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全球气温变冷。隋唐是一个地球温暖期，而自宋至明却是一个小冰河期，宋朝的平均气温大约比唐朝低2～3摄氏度。史载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地处江南的太湖全部结冰，可以行车！而神宗朝宰相王安石曾作诗取笑北方人将梅树误认为杏树，可见华北已多年不长梅树了。至于竹子、柑橘等多种经济作物都已全面退出华北。气温对农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宋朝已经不是农业国，但农业永远是第一产业，从源头影响着整体国民经济。如果气温再高一点，可以空出更多的劳动力满足工商业，降低经济作物成本，向北拓展农耕区域……
第二，北宋没有打通大陆桥。宋朝以前海运不发达，亚欧大陆的贸易主要靠陆路。但中国西向的咽喉被西夏所扼，陆上的商旅不得不忍受着奇高的关税和无法预料的闭关，极大地限制了国际贸易全球化。直到南宋，中国人才放弃从陆路打通的想法，从印度洋开辟了海洋商路，但丢失的一个多世纪已无法挽回。
毫无疑问，宋朝的经济建设堪称人类在前蒸汽机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不过盛世不仅在于经济成就，更在于它影响世界和传承后人的伟大文明。宋朝塑造的这种文化氛围对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八、中华文明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汉文帝、隋文帝都为华夏文明走出瓶颈后的飞跃作出过重大贡献，不过秦末乱世和南北朝的问题只是文化程度低，残唐五代却将这个民族拖向了道德逐步崩溃的方向，所以不要小看了宋朝的宋太宗在这方面有多么重要。
其实，宋太宗很有文化追求，每次打完仗都要写首诗来抒情，比如前文提到的《平晋诗》《悲陷蕃民诗》，不过自从他用剑神营打过胜仗后就再也没打赢过，估计这类诗就不怎么写了。《宋史》记载宋太宗著有《太宗御集》120卷，遗憾的是该著后来散佚，所以不太好确切评价他的水平。不过宋太宗的学习精神很值得学习，他曾要求史馆每天给他三卷书，他要用一年读完1000卷。很多人认为这个学习负担过劳，至少冬季应该减负。宋太宗却说：“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了学习计划，这1000卷书便被编为著名的《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并称为“宋四大部书”。
宋太宗还勤练书法，师从后蜀著名学者王著。刚开始王著对他的书法评价不高，于是宋太宗发奋练习，笔力精进，但王著的评价一如既往。很多人看了新作，认为水平很高，王老师的评价有失偏颇。王老师解释道：“皇帝现在的水平确实已经很高，但如果一表扬，就会懈怠。”果然，好强的宋太宗继续发奋，终于更上一层楼，达到一代名家的程度，宋太宗学书的故事也成为教学方法的典范。宋太宗还令王著搜集历代墨迹，编为《淳化阁法帖》，它是现存最早的法帖，被誉为“法帖之祖”，对书法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依作者看来，论文化素养，宋太宗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世能超越他的也无非有宋徽宗、宋高宗、明孝宗三位而已。这方面他略胜唐太宗，大胜汉文帝、隋文帝和明太宗。当然，这是宋代纯文科的评判标准，若以后世标准，他的外语和理工科水平可以保证他考不上中学，也就无法和明朝那帮不怎么上朝的半脱产研究生相提并论了。
皇帝热爱文化，勤于读写，对全民族的文化氛围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而华夏文明发展至宋，也正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关键时期。宋朝市民阶层高度发展，开始形成一种迥异于汉唐贵族气质的新文化，孕育了中国人更加成熟的民族性格。
汉唐门阀贵族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民族文化也难免打上某些个人或氏族的烙印。而宋朝全民族文化兴盛，这种兴盛更多的是整个民族宏大的共同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以前文化话语权掌握在贵族手中，如建安七子、王谢家族等，文艺是富贵士族一种小资情调的玩物，至于普通百姓，应该还不怎么识字。隋唐文化大繁荣，更多人成为文化人，如李白、杜甫都不是士族出身，他们的作品就带有很大的平民气息。牛李党争后，平民出身的儒士越来越多，占据了更大的话语权。宋朝完全没有了贵族这个概念，所有文士都出身平民，甚至大量出现范仲淹、欧阳修这样出身赤贫，吃政府救济长大的文人。以往贵族文人的作品无外乎几个主题：激情四射的铁马金戈，富丽堂皇的华贵生活，超然飘逸的山水情怀。而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赤贫出身文士为文坛注入了一种对社会最底层的人性关怀，使文学成为真正能够表达全民族情感的载体，而不再是贵族或者富裕阶层特有的玩物。
宋代繁华的城市经济出现了勾栏瓦肆这种供普通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其间的表演节目自然离不开通俗文艺创作的支持，也反过来促使通俗文艺更加繁荣。宋代的诗、词、散文、小说、戏曲、书画、金石、收藏等艺术形式都得到极大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还是与唐诗并称的宋词，但这并不表示除诗词以外的其他文艺形式就不发达。比如唐宋八大家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中国的文学家以复兴儒学为号召，实现了文字载体和思想内涵的完美结合。正是这种文以载道的思想引导了更多的文士超越文字本身，产生了更多对理性哲学的深层次思考，从而催生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这既被视为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同时也被视为现代科学的思想渊源之一。
理学出现在宋代最初，是针对晚唐五代以来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下滑而应运产生的。宋人痛感五代乱世，尤其是其道德崩溃。中华民族的传统从未形成宗教形式，这样尽管更包容，但也容易被淡化，特别是容易遭到强势冲击，残唐五代便是一次几乎从内涵层面崩溃的例子。正因如此，宋儒才提高了对人性道德标准的要求，适当调整了包容和规范的度量。很多人并未认识到，这场思想文化界的重大变革，拯救了这个道德水平不断下滑的民族。如果任由五代习气持续发展而大儒们皆不作为，那这个民族早就退化为野蛮部落了。当然，也有人说理学束缚人性，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从此停滞。可人性当然要束缚起来，人性中丑恶的部分如果失去了束缚那与禽兽何异？
因此，这种思想文化上的重大变迁也必将反映在公共管理的伦理思想中，这更是一次重大飞跃。在前代，汉朝是刘氏家业，唐朝是李氏家业，而尽管其不乏赵宋朱明之说，但实则宋明这样的朝代已经是天下的公共，而绝非赵氏、朱氏之私业，赵官家、朱皇帝只是名义上的国家象征，私人主权早已黯然消隐。前文所说宋朝皇帝人选的确定机制、地方官的管理机制都从许多方面反映了这种变迁，而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御史台检法官（从八品）方廷实公开上疏道：“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并得到普遍响应，宋高宗本人也未反驳，可见这种观点已深入人心，成为全民共识。
一定程度上讲，这便是现代民族理论中所谓的民族国家。当然，那时的中国尚且远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一亿人口逐渐走出前代朦胧的华夷之辨，形成相对成熟的汉民族观和国家观念。应该说现代中华民族（主要指汉族）的民族性格、历史观便主要形成于宋朝，汉族开始成为一个正式的民族称谓。宋王朝非常重视自己作为中华（汉）民族历代正统王朝之一的理论，完善了中华帝国历代传承的历史观。中华帝国的一大特征便是改朝换代，而每个朝代对前一代都是取代关系，那就不能说前朝的好话。比如周朝大肆贬低殷商，汉朝大肆贬低秦朝，唐朝大肆贬低隋朝。后朝都把前朝描述成恐惧深渊，以证明本朝取代前朝的正确性。但宋朝改变了这种思路，更重视宣扬这个传承纽带的整体性，自己与前朝不是取代而是继承关系。
宋朝的前朝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严格意义上的后周，一个是广泛意义上的唐朝。宋朝两个都不亏待，都是我祖先，一起吹！于是杀兄篡父的唐太宗和急躁暴戾的周世宗都没有被宋人描述成恶魔，而是尽量选取好的方面给予较高评价。这对中华民族形成完整统一的历史观裨益匪浅，也非常有利于为经常改朝换代的中华帝国维系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