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女知青来说，劳动的艰辛还只是一种磨难，而目睹农村妇女的困苦更使我们不寒而栗。那个时候，当地的妇女是从来不买草纸的，更不用说现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女性保护用品了。当时连县城都买不到草纸，我们用的草纸要家里寄来，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可以用搓纸捻子的皮纸代替。我很奇怪：当地妇女来了月经怎么办？我偷偷观察她们，发现她们用旧布缝成一个长形口袋，里面装上干柴火灰。难怪当地妇女妇科病多，生育率低。在农村，妇女比男人辛苦得多，同样出工，回家后，全部家务由妇女包揽，稍不如意，招来男人一顿打骂，还不能外出诉说。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女社员在家里被打得哀哀啼哭，想上门劝架，却被旁人拉住：“我们这里夫妻吵架，不兴劝架。”第二天出工，我们撩起她的衣襟，只见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看得我们心惊肉跳。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要我这样过一辈子，那还不如死。”
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子女生育得越多，妇女就越辛苦，但是如果没有生育，妇女简直就失去了生存的平等权利。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王大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王大姐个头不高，精瘦能干，下田使牛，上山砍树，样样农活不比男子汉差。她是土改时期的老党员，又待人真诚热情，队上安排她来带我们女知青出工，照顾我们的生活。她挑选我担任队上的记工员，每天晚上，我都要到她家里去，在昏暗的油灯下，按照她的口述，将全队每一个女社员的工分记在工分簿上。有时夜太深了，王大姐会煮点东西端给我吃。在那远离家乡亲人、饥肠辘辘的夜晚，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真是不仅充实了我的胃，同时也温暖着我的心啊！
时间一长，我发现王大姐是一人独居，这在当地农村是极为少见的，心里暗自纳闷，又不敢问。还是别的女社员悄悄告诉我：王大姐本是从小送到本村陆家的童养媳，因为没有生育，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环境里，王大姐理所当然地被休了，从此过上独居生活。我们看着她白天生龙活虎，有说有笑，夜里却独对孤灯，自言自语，心里不禁为她悲叹，联想到自己的人生，心也在为之颤抖。我们要是响应号召，扎根农村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究竟是嫁为农妇，生儿育女，含辛茹苦一生，还是像王大姐这样独身生活，永远埋葬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呢？那个时候，我眼前只有一片茫然，找不到答案，因为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30年后的1995年，我们五中四个同时下放靖县飞山塘湖湾里生产队的知青重返靖县，得知王大姐终于再嫁到了艮山口，但是命运仍然没有眷顾这位好心人。她第二个丈夫有个儿子，王大姐将他视同己出，贴心照顾，以为总可以人心换人心，继子会为她养老送终。不料这位丈夫病逝后，已成年的继子却不再认她，不仅不承担赡养义务，且形同陌路，不相往来。于是她又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孩，相依为命一起生活。我们特意赶到艮山口去看望了她，那狭小的木板房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王大姐已然衰老，而怀中的女孩尚嗷嗷待哺，我们都落泪了。虽然我们给了她一些经济帮助，却找不到任何语言宽慰她。
上山下乡的日子苦多乐少。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几个知青一起去赶集，寄回家书，领取家里寄来的包裹和汇款，买一些维持最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然后一起走进饮食店吃一碗“马打滚”-靖县当地出产的一种用糯米制作的小吃。只有这时候我们才感觉到，我们这些离巢的孤雁与家乡、与亲人还保持着某些联系，从收到的包裹和汇款上仿佛还可以感觉到亲人的手抚摩后留下的体温。但是这种喜悦对于我这个离家不久的女孩子来说，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奢望。父亲去世后，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再没有可能给我寄钱寄物。母亲失业在家，被街道办事处指派去挖防空洞，说是响应伟大领袖“深挖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不仅没有工资，连工具都要自备。两个弟弟因为家里困难又出身不好，初中都没有读完就辍学了，不给安排工作，只能去当“土夫子”，天晴去担土，下雨只能望天，饱一顿，饥一顿，自顾不暇。为维持生计，母亲只好变卖旧家具，最后连床铺都卖掉了，搭块门板睡觉，实在没有能力再支援我。我从此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自食其力的农民。
我们生产队在当地还算富裕，每十分工分值三角钱。队上最强的女社员如妇女队长王大姐是评为每天七分工，而我被照顾评为六分，也就是每天可以挣到一毛八分钱。到年底七算八算，扣除一年的口粮钱等等，不倒欠生产队的就算不错了。倒是本地农民因为家庭人口多，分的口粮多，吃饱肚子问题不大，虽然没有钱分配，养猪喂鸡种菜搞副业，办法比我们总是多些。由此我体会到我们是没有办法与那些带头上山下乡的董（加耕）模范、邢（燕子）标兵相比的。他们是回乡知青，生活习惯、劳动习惯都是从小练就的，人熟地熟，非亲即故，虽然也会遇到困难，但总算是龙归大海、鸟入森林。加上模范标兵比我们出身好，到处现身说法作报告，政治待遇那更是没法比了，所以他们可以至今无悔，而我却只能哀叹“没有岁月可回头”。
断绝了家里的支援，最窘迫的日子开始了。没有钱买牙膏、肥皂、草纸，更谈不上买书、添置衣服。下乡一年，我的身体在苦难的磨炼中开始发育，原来的衣服越穿越紧，经常会绷裂了线缝，露出了皮肉。十七八的大姑娘懂得害羞，又没钱买新衣，只能趁着晚上脱下来，自己就着油灯拆开了放吊边，顺便把磨破的肩头、挂烂的衣襟给密密补好。学着邻居用草木灰泡水洗衣服，在小溪边、井台上用洗衣棒槌用力捶打，指望省点肥皂钱。不料旧衣服经了一年的日晒雨淋、烟熏火燎、水泡汗渍，早已糟朽不堪。再经草木灰碱水浸泡、棒槌捶打，展开来已是千疮百孔，叫我后悔不迭，赶快改了办法用手轻轻搓洗，指望它能多陪伴我几度寒暑，穿在身上还得时时注意，以免再出破绽招人笑话。
我们湾里生产队因为距离县城近、田多人少，被当时的县委书记看中，亲自带领县委工作组驻扎在队上，大搞试验田，兴修水利，作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干部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吃得苦耐得劳，不搞特殊化，群众反映很好。不过社员们也评价说，工作组驻队的时期要算老百姓历史上最辛苦的时期了。出工更早，收工更晚，还不准磨洋工，哪怕逢年过节也不休息，战天斗地在田地里、水库工地上。久在农村的社员尚且叫苦，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城市青年能否吃得消就可想而知了。
工作组长见我虽然个子小，但出工不怕苦，收工后还帮着妇女队长记工分，可能认为我有培养前途，便专门找我谈话，动员我写入党申请书，但是在调查了我的家庭出身以后就再也不提起了。事后，妇女队长也是老共产党员的王大姐悄悄地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因为工作组说了，我不是个头脑简单的女孩子，像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反而表现这样好，不正常，只能说明我思想复杂，队上要特别注意。我听到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上面说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是重在表现，事实上，表现好是思想复杂，要是表现不好那肯定又会说是思想反动，那叫我们如何表现呢？看来这辈子我注定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不过，因为工作组的安排，我总算走了一回好运。为了应付工作组对生产队要搞多种经营的要求，塘湖大队指派我跟随农业局的带队干部去沅陵学习养蜜蜂。回来后，大队买了20箱蜜蜂交给我喂养，仍由生产队记工分，大队给生产队以补贴。这样我就告别了艰苦的田间劳动，成为了少见的女知青养蜂人。
当我踌躇满志地接过这批蜂箱，打开一看，顿时就傻了眼：“怎么全是不适合箱养的中蜂？别人买的不都是意大利蜂吗？”大队书记挠挠头说：“管他东风西风，便宜就好。
都是工作组搞花样，不搞还不行，你先养着吧，有什么不懂去问农业局带队干部。不过话先说清楚了，买蜂的钱是大队贷的款，不是儿戏，你可千万小心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把蜂箱搬回来，按在沅陵学的办法喂养。养蜂哪里有常人想象的追花逐蜜、蓝天白云、明月清风的浪漫，个中的艰苦只有养过蜂的人才能体会，更何况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那一年我数不清被蜜蜂蜇过多少次了，反正到后来是麻木了，蜜蜂的毒刺刺进皮肤里，既不红又不肿，只叹息又牺牲了一条小生命。尤其我养的中蜂一般都是野生蜂，蜂群小，极易分群，产蜜量不高，箱养容易生病虫害。养中蜂是典型的费力不讨好，一不小心，蜂王就带着成千上万的蜜蜂出逃了。我每天都疲于奔命，去追赶出逃的蜂群。蜂王的翅膀早已被我剪掉了一半，所以飞不远。每当我赶上蜂群，拨开蜂团，找到蜂王，庆幸之余，将它小心翼翼地重新放回蜂箱，带回所有的“逃犯”。每天两次打扫蜂箱，格外留意有无新的王胎-就是新的蜂王胚胎出现，如有，必须毫不留情地马上掐掉，否则，不出几天，就会再次上演“胜利大逃亡”了。
我们生产队附近没有多少花源，为了寻找花源，我跑遍了公社的山山水水，发现被洪水冲毁的飞山水库周围的山里开放着许多荆条花。于是找到农业局请来的沅陵师傅和县镇上的一位男学员帮忙，一道将蜂箱搬运到飞山水库的后山。山中多蛇，有一次，一条碗口粗的大蟒从我身边的草丛中飞快地滑过，吓得我背上好一阵凉飕飕。胆小力薄，只好邀上沅陵师傅和男学员同去。他们见我孤身一人，都有些想占便宜的意思，我又提心吊胆又不敢得罪他们，好在我借住的那家农户为人正直，总是关照和维护我，还特意安排他的小女儿和我一起睡，这才避免了许多骚扰。也就是我在山中辛苦追赶蜜蜂的同时，其他的知青和社员们也正在挥汗如雨地修复飞山水库，规定每天要抬足多少石头才有饭吃。真是知青同命运，各有各的苦呀！
劳碌之余，当我躺卧在杂草丛中，百无聊赖地呆望着天空南来北往的云朵，就遥想起远在长沙苦命的母亲。母亲冯筠是出身于京城望族的大家闺秀，她的祖父冯汝骙最后一任官职是宣统末年的江西巡抚，《清史稿》中留下了对我这位外高祖的简短记载：“冯汝骙，光绪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后出知川、鲁、直、皖、鄂多省兼任多职。后以理财功升至浙江巡抚。辛亥年移抚江西。武昌变起，赣处下游，举省皆震。南昌军相应和，胁汝骙为都督，号独立，峻拒之。礼送出境，至九江，仰药殉。
谥忠愍。”由此可知，我的外高祖遇上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却不会顺应潮流和部下拥戴，当上江西都督、革命元勋。他为表明效忠清廷，竟然仰药自杀以殉。虽然成就了自己的愚忠名节，却没有给后人带来任何好处，倒让李烈钧那小子拣了个弃暗投明的便宜。
外高祖死后，社会巨变，家道中落，但外公还是京津地区四大名医之一，所以母亲小时候的生活还是衣食无忧的，她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从事报酬优裕的翻译工作。
由于战乱加上婚姻的不幸，母亲辗转来到东北，并跟随我父亲来到了她素昧平生的湖南。
父亲解甲归田以后，母亲洗尽铅华，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父亲去中南军政干校学习，家里生活困难，母亲与街坊一起成立织布社，日日夜夜纺纱织布，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她积极参加群众扫盲工作，被录用到学校任教，但由于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也就被清洗回家。过苦日子时期，母亲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几件首饰都换成了沾着泥巴的萝卜和红薯，填进了我们姐弟们的肚子，几件压在箱底的衣裳也早改成了我们的童装。母亲经历了太多的离别，20世纪50年代初将我同母异父的姐姐送去荒凉的新疆参军，成了“八千湘女”的一员，20世纪60年代又先后把哥哥冯世续和我送到江永和靖县农村劳动。父亲落难之后，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艰难地支撑着父亲和岌岌可危的家。她与父亲相濡以沫，相守到老。父亲去世之后，我家的老院子被没收，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被赶到两间狭小的公房居住，并经受着她曾经的扫盲学生、后来的街道干部们的抄家、管制、批斗。
望着天边飞驰的白云，我仿佛听到母亲用她那熟悉的温和语调在向我呼唤：“燕子，你在那里还好吗？”我仿佛看见母亲在那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坐在杂乱的床边，呆望着窗外天边北去的雁阵，口里喃喃地念诵着“又是一年春草绿哦……”哦，母亲，你是想起了京城故宅门前碧波荡漾的什刹海边微风吹拂的柳枝，还是依稀听见了秋日长空里那天际传来的余音袅袅的鸽哨？女儿在靖县的山中为你遥遥祈福啊，这两地相思母女愁情何时能了？
天地之间，青春鲜活的生命总要开花结果。但是，苦涩的雨水浇灌苦涩的土地，只能开出苦涩的花朵，结出苦涩的果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心里渐渐萌生出对爱情的朦胧渴望，但对于周围同时下乡的知青同学，我却无动于衷，对当地人投来的异样目光更是充满反感。这是因为在五中读初中时，有一位同级不同班的男同学与我相互有好感，让我不能忘记。当送我们上山下乡的汽车开出学校的时候，他竟然从送行的人群里冲出来，来到我坐的车窗下，与我握手告别，这在当时算是勇敢了。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说过，但我们的脸上写满着的惆怅，似乎都明白那代表着什么。
近两年的知青生活使我有了切身体会，我要写信告诉还在五中升读高中的他，告诉他乡下的真实情况，要他千万不要重蹈覆辙，朦胧中也希望得到他的安慰和注意。于是我在信中写道：中学生下乡当农民根本不可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相反，我们今后只会被落后习惯同化。这是文明向落后的倒退，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的流放，是当年苏联将持不同政见者流放西伯利亚的翻版，等等。信，发出去了，我天天盼望着回信。我相信自己的眼力，我相信自己不会看错，我们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对事物的看法，有过淳朴的感情，我们的心是不会因为两年的离别而疏远的。我多么期待着他的安慰成为我打发日子的精神寄托呵。
在焦急漫长的等待后，回信终于飞来了！我避开最亲密的女伴曹志华，躲进油菜花盛开的田野，用微微颤抖的手撕开了信封，回信却让我大失所望。他在回信中狠狠批判了我的落后思想，并告诉我，他和全体同学很快也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奔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一线了。在信的末尾他写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人类还有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解放，我们要把整个人生都献给革命都还嫌不够，哪里还有时间来谈什么个人感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