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汉文帝出行，路过渭桥。有个人不知道犯了什么毛病，估计是想来看看皇帝长什么样，又没资格上朝去看，于是苦练下肢爆发力，经日有成。一日此君趁皇帝出行，从桥下飞驰而过，扭头望去，三大贤主已被他看清其中一位。但此君速度太快，110米跨栏跑只用了12秒88，让文帝的马大吃一惊，差点摔下来把贤主变成先主。警卫当然去把这人抓了起来，扭送至廷尉处理。虽然此人极力辩解时速只有70码，符合交通规则，但张释之还是按律判处他罚金。文帝勃然大怒：“这家伙惊了我的马！所幸御马柔和，不然摔都摔死了，你才判他罚金？”皇帝是真动了怒，如果是个奴才官，估计就顺着皇帝的意思改判重刑了。但张释之不为所动：“法律是天下的公共，现在法律规定就该这么判，如要改判重刑，就是法律不能取信于民。如果当时您就派兵把那人杀了，也就算了，但既然发到廷尉这里，就必须按法律办！廷尉掌管着天下的公平，一旦出现偏差，人民还不手足无措？”汉文帝沉思良久，答道：“廷尉确应如此。”
惊马案还只算是张释之在司法界小试身手，接下来又遇到一桩更严重的案子——有人盗窃了汉高帝长陵中的玉环。这下好脾气的汉文帝也要被气得跳脚了，立即列为挂牌大案，很快破获，把窃贼交至廷尉重处。张释之按律判死，汉文帝咬牙切齿：“连高帝的陵庙都敢偷，还有没有人道？你才判个死刑？这次我把他送到廷尉就是要诛他全族！张大人，您现在这么做咱们可对不起汉室宗庙啊！”张释之也知道严重性，免冠顿首，郑重道：“法律规定盗窃宗庙该判死刑，现在已经够了，不能以您的喜怒增加判罚。如果盗窃宗庙就要诛族，那要是有人取了长陵的一抔土，又怎么加刑呢？”两人争辩许久，直到汉文帝渐渐息了怒，才同意依法判处死刑。
显然，汉文帝这个仁君也不是没脾气，人在盛怒时很容易不理智。将心比心，如果被骂了爹娘，大多数正常人第一想法肯定是把对方给宰了，但受制于法律，才避免了冲动。可皇帝没有上级权力制约，一旦盛怒，如果身边的人都是顺奴，就会照办，造成很多冤案。只有张释之这样正直的人身居高位，不盲目服从皇权，才能监督皇帝，渡过暂时的盛怒，回归理智。当然，圣君与贤臣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是个暴君，并且为所欲为，张释之自己都已经死了100次了，哪里还能主持司法公正？所以汉文帝和张释之、宋仁宗和包拯、明孝宗和李东阳，他们总是在史书中联袂出演，并非偶然！
汉文帝又废除先秦以来的各种酷刑，如割鼻、挖膝、肉笞等，更重要的是废除了犯罪终身为奴和犯罪连坐全家没入官府为奴婢的法律，进一步清扫了先秦遗留的社会人身依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进步。
而在礼法方面，汉朝的先天缺陷也很大，这个号称与罗马帝国在东西方交相辉映的中华帝国，其实是刘邦这位亭长从乡下带出来的草台班子。刘亭长当了皇帝后还往大儒帽子里撒尿，出行坐的马车四匹马颜色都不一样。而直到文帝时，周勃这种斗大的字也只能勉强识一箩筐的老粗还能当丞相，可见素质教育状况堪忧。
汉初大家都是粗人，还可以互相忍受一下，但到了大文豪贾谊，他就不太好忍了。贾谊的《治安策》和另一篇更著名的《过秦论》都恳切的谈到礼法建设工作，提出汉朝最起码应该重新确定德性和主色调，不能一直跟着秦朝尚黑。“德性”这个概念大家千万别以为是口语里“瞧你那副德性”的德性，而是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所谓五德和阴阳五行相对应，每个王朝对应五行中的一种，还蕴藏了王朝兴替的神秘内在联系。虽然中国人也不是很信这类东西，但是能装酷也是一种功能，聊胜于无（事实上，确实很酷）。比如周属火德，色尚红；而水克火，所以秦就属水德，色尚黑；汉朝刚建立时没有立即确定德性，服色礼仪继承了秦朝的尚黑传统，大家都穿成黑超特警，上朝时黑压压的一片。贾谊则提出土克水，所以汉朝应属土，色尚黄。这个问题汉朝争论了很久，因为各种理由改过很多次，直到东汉才确定下来——我大汉属火（被秦朝克）。
而关于治国的基础思想，中国自古都不提倡一元论，也从未进入宗教社会，但官方总会有一个倾向。秦朝是明确的法家统治，但深受后世诟病。汉初儒家和道家都极力想站上政治舞台的中心，汉高帝虽然对叔孙通、陆贾等大儒不甚恭敬，但还是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努力推广一个儒式思想体系。而文帝却似乎更倾向于道家，他认为春秋战国数百年，人民受尽苦难，秦朝虽结束战乱，实则对人民压榨更加严酷，现在人民要的是休养生息，于是决定以德治国，与民休息。与民休息其实不难，只要国家不要好大喜功，不要四处征战、进行重大工程，行政机构不要乱花钱——总之就是“不要”，国家不要做这些事情，人民自然就得到了休息，这便是道家“无为而自治”的思想。
汉初推崇“无为”思想的最佳注脚其实还不是出现在文帝身上，而是前代的惠帝。萧何是汉初第一名相，制定了汉朝的行政体系框架，将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社会欣欣向荣。惠帝根据萧何临终的推荐任命曹参为丞相，但曹参整天喝得大醉，基本不理朝政。惠帝刚开始认为是暂时现象，可曹参日复一日，惠帝实在忍不住了，前往请教曹丞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曹丞相醉醺醺的说：“皇帝小朋友，你没事干了怎么就来打搅曹叔叔喝酒？”惠帝忍住火：“当初萧何推荐曹先生为相，我也任命了，但先生现在这样是不是有点辜负我们的信任？”曹参笑道：“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当皇帝的水平比高帝如何？”惠帝连忙道：“那我是不如的！”曹参又道：“那你又觉得我当丞相的水平比萧何如何？”惠帝小心道：“据说也要差那么一点点。”曹参哈哈大笑：“那不就对了！你不如高帝，我又不如萧何，那他们定下的规制我们又何必要去改动呢？”惠帝恍然大悟，不再过问，曹参也继续大醉。朝政根据萧何的设计继续良好运转，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被誉为管理学的一层极高境界，也是道家思想的一次绝佳范例。
当然，完全不改也不可能，不然就成了固步自封，皇帝、丞相什么都不管也略嫌夸张，“萧规曹随”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告诫后世的公共管理者不要像太甲反伊尹那样，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而把国家折腾来折腾去。历史上汉惠帝、曹参、汉文帝的名气不如汉高帝、萧何，但他们也没有为了超越前辈而故意折腾，而是甘于寂寞，默默继续执行既定国策，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而汉武帝一改汉初“无为”思想，改用儒家“大有为”思想，成就一世伟业，比肩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功业之巨在太祖高皇帝之上。然武帝一朝使中国十室九空，人口减半，“文景之治”的百年积蓄一扫而空。所以说后人啊，每当你景仰汉武大帝的赫赫声威时，切莫忘记背后还有亿万子民的艰难呻吟，更莫忘这种瞬间的厚积薄发离不开前代的默默积累。
确定了好的思想、文化和法律基础，汉文帝这才开始大力整顿财政经济，在这个方面，“文景之治”是后世王朝一致称赞的标杆。在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下，汉文帝包括其子汉景帝坚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农税从十分之一降到十五分之一，后来又降到三十分之一。汉文帝十三年（前167），汉廷下诏全部免去田赋。汉朝和后来主要靠工商业收入的宋朝完全不同，田赋是财政收入的大头。汉文帝勇敢的免去田赋，带头节衣缩食，还亲自参与耕耘，正是他这种人君气度，受到了时人和后世的高度景仰。
贾谊的《论积贮疏》指出：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只有生产力发达，人民才能幸福安定。但汉代没有袁隆平，也买不到金坷垃，更不搞转基因食品，农业靠天吃饭，难免会有收成不好的年份，一旦打个仗，军粮的缺口也很大，所以国家必须要有积贮，这就必须以农为本。贾谊还着力强调农业才是社会的根本，从事农业的人是“自食其力”，从事工商业的人是“末技游食”，要让这些人力资源尽量回归到农业这个主线上来。
贾谊的观点无疑是当时把握国民经济命脉，支撑社会生产力基础的至理名言，农业当然是当时最根本的产业，也是支撑中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庞大帝国的基石。不过最后一句略嫌偏激，而且太有勇气了。贾谊说只有农业是自食其力，其他人是吃闲饭的，他自己显然不是农民，那他算什么？但在这里作者不是想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实现原理来批判两千多年前的贾谊，恰恰相反，作者是要批判那些批判古人的现代人。
有些现代人说贾谊以农为本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落后局限性，甚至上升到中华民族农耕意识的层面，而贾谊那句对工商业人士不那么推崇的评价更成为许多人认定中国不能从农耕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的著名论据。
只能说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堪称奇葩。
在汉代生产力非常不发达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当然要鼓励人力资源向这个最根本的产业聚集。工商业自然有其重大意义，但至少在当时并不值得挪用发展农业的稀缺资源去发展它。这就好比一个人在读小学时就该集中精力，勤练四则混合运算，而不应该好高骛远的去学高次方程。当然，如果他到30岁还不会解一元二次方程，那确实是他初中没学好。但初中没学好又岂能怪小学学得太好？汉初定下重视农业的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背景的，和我们现代狠抓工业生产是一个道理。何况也从来没人说过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进步。事实上，到宋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已经不是农税而是工商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中国开始走出农业社会，渐渐进入工商业社会，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也作出许多适宜的调整和尝试。某些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批评中国两千年农耕社会不进步，其实是他自己在坐井观天，刻舟求剑啊。
即便是汉文帝本身，在狠抓农业工作的同时，也大力促进商业。文帝开山泽之禁，允许百姓到原来专属国家的山川河海开采矿产渔盐，促进了工商业发展。汉文帝又废除了关传制度。所谓“传”是由国家签发的一种过关凭证，凭传才能通过各种关卡。文帝废除此制，民间资本可以在全国市场自由流通，有效消除了地方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最后必须提到汉文帝的货币金融体系。我们现在经常在古装剧里看到男主角一出手就摸出几十两银子，或者皇帝大笑一阵，豪迈道：“赏你黄金万两！”然后，一个老太监笑眯眯地捧着满满一盘金元宝塞到主角手里。首先，这些编剧同志应该科普一下物理常识，好歹换算下一两折合多少克，再算算一万两是多少千克，老太监捧不捧得动；其次，中国自古是一个贵金属匮乏的地区，金银成为通货是明朝中后期的事了，在宋朝开始发行纸币前，中国一直铸造铜铁货币，从未将金银作为通货；最后，即便是明朝后期开始使用白银通货，一年的国库收入也才两百多万两银，几十两银是多么恐怖的购买力，怎么会有人随手就摸得出来？
秦汉以来中国一直使用铜铁货币，汉文帝朝经济大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而且自秦以来币制非常混乱，市场上半两、八铢、榆荚、五分等各种货币混杂使用。如要大刀阔斧整顿，势必伤害到许多既得利益，一不小心，政权就会从内部崩溃。其实，这从来都是一个大型帝国最严重的内患，远比边境上的游牧部族可怕，强势时如汉高帝、吕太后，都未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善解决。两千年后，蒋委员长派大公子蒋经国到上海滩整顿金融秩序，口号倒是很豪迈——“专打老虎，不拍苍蝇”，最后还是向黑白两道的金融巨鳄们服了软，拍点苍蝇了事，民国的金融秩序继续滑向深渊，最终全盘崩溃。那么以仁君著称，甚至不敢对匈奴说一句重话的汉文帝呢？
在这里，汉文帝要教育你——什么叫仁君。
所谓仁，与软弱无关。
仁君不敢对匈奴说一句重话，那是因为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无法剿灭匈奴。如要以强硬战争对待，吃苦头的不是皇宫里的皇帝，而是被驱往战场的百姓，所以仁君能够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屈尊于未开化的部落面前。反观某些所谓强国，无故向其他国家的人民举起屠刀，目的只是为了降低石油巨头的原油成本。而金融寡头们翻云覆雨，制造金融黑洞，吞噬人民财产，强国不但不制止，他们捅了漏子还想方设法用纳税人的钱去“输血”、“救市”，不敢说一句重话。
谁才是真正的强者？你真的思考过吗？
仗势凌人，不是真正的坚强。
顾全大局，不能称之为软弱。
仁君很清楚，什么是需要他个人委曲求全的，而什么是需要他拿刘汉江山来拼的。
汉文帝这位不以强大战功著称的仁君，在金融方面做出了一个后世绝少有人敢于效仿的勇敢举动——实施反格雷欣法则。
经济学有一个重要定律：格雷欣法则，亦称劣币驱逐良币。即指金属货币体系下，如果货币由政府统一铸造发行，政府规定的金属货币只要票面价值相同，不足两的（劣币）与足两的（良币）购买力相同（可自由兑换）。那么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流通货币会越来越不足两，发行者（政府或银行家）通过不断用劣币兑换良币，从民间搜刮财富。长期结果必然是国家信用丧失，货币体系崩溃，俗称亡国。但如果政策反过来，铸币权下放到民间，并且不硬性规定良币与劣币等值兑换，就会出现相反情况——铸币者为了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将自己铸造的货币发行出去，必须尽量改进铸币品质，形成良币驱逐劣币，即为反格雷欣法则。
秦汉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尤其是强大的汉初功臣集团迫切希望能从这个大蛋糕中分得最大的一块，而他们与富商巨贾也结为利益共同体，他们相信，一个摘桃子的小皇帝是不敢，更没有必要来触碰他们这块利益的。
但是，他们错了。
汉文帝顶住了各方压力，坚决实施币制改革，规定汉朝的钱币以四铢钱为标准（1铢=0.651克），允许私人铸币。
金融杠杆的作用非常强大，汉朝的经济很快欣欣向荣。发行货币能够带来巨大利润，富商们纷纷投身此业，汉朝的货币金融体系快速发展起来，大量优良保值的货币流通于市。这样人们都可以充分发挥才能，创造财富，而不必担心什么“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导致辛苦攒下的财富自动缩水。正是有了这样优良的经济血液，才能推动“文景之治”的大发展、大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