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追溯人的思维方式绝非一件易事；自始至终，我的思想都是其他女人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我是把“思想”当做中国字“头”与“心”的合并形式来使用的）。
通过我家庭中的女性，我了解了日常生活的必要性，了解了那些她们必须要去做的料理家务、抚养孩子的工作——还有所有那些生活在一种误称和误解我们经验的文化中，女人们知道去为自己的感情正名的内容——我把这一切都写进了这本书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是在一种由别的女性语言与意向所界定的时空观念中形成的。
这种语言与意向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该运动才使得这样一种时间和空间成为可能。否则，就不会有这本书了。所以，从现在算起，我欠那些一百年，甚至数百年来在这一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女性真的太多太多。
我们怎样知道
我把这种见地归功于黛安娜·沃尔夫的《中国书法》（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1975年）一书。
我要提到在本书的写作中为我提供过帮助的一些人。
我的编辑，弗兰·麦卡洛(FranMcCullogh)，她的英明与支持一直伴随着我的写作。我对她的杰出才华与优雅风度深怀感激；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她所做的工作、深厚的友谊和远见卓识，在本书整个的写作过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这两位女性在我写作本书的某几个艰难时期确实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另外让我感谢克里斯滕·格里姆斯特(KristenGrimstad)和苏珊·伦尼(SusanRennie)，为了她们热情的友谊和不断的鼓励，以及她们那种始终如一的令人感动的性情。
这里，我必须提到弗朗西丝·贾菲(FrancesJaffe)、马克·利伦瑟尔(MarkLinenthal)和贝弗利·达伦(BeverlyDahlen)。琼·乔丹(JuneJordan)一直给了我深刻的理解和支持。蒂勒·奥森(TillieOlsen)、凯思琳·巴里(KathleenBarry)、凯思琳·弗雷泽(KathleenFraser)、里纳·罗森沃瑟(RenaRosenwasser)、帕特·卢米斯(PatLoomes)、卡伦·彼特森(KarenPetersen)、J.J.威尔逊(J.J.Wilson)、塔妮娜·基特拉克斯(ThaliaKitrilakis)、芭芭拉·克里斯琴(BarbaraChristian)、克洛蕾·鲍尔斯(GloriaBowles)、卡洛尔·米雷(CarolMurray)、瓦雷里·米勒(ValerieMiner)、玛丽·迈克(MaryMackey)、凯蒂·米利特(KateMillett)、阿尔特(Alta)、罗丝·罗森(RuthRosen)、南希·斯科特(NancyScott)、海伦·文策尔(HeleneWenzel)、琼·莱文森(JoanLevinsen)、哈里雅特·怀特黑德(HarrietWhitehead)、桑迪·鲍彻(SandyBoucher)、芭芭拉·麦克朗德西(BarbaraMcClandish)、南希·斯诺(NancySnow)、朱迪斯·万·艾伦(JudithVanAllen)与伊夫·梅里亚姆(EveMerriam)，他们都读过我的部分手稿，既给了我鼓励性的，又给了我有益的批评性回应。我要特别感谢麦切尔·格里夫(MichelleCliff)，因为她对这本书的理解和认真的阅读，以及她对我一以贯之的善意的支持。
卡洛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olSmithRosenberg)给了我大力的支持，她的学术成就和关于妇女历史的着作使我受益良多；就像罗宾·摩根(RobinMorgan)一样，在收集重要的资料方面，她给了我宝贵的指导。与克莱尔·菲希尔(ClaireFischer)和弗洛伦斯·拉什(FlorenceRush)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我与布什·南希·里夫斯(BothNancyReeves)和玛丽·费斯特纳(MaryFelstiner)交流了科学史方面的问题。
卡洛琳·伊尔蒂斯(CarolynIltis)，一位思想深邃的科学史专家，与我分享了她的学识，她的工作为我树立了榜样，给了我巨大的鞭策。如果我没有读过玛丽·戴利(MaryDaly)的《超越上帝》，这本书就不可能存在，玛丽的书启发了我的思想，打开了我的思路。我感谢她，因为她对我手稿的阅读和那些美妙的、令人陶醉的对话。就像与苏珊·谢尔曼(SusanSherman)的交流一样，奥德·洛德(AudreLorde)发表在《蝶蛹》杂志上的文章“诗不是奢侈品”对我有极大的影响。莫尼克·维蒂希(MoniqueWittig)在一段文字的翻译中为我提供了帮助，贡献了她的成果与思想。让我感谢艾伦·莱温(EllenLewin)，因为她在医学探讨方面为我提供了帮助；让我感谢查伦·施普特纳克(CharleneSpretnak)，因为她向我提供了大量的剪报与资料。温德尔(Wendell)和丹娅·贝里(TanyaBerry)与我讨论过女人与自然方面的问题，并且在我争取去对肯塔基州露天矿进行考察的过程中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
《山鹰》的编辑向我说明了坎伯烂山区由于开采露天矿而引起的环境破坏情况。琼·梅德林(JoanMedlin)帮助我整理了这本书的脚注和参考书目。此外，我要感谢范琼·刘易斯(FanchonLewis)，因为她给我打出了漂亮的手稿，感谢她的坚韧与宽容。我一定要感谢“环境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学系开设的一个课程）的那些主持人，大约四年前，他们邀请我去做了一个关于女性与生态学方面的演讲，由此，我才在这个方向上开始了我对某些问题的思考。
我要感谢国家人文科学资助基金会，它为我写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提供了时间和场所。
最后，尽管有大量女性所做的工作和她们的作品没有在这本书里被直接提到，但它们对我的作品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我特别想到的是乔治亚·奥基夫(GeorgiaO’Keeffe)的绘画、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Woolf)的小说、约瑟芬·迈尔斯(JosephineMiles)的诗歌，我经常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我特别想提到黛安娜·迪·普里马(DianediPrima)、乔安娜·格里芬(JoannaGriffin)，想提到安妮·迪拉德(AnnieDillard)的作品。在这本书中，还有太多别人无法看到的灵感来源，我感谢那些可敬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