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间的金融交易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都会进行。原始社会时，因为生产力落后，人与人之间的依赖能力比较强烈，所以个人没有自己的空间，也没有自己的财产与权利，但是其目的也仅仅是让彼此都活下去。在农业社会里，私有财产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交易范围缩小到了家庭、家族血缘体系之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父母养育子女的目的或者说最大的目的就是“养儿防老”，子女就是人格化了的养老投资品；而亲戚间的借贷就是跨时间的价值交换。因此，在得到别人的帮助时，就会“欠一份人情”，只有还贷并在别人有困难时借贷给他人才是还了“人情”。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决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正所谓“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种理想境界，也是因为儿孙多了，能进行人际金融交易的范围变大了。因此，越传统的农业社会，人口的增长越有利于金融的发展。
实际上，人们不仅可以跟有血缘关系的人进行资金的融通，还可以与朋友，甚至向陌生人进行借贷，比如现在的银行贷款、上市融资等等。但是，金融的融通是需要信用支撑的。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信任就成为交易成功的关键，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因为金融交易一般不是现货交易，而是价值的跨期支付，所以没有信誉就不可能进行，没有法制的管理也不可能进行。
在农业社会时，血缘关系就成了这种信用的替代品。血缘关系是一种个人出生之前无法选择的关系，出生在哪家、是谁的儿子、谁的兄弟姐妹、谁的父母、谁的爷爷奶奶，等等，这些都不是无法选择的，也是一辈子不能改变的。这种稳定和不可选择性，对于还没有法治体系的传统社会来说，是最有利于建立并维护诚信的基础，血缘关系的永恒即是信用。而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孝道”是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的交易体系，纲常伦理所规范的秩序则为这种交易体系提供了文化制度保障。所以，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对儒家建立的交易体系很“放心”，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风险小，所以，父母与子女、兄弟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可靠，进行金融的跨时间、空间交易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因此，在这种金融交易体系下，子女在年轻时靠父母，而父母在年老时靠子女也就成为一种最好的保障机制。
但是一个人的血缘关系与社会关系（主要是指朋友关系）毕竟是有限的，因此能够融通的资金也是很有限的。所以说，如果一个社会“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金融融通程度越高，就说明这个社会更基于农业社会的这种金融保障体系。金融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标志，很显然，农业社会的金融是不发达的，社会总体是落后的。
相比之下，由金融市场代替传统农业社会的金融体系之后，信贷、保险、投资功能都可由金融市场取代，而这样人们也就能够融通到更多的资金，能够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以及对自己的未来筹划等等。
此外，法制社会也是社会发达的标志，而现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等都是是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没有支持陌生人之间交易的现代商法、合同法、证券法等方面的发展，就不会有现在的金融证券市场；反之，金融证券交易在陌生人之间的深化进程，也带来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法治要求，也促进了法制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如果只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就不会融通到自己所需要的资金，也很难对自己的未来提供最好的保障，也就是经济落后的表现。
4.为什么“补钙”的广告会影响到肉骨头的销售？
“补钙”的广告宣传是为了销售各种补钙药品，可是制药公司却发现，自己的药品没有卖出多少，而各种各样的骨头却销得非常旺。这究竟是什么经济学原理在作怪呢？
几年前，中国人好像空前缺钙一样，各种媒体上铺天盖地全是补钙的广告。各种各样的补钙品种琳琅满目，电视广播里也充斥着大量的补钙广告。不论男女，不管老幼，都需要补钙。当“补钙大战”如火如荼，厂家之间的市场争夺难分高下的时候，人们却惊奇地发现：由于竞争商家太多，补钙营养品的销量并不怎么好，但是市场上的肉骨头却销量大增。原来，根据“吃什么补什么”的老话，吃肉骨头也是相当补钙的。特别是猪的脚筒骨，骨髓多，味道好，在市场上大受欢迎。而有限的供给导致了肉骨头的价格上涨，最后甚至逼平了肋条肉。与此同时，饭店里的骨头煲汤也十分受欢迎。药商发现，自己无形中为他人作了免费宣传。
为什么补钙的广告却影响到了肉骨头的销量呢？从经济学上来讲，一个经济主体在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中对其他的主体产生了影响，这种现象就叫做“外部性”。当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而对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又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时，就产生了外部性。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不利，就称为负外部性，而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有利则就被称为正外部性。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在路灯和厕所的灯光下抓紧时间刻苦读书，古人匡衡“凿壁借光”等等都是正外部性的表现。再比如，前面曾经提到的小镇烟火的事情。如果有人自己燃放烟火，他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能看到美丽的烟花，但是其他人也能看到他燃放的烟花，而不需要向其支付任何费用，这也是一种正外部性。
当然，在正就有负，在生活中同样存在着“负外部性”。比如汽车尾气的排放会污染环境；半夜邻居家小孩子的哭声会对别人的休息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架桥时，对山体进行爆破作业，使附近某养牛场的许多怀孕的母牛受到惊吓，整夜不敢休息，结果纷纷流产，造成了经济损失。
一般说来，外部性并非当事的经济主体的本意，他本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这么做，并非有意要帮助别人或者损害别人，但是这种行为却产生了影响别人的效果。比如“凿壁借光”，在这个过程中邻家并没有多付出什么，而可以借光读书、得到收益的匡衡也不必为之付费。而半夜邻居孩子的哭声并不是为了影响别人而哭，但是却无意中对他人的休息造成了影响。
外部性的广泛存在使得人们在做事时不能只考虑自己，也要考虑他人。有时候对于某些正外部性可以设法加以利用。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商场里开设餐馆。当一家大型商场建成以后，周围小吃店的生意就会相对好起来。这时商场往往会在顶层开设餐馆，使得顾客在购物的同时顺便上楼吃饭，这种做法就将正外部性“内部化”了。这也可以用来理解现在流行的多元化经营，在其项目之间就常常会有正外部性。
我们都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因此，对于负外部性，人们都在努力避免。尤其是当损害到他人利益的时候，可能会引起诉讼纠纷；当影响的是公共利益时，法律就要对其进行直接干预。比如汽车尾气的排放对环境污染严重，所以政府通过向汽油征税以抬高汽油的价格，从而达到减少人们开私家车出行的行为，进而达到了保护环境的目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补钙广告使肉骨头销量大增还因为补钙的营养品与骨头之间的关系。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从经济学上来说，人的消费品中有必需品与替代品。必需品是指人们生活中所必需的物品，最常见的便是水。而替代品则是指，因为一种物品的价格上升而引起的另一种物品需求量增加的物品。这两种物品互为替代品。比如大米与面粉。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缺什么，补什么，就要吃什么。因此，吃动物的脑子补脑，吃各种动物的鞭可以壮阳，喝骨头汤补钙。所以，骨头对于补钙类的营养品来说，是一种代替品。服用补钙类的营养品目的既然是为了补钙，那么买肉骨头做来吃也可以补钙，而且效果可能要比吃滋补营养品好。因此，骨头完全能够代替补钙类营养品，所以，聪明的人们就不会受厂商的“骗”，不去买补钙类的营养品，而是去买直接补钙的。这样做，既达到了目的，又安全方便。
尤其是在2000年10月，国家卫生部公布了补钙类保健食品抽检情况。据检测情况显示，在这次抽检的185种补钙类保健食品中，不合格的占不少，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一些名牌产品也在其中。这些商品存在的质量问题也对骨头的销量产生了正外部性。因为商品存在的质量问题更是打消了消费者去购买补钙类营养品的念头，而认定肉骨头才是补钙最好的营养品。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就明白了补钙广告使骨头销量大增的真正原因到底何在了。
5.人到底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是利己的，但是在他的另一部同样很有影响力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他又认为人是有道德的，人是普遍具有同情心的。也就是说，人也是利他的。亚当·斯密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经济学家们一直对人到底是利己，还是利他持不同的意见，并争论不休。那么人到底是利己，还是利他的呢？
亚当·斯密的经典经济学理论之一是“看不见的手”。他在《国富论》中如此表述：“当每一个人企图尽可能地使用他的资本去支持本国工业，从而引导那种工业使它的产品可能有最大的价值时，每一个人必然要为使社会的每年收入尽可能大而劳动。的确，他一般既无心要去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之正在促进多少。他宁愿支持本国工业而不支持外国工业，只是想要确保他自己的安全；他指导这种工业去使其产品能具有最大的价值，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这样做只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
虽然亚当·斯密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在无益中，因为“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而产生了利他的效果，但是他还是认为人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而不是为了使他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可以说，亚当·斯密认为人是利己的。但是在他的另一部同样很有影响力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他又认为，人是有道德的，人是普遍具有同情心的。也就是说，人也是利他的。亚当·斯密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经济学家们一直对人到底是利己，还是利他持不同的意见，并争论不休。那么人到底是利己，还是利他的呢？
有人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做出了如下的解释：许多人认为这段话只说明人是利己的，只有启动利己之心，才会去进行交换，才会有经济活动，因此也才会有社会的进步，也就才会有作为结果的利他。这段话说明，利己是目的，利他则是手段，先要运用利他这手段，才能达到利己的目的。如果面包师等人，不首先卖面包给他人，他自己也就得不到回报。也就是说，盈利是目的，满足顾客的需要是手段，所以利他的结果是利己。
以社会中只有两个主体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两个人都是理性的人，那只有在交易都会受益时，交易才会发生。如果一方获得而另一方损失，则交易就不会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拔一毛而利天下，不拔也”的原因。虽然是利天下，但是对自己却是一种损失，即便损的仅仅是一毛。如果交易不能自愿发生，那么在这些人之间再做任何分配资源的努力都只能改善一方的福利而恶化另一方的处境。简单举例来说，如果某个人生产苹果，但偶尔也想吃个梨，那么他就愿意付出一些苹果去与另一个生产梨子的人交易。如果这个生产梨的人也想吃苹果，那么这种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如果对方恰恰是个讨厌苹果的人，交易对自己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那么他必然就不会选择进行交易。
经济学家认为交易会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但是从这个理论中也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因为能够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所以人们才进行交易。也就是说，每个人来进行交易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的状况变得更好，即人们交易的目的还是从利己的角度出发的。
当然，在现实中的确有一些人做的一些事是为了他人，是利他，而不是利己的。天津有一个老人白芳礼退休后于1982年开始从事个体三轮客运。1987年，74岁的他靠自己蹬三轮的收入捐助了许多贫困的孩子上学。他一蹬就是十多年，直到将近90岁。以下是老人无私奉献的不完全记录：
1988年，为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5000元；
1989年，为天津市教师奖励基金捐款800元；
1990年，为沧县大官厅乡教育基金捐款2000元；
1991年，为天津市河北区、津南区教师奖励基金、北门东中学和黄纬路小学等，共捐款8100元；
1992年，为“希望工程”和家乡白贾村小学捐款3000元；
1993年，为我国建立的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捐款1000元；
1994年，为天津市河北区少年宫捐款1000元。
曾经有人计算过，这些年来，他总共捐款的金额达35万元。从始至终，白芳礼没想过得到回报，捐助的款项也大多是通过学校和单位送到受助学生的手里的，他从没打听过学生的姓名。有一次，海尔公司为了感谢老人的善举，送了他一台冰箱，都已经从楼下抬到屋里了，老人硬要退回去，他说：“我做事，不为自己，也不为儿女。”有人试图从白方礼那里找到曾经被资助的学生名单，但只发现一张老人与几个孩子的合影照片——这是唯一的一张照片。当问老人对受他资助的孩子有什么要求时，老人回答却很朴实：“我要求他们回去好好学习，好好做工作，好好做人。”
从经济学的理性人角度来考虑，白芳礼老人的行为是一种付出成本而没有经济收益的行为。他的这种做法完全是无私的，利他而不利己的。但是单纯从经济学上的成本与收益问题上来看，他却是有期望收益的，他的期望收益正如自己所说的“我要求他们回去好好学习，好好做工作，好好做人”。他做的利他行为是想要得到自己的利己收益——使他人能够在自己的帮助下更好地发展自己。当然这种利己收益是以利他为目的的。虽然对自己没有任何的实质性好处，但是却能够因此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也可以说是从利己出发，结果达到了利他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