过重要作用，因功获得道员的职务。随后，刘瑞芬先后负责在上海转运军械并主持松沪厘局事务，在军械饷糈方面为曾国藩、李鸿章围攻捻军提供了必要条件，受到曾、李等人的赞许，认为他不仅是一位难得的洋务人才，而且是一位实心办事的官员。
他是一位难得的洋务人才，尤其在出使期间为维护中国利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明显体现出爱国民族意识。
1876年至1885年间，刘瑞芬先后担任过两淮盐运使、苏松太道道员、江西按察和布政使，并护理江西巡抚。
在这前后十年间，他除了悉心处理地方事务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维护民族利益，有时甚至表现出坚决抗争的精神。如在署理的淮盐运使后不久，中俄伊犁交涉紧张，左宗棠统率的西征军正在西北边疆进行艰苦征战，沙俄兵航擅自驻入中国东南海口以示威胁，刘瑞芬于是密请朝廷增兵守卫上海。1878年，刘被召入京陛见，当慈禧问及中外形势时，他明确指出：“洋人以传教诱我愚民，其患小，以通商竭我中国之财，其患大。”淤并陈述建设海军、制造船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任职苏松太道后，针对上海通商时，浦江北岸为洋商区，南岸为体局船埠所在地，两不相挠，本有规定，但洋人贪得无厌，时有侵占浦南之意这种情况，刘瑞芬“丈量南北，中分为界，设水利局委员董其事”。洋人又以沿海迂曲为借口，想从吴淞口出入货物，遭到刘瑞芬的严词拒绝。因多年处理地方事务和中外交涉均有劳绩，刘瑞芬于1882年被清政府授以江西按察使之职，次年又迁江西布政使，护理江西巡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