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棋盘很大，世界很小
地缘政治对我来说，是一种注意到均衡要求的行事方法。——亨利·基辛格
如何把握人类事物的复杂变化，从而达到对结果的一定程度的优化控制，这是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梦想。经济学家提出经济运行的模型，管理学者思考优化管理的途径，外交家寻求建设性的外交策略，其目的都是实现某种控制。《大国崛起》中引用了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福克斯的话：“牛顿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无可怀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规律，受规律支配的宇宙中。这为18、19世纪乃至我们当今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铺平了道路。”欧洲的知识阶层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但是，这是一个物理世界，我们可以从一些很基本的原理解释和推导出极其复杂的现象，如宇宙的运行。我们生活的是一个由人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生物的、社会的、精神的）是各种力量博弈的过程和产物。这个世界的规律无法还原到一些非常简单的元素和公式，而必须在整个复杂动态过程中去认识和把握。事实上，自然世界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律，如生物的发展演化，生态的平衡失衡，天气的朝夕变化，等等。
世界很小，棋盘很大。于是，人们都不约而同地从围棋中汲取灵感。基辛格博士将围棋和国际象棋作比较，借此揭示东西方不同的外交策略；台湾电脑业的宏基老总施振荣从围棋中悟出经营之道；在军事上，信息时代全方位同时性的灵活战术更是与围棋的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异曲同工。科学家曾经用“果蝇”作为研究有机生命体的原型，为研究其他生命体的各种机制提供重要线索。围棋，作为一个人类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包括对抗关系），分析复杂变化和得失，应付不确定性的竞技游戏，对我们思考社会问题也具有同样的启发意义。
一、围棋的军事运用
中国历史上，深谙围棋的军事家、战略家不在少数。段祺瑞作为棋迷与少年吴清源的对弈，以及后者的东渡扶桑是不可不提的重要事件。陈毅元帅对围棋的迷恋，对中国围棋振兴的历史感召，也在中国围棋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比较不为人注意的是毛泽东对围棋的兴趣和运用围棋对抗日战争的特点所作的思考。
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5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据程思远回忆，《论持久战》对国民党高层震动很大：“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毛泽东的抗日战略思想，用围棋的语言说，就是拉长战线，不跟强大的对手作正面交锋，避其锋芒，打持久战，积蓄力量，拖垮对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表达的战争思想，是军事上以弱敌强的根本策略，作为战略家，他一定程度上从围棋中获得了灵感。因为围棋提供了一个具有巨大“战略纵深”的广阔战场，使空间得以换来时间。
“战略纵深”指战争前线到工业腹地的距离，更广义地可以看作战斗的双方有多大的后方和回旋余地。历史上的经典案例有德国对前苏联1941至1942年的入侵，由于未能深入腹地而最终大败而归；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因为中国的战略纵深，而无法将中国从军事上到经济上迅速摧垮。这种战略纵深不仅让毛泽东看到了生存的机会，而且使他看到了战术的可能。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这样运用围棋来比喻日军与我军包围和反包围的重叠关系：
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地与和平阵地的关系。
在稍早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进一步指出“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要性”。在这些论述中，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包围和被包围的辩证转换，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围棋恰恰是这种动态生成关系的绝好原型。美国政治学者Scott%Boorman%在他1969年发表的《持久战：毛泽东革命战略的一种围棋诠释》中认为，毛泽东的许多军事思想固然早已形成，但围棋提供了整合毛泽东军事直觉的一个自洽有序的系统，一种更为形式化的叙述。Boorman总结了毛泽东围棋战略思想的几个重要原则：（1）以建立根据地而不是消灭俘获敌人为主要战略；（2）利用空间作全方位作战，灵活机动地进行战略转移，而不是对军事资源作战略集聚；（3）分而击之，各个击破。而这些特征都与围棋的地域性（战略纵深），攻守的复杂纠葛和辩证转换，局部与局部，局部与对整体的微妙连动有关。
二、围棋作为地缘政治的艺术
2004年美国大选前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了题为《美国的任务》一文。针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基辛格指出，“无论如何强大，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确定国际秩序。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确立这样一种秩序完全超出了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的心理和政治承受力”。他引用澳大利亚学者Carol%Bell的观点，认为美国的任务是将外交政策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许多权力中心之上的，虽然美国具有战略主导地位。它意味着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不是强行推行既定的眼下政策，而是要共同确定长期目标。基辛格苦口婆心讲的是一个道理：美国再强，它也不能一手遮天，这就像聂卫平再强势，他也要顺应棋的走势，而不能一意孤行，硬要把自己的构想变成棋盘上的现实。
在论述中国的崛起和美中战略关系时，基辛格博士指出，中国和二战前崛起的德国、二战后的前苏联完全不同，中国实行的是更加审慎的外交政策，不会要挟邻国，直接与美国决一死战。他引用一篇文章对中美政策与围棋和国际象棋的类比，借此揭示东西方不同的外交策略：
国际象棋只有两种结果，和棋和将死。博弈的目标是绝对的优势：也就是说它的结果要么是完全的胜利，要么是失败；战斗是在中央正面进行的。围棋的目的是相对优势，博弈在棋盘的各个角落全方位展开，而目标是增加自己的选择余地和限制对手的选择余地；围棋的目标更类似于获得稳固持久的战略进展而不是赢得全胜。
基辛格博士在围棋中看到了一种更为务实和有效的外交和地缘政治策略。胜负不是非此即彼的，甚至不是你死我活的。在围棋上，虽然“战争”是难免的，但战争永远是手段，有时是一种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不是目的。围棋永远是着眼全局均衡的，而局部的过分之着，会牵连到全局。美国21世纪初实行的“新保守主义”的中东政策，以为简单地“打入”伊拉克就能中心开花，突破“伊斯兰防线”，结果导致战术上的胜利（萨达姆政权的倒台）和战略上的失败（伊拉克的宗教派系、民族之间的内斗，内战，反西方势力的勃兴），与当年在越南一样，陷入整体的战略被动。
美国的单边主义虽然有多种原因，但从文化上可以说和西方文化突出“主导控制”有关。所谓主导控制，是一种强势策略：以自己的意愿为主导来改变世界（无论是对健康状况，还是经济发展、世界格局，等等），与之相对的是“顺应控制”，即通过改变自己来顺应现实，由此达到控制的感觉。一个患了癌症或其他顽症的病人既可以采取积极的消灭病症的策略，也可以退而求其次，与病魔周旋而与之共存。西医和中医的主要区别之一，便是西医强调主导控制，怎样消灭疾病，铲除病源，如各种病毒和病菌；而中医强调顺应控制，以调理自己的身心来达到对“自然”的顺应，使病因从根本上消除。中医的一整套关于“自然”的“形而上”概念体系，如阴阳五行学说，都应该从这个源头来理解。围棋博弈并不会支持单一的主导控制或顺应控制，因为棋手既有主导控制（将局面导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向对手实施压力，等等），也有顺应控制的一面，如灵活顺应棋局的发展，避免一意孤行；既追求战略的主动，又保持战术的灵活。但是，从思维方式来说，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言，围棋是一种共存的艺术，而不是“通吃”的哲学。在围棋中，有时控制是“刚性”的，如不依不饶的正面作战；有时可以是“柔性”的，如腾挪、转换，乃至妥协。比如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体现的灵活姿态，体现了更为务实的策略。
1990年，哈佛大学教授Joseph%Nye发表了《注定要领导：美国实力的实质性变化》一书，第一次提出“软实力”（soft%power）和“硬实力”（hard%power）的概念。硬实力是经济上的、军事上的、技术上的优势。软实力则是文化上的亲和性和吸引力。Nye%显然看到了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潜在弱点或挑战，提出“软实力”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观念依然有争议，但政治上的开明，经济上的自由，文化上的包容，确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阿联酋的一片沙漠上崛起的现代化城市迪拜，向人们展示了“软实力”的强大存在。软实力的思想与围棋哲学是相符的，因为围棋的本质不是“征服”，而是“发展”。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有利益得失的考虑，经济考虑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以满足人的需求，政治考虑利益财富的合理分配和再分配，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竞争和妥协。而围棋给予人的是对利益得失的相对观或辩证观（局部的“得”可能成为全局的“失”，近期的“失”可能从长远看是“得”）。作为地缘政治的围棋，给我们的是生存智慧，使我们看到了“均衡”的重要。没有“均衡”的理念，“最大化”迟早会破产。
三、围棋对商业管理的启示
蔡绪锋，泰国“正大集团”副总裁，将企业领导的职能分为主外和主内两方面。主外的是“企业家”，主要是寻找、把握眼下商机，展望、谋划未来前景。主内的是“管理者”，主要的职能是理顺内部人事和运作各个环节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内部资源的效率，以实现企业的目标。蔡绪锋的企业管理经验在这两方面都得益于围棋。
首先，在与竞争者的关系上，蔡绪锋对围棋和象棋所做的对比，和基辛格的观点异曲同工：抱有吃掉对手的想法，不仅不现实，而且是有害的（宏基老总施振荣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他说：
我们会将资源用来加强我们的公司，让我们自己离开竞争者更远，跑在更前面。但是反过来，我们将资源放在怎样打垮竞争者，就像是要硬吃对手的棋，即使给你吃成功，有时就要浪费一两手棋，会给对手创造机会。
他认为经商更像下围棋而不是象棋。象棋是以一役定胜负，而围棋和经商都有一个“连续性”的问题：重要的不是这一役，而是这一役和下面的战役的关系。在企业战略上，他强调积累的重要性，欲速则不达。
一个商人，他不贪，不去占别人的便宜，而且曾经帮助过很多的人，那你就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没有把柄抓在人家的手里，你就“厚”，你厚就有力量，有许多的事情就会无意得到。
相反，太贪，棋就“薄”，就容易破绽百出，无法持久。商人可以从围棋中悟出经商之道不是追逐蝇头小利，不是贪得无厌，而是要把握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平衡，从“失”中看到“得”的潜质，要把握赢利和发展的先机，有时又要有等待机会、积蓄力量的耐心。
在企业内部管理上，蔡绪锋认为，管理者可以从围棋中悟出把整个企业看作“一盘棋”的重要，如何通盘考虑问题，发现对全局发展有关键影响的制约环节，发现战术与战略的关系。他提出的是企业内部是否协调、自洽的问题，在围棋中，棋手经常会说你对棋的通盘思路是否“连贯”，就是这个意思。正如棋下得“薄”有潜在的危机，每个企业都会有各自的“软肋”。如何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效率。我认为，围棋中蕴含的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效率和控制(包括质量控制、风险控制）。其中有运作流程的问题（协调棋和棋的次序、缓急、主次关系），还有调动人员积极性的问题（在围棋中，表现为充分发挥每个子的效率，去实现共同的目标）。
四、围棋决策作为社会行为的一般原型
就最一般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围棋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描述理论和规范理论的前景。作为描述理论，它让我们看到人在棋盘上是怎样追求利益，怎样应对竞争，怎样协调内部和外部的利益冲突的。作为规范理论，它让我们看到怎样的行为是趋于理性的，怎样的行为是非理性，乃至趋于自我毁灭的。描述理论帮助我们认识人的本质，规范理论帮助我们趋向理性地做人。我觉得至少在下面几个方面，围棋可以提供人的社会行为的一般原型。
合作与冲突：从纳什的“非合作博弈”理论，到谢林的“边缘政策”，竞争和妥协，政治利益关系的转换与世界格局的重组，一直是当今世界的焦点。围棋让我们看到“均衡”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谁破坏这个均衡，将自食其果；无论是美国外交的单边主义，还是“微软”早年实施的吃掉对手的强势竞争策略，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它们都要设定游戏规则，别人只有陪它们玩的份儿，违背了公平游戏（fair%play）的根本原则，必然会引起强烈反弹。围棋体现的地缘政治格局，是一个多极的、相互依存的世界。
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在围棋中，人如何协调和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目标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这恰恰也是人生的一个基本主题。我们从儿童发展的角度，可以考察人如何慢慢学会把目标放得更远，怎样逐渐建立起“厚势”。
博弈互动与心理预期的调适：如果我们把人际往来和关系看成是合作和非合作的博弈，那么，你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会揣摩对方会怎样想，怎么做，换言之，你会建立对方行为方式的模型，尽管这种模型往往是内隐的，即你自己意识不到的。那么人是怎样在博弈过程中磨合的呢？或者说，人是怎样从信息不对称达到信息对称的？这个学习问题和社会认知问题在围棋中遇到了挑战。一个回答是，信息的绝对对称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对他人的理解永远是相对的。但是，建立共同的意义体系依然体现了人的顽强的社会性倾向，使我们形成社会共同体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