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鉴赏】
这篇文章选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这一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了。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极有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他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一段话从语言的运用上看，的确写的不错，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从内容上看，却反映了他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