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亮闹翻完全是件小事。甚至算不上闹翻，就是，从那以后，我们没以前来往多了，没以前亲密了。呈江河日下的态势，直到后来他从红山路搬走，我们就彻底音信杳无了。
闹翻的事情是这样的：世纪之交那会儿，张亮像平常一样带着他的女朋友小汪和我在红山路农业银行那儿的一个大排档吃饭。这家大排档叫刘记大排档，是一个满脸麻子的人开的，麻子居然使摊主在面貌上显得和气，也奇迹般地使他的饭菜比较卫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学问。总之，这是我们热衷于在此吃饭的原因。另外，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一抬头就能看到银行门前那两个石狮子，即便我们摇晃不已、醉眼朦胧，它们也自岿然不动。几乎每次，张亮都会在酒精的刺激下声称惟有把这银行抢了才行，否则日子没法过了。小汪这时候就打他一下，叫他别说胡话，因为假如哪天这家银行真被抢了，张亮会脱不了干系。关于小汪，长得一般，牙齿也不好，但笑起来很可爱，也不知道为什么。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我的直觉就告诉我，她是一个比较能过日子的姑娘。
看着可爱的小汪，我就更加唉声叹气，拿自己与张亮作比较。你还有小汪这么好的女朋友，你看我，什么也没有。张亮没说话，也没看一眼坐在桌子另一个方向的小汪，只是很猛地喝酒。再然后，时间差不多了，就买单回家。
问题就出在买单上。我要买，因为上次是张亮买的，但小汪居然抢在我前面要买。我哪里能同意呢，在我看来，她既然是张亮的女朋友，那么他们二人只能算一股，如果对方要抢着买，也只能由张亮去。另外，和男人在一起，女人早在很多年前就丧失了买单的权力。无论怎么讲，小汪买单只能让我觉得自己不对。于是我就跟她拉拉扯扯了起来，刘麻子看着这个场景，还站在一边嘿嘿笑。他脸上的麻子分布是均匀的，但笑会使那些麻子因为面部肌肉的攒动而集中在一起，也便显得坏坏的。这时候，在另一边的张亮坐着一直没动，他也在看我和小汪拉拉扯扯抢着买单。后来他突然站起来，说，你们俩拉什么拉，简直像日×！
当天的单结果还是张亮买的，因为我和小汪都因为那话愣住了，无暇买单。紧接着我和小汪还很是不好意思了会儿，不再瞧对方。当晚张亮也没有送小汪回家，而是和我一道回我们所住的小区。这并不奇怪，张亮有时送她回家，有时也不送。她家也不远，在距离我们小区三站路外的另一个小区，即便是走，半个小时足够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张亮也没有因为刚才那句话引起的尴尬而有什么，像平常一样有说有笑，谈论着那个世纪之交司空见惯的话题，比如世界末日，比如想起念书时老师叫我们做“跨世纪的人才”这句话。然后就是各自回家。过了几天，张亮喊我去玩的时候，我却找个理由推辞了。又过了些天，我喊他和小汪吃饭，还是刘麻子那儿。结果小汪没来。小汪再也没有来过。剩下我和张亮相对而坐，继续唉声叹气。
这时候，我突然才发现，张亮和我并没有什么话要说，可能是我们相处多年，能说的都说完了。我们就这么像鬼一样冷不丁地冲对方叫一声“干”，然后举杯，一饮而尽，仅此而已。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看马路上来往的行人车辆，或者和刘麻子说点他老家的事情。刘麻子是苏北盱眙人，带着老婆九十年代初就到南京来开大排档了，因为太熟，那些收保护费的小混混都免了他的。也就是说，他在南京呆了很多年。并且他也希望能一直呆下去，争取把寄养在老家父母那儿的儿子接到南京来念书。刘麻子的大排档后来不复存在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因为没人关心他去了哪里。我也不关心，提到他是想到了而已。我想说的是，世纪之交红山路农业银行那一带的人事全变了。连银行也搬走了。那里现在是个街边露天公园，每天都是一群老头老太在那儿聚散。
之后，张亮因为跟厂里同事打了一架被开除了。于是他在外面又打了一架，伤得不轻。我去他家看他。就是这一次，他告诉我，他父母已经把房子卖了，而是去城南开发区买了一套更大的房子。他说他的新家有两个卫生间。我还和他探讨了一下两个卫生间的使用问题。谈起即将搬家后面临的新生活，谈起从小到大这么多年来和我以及我们这个小区的一切，他扭动着好几处绷带的身体滔滔不绝，时而兴奋，时而难过。我坐在床边听他说着这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微笑着听他叙说，偶尔才转移视线看看窗外，在熟悉的楼群之间，我们小区各家各户阳台前晾晒的五颜六色的衣服依旧迎风飘动；再其上，是一只风筝，孤单得令人羡慕。那是2000年的春天。
临走前，张亮留给了我新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并且说一过去了，就请我和另外几个从小玩到大的兄弟去“认认门”。因为找不到纸，新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他当时是写在一张烟壳上的，我随手塞进了屁股后面的口袋。我喜欢穿牛仔裤，因为它厚实，而且耐脏，我一般半个月才把脏裤子脱下来交给我妈妈去洗。牛仔裤很难洗，妈妈总认为洗衣机洗不干净而手洗。所以她一面坐在卫生间的瓷砖地面上使劲搓，一面发牢骚。她的牢骚贯穿了我从小到大所有年月。她对儿子不满意。书没念好，工作也是老头子托人给弄的，而且连个女朋友也没有。她于是就不由自主地提到张亮，她说你看人家亮子就有女朋友，那姑娘叫什么来着？我说叫小汪。
然后她像突然想起那样，张亮他们家搬走了，小汪呢？我也才发现这个问题，但我装着就像很在行的那样说，什么小汪呢小汪吗，张亮家又没搬到北京去！然后我就打算出门。我也不知道出门干什么。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没有女朋友，张亮也搬走了，但我想，也许我可以去学着上上网。早听张亮说，网上可以找姑娘聊天。就在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妈又在卫生间喊了起来。那张烟壳终于被她掏了出来，她慌里慌张地拿着这个东西跑到我面前惶恐不安地问，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吧？我拿过来，发现字迹已经模糊，但依稀能看出个大概，最主要的是从小玩到大，张亮的字再差，我也能看出来。于是我拿着那张烟壳，甩了甩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想了会儿，觉得留着它没什么意思，而扔掉它也不对。所以我还是决定留着。在房间翻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放它的地方。它太小了。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个安放它的地方，就是把它夹在床肚下纸盒子里那个《新华字典》里。这个字典是我念书时候老头子给买的，从小学一直用到初中毕业。我们的语文老师很变态，他总是要求我们每堂课都把字典带着，其实大多数时候根本用不着。到了初二我和张亮发育的时候，我们决定不带字典去上语文课，老师叫我们回家拿，我们就跑到学校附近玩，到了放学再去拿书包，和别人一道回家。后来我们干脆语文课直接不上，语文书新发下来往往连带着数学、英语什么的教材一道失踪了。我们乐得逍遥自在。但这本字典一直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因为它是老头子给买的。后来毕业，所有的教材都当废纸卖了，这本字典还是没舍得扔，但我不认为是老头子买的可以作为理由了，我就想，毕竟它里面有那么多字，据说所有的汉字都收在里面，即便我更是用不上它了。现在，我觉得把张亮的字条夹在字典里是比较妥当的。于是我拍了拍字典，将它放回原处就找网吧学上网去了。
我和小汪虽然是一个厂的职工，但平时很难遇到，厂太大了。在张亮搬家前，他就跟小汪分手了。据小汪说，这是她的意思。我问是不是你知道他要搬家走了觉得不可能了？她说，切，他又没搬到北京去，不是。我想到我跟我妈也说过同样的话，不禁就笑了。她问我笑什么，我说你说得好玩。然后我又问，为什么你要跟张亮分手呢？小汪不耐烦了，反问，你关心那么多干什么，关你屁事！说完她就走了。
其实我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我总能记得那天晚上张亮说的话，所以我认为小汪一定也对那句话很感冒，是导致他们分手的一个原因。后来我才知道，不是那样，早在那晚之前小汪就打算跟张亮分手了。她说张亮这个人都还好，就是跟自己不合适。好几次，张亮送她回家，路上就对她动手动脚，令她很反感。她不知道为什么会反感，事实很清楚，张亮追她她也答应了，两个人出双入对，所有人都知道，动手动脚有什么呢？但她就是反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追问下去，小汪就说烦死了烦死了。
开始我以为有什么隐情不便说，后来因为小汪这个态度过于坚决，使我也逐渐相信了她的理由，即，确实说不上来，许多事情都是这样，比如我看到蚂蚁们扛着一只死苍蝇就会忍不住用脚踩它们一下，你能说出原因吗？所以，我也不问了，但还是有时下班后绕道跑到她们车间那边看看能不能碰到她。如果碰到，我就和她说说笑笑一道走出厂房大门。许多人都以为我和小汪像张亮以前和小汪那样，如果他们当面问我，我说，怎么可能！语调几乎愤怒，是替我的兄弟张亮愤怒。我只是觉得，张亮走后，我也只有跟小汪比较熟了。而且跟小汪一起走走说说话，心里很快乐。我们有天刚走出厂门，在路边等车的时候看到一个要饭的老头，他问我们要钱，我和小汪都在口袋里掏了起来。然后几乎同时把硬币递到老头那个脱了磁的磁缸里。其实像这种情况，我和小汪只需要其中一人给钱就行了。两枚硬币几乎同时撞击磁缸的声音太刺耳了，简直吓了我们一跳。我不禁惊恐地看了一眼小汪，发现后者也正在用相同的眼神看我。所以我赶紧把头低了下去。我们很害羞。
这件事情除了让我害羞，也感到愧疚。并不是那样，并不是张亮说的那样。而且这一次我们没有拉拉扯扯，可我们还是分明想起了拉拉扯扯抢着付钱那一次。我想到我和张亮是多么好的兄弟，我们同住在一个小区，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都是同一所。初中毕业后，他到外地混了几年，我则去学了汽车驾驶。可能我不适合开车，出了个事故，把一个马自达给撞了。那时候南京允许马自达上街，因为那时候道路没现在好，拥挤不堪，公交车经常被堵，马自达体积小，人缝间来去自如，十分便民。但政府只允许残疾人驾驶马自达，好让这些腿有毛病的人不仅能提高行动速度，也能自食其力。后来下岗工人们见开马自达有利可图，也纷纷开了起来。一时马自达泛滥成灾，竞争激烈，钱也比以前难赚得多了，远出于下岗工人们的所料。更要命的是，市容大队的人不许非残疾人开马自达，这是早年马自达像无头苍蝇那样大街小巷到处乱蹿的原因，他们要躲过市容纠查大队的检查和没收。
我觉得自己撞到的那个家伙之所以那么慌不择路往我车底下钻，其原因就在于此。好在他没有死，而且他的责任大于我，我花钱销灾就行了。可怜那家伙好好的腿这下真残废了。等他一瘸一拐出了院，政府已经取缔了所有的马自达，即便真残疾也没用。因为这事，我被老头子骂到现在。他托人帮我在一所职业高中搞了张职高文凭，然后又托另外个人把我弄进了厂里当流水线工人。小汪和我几乎是同时进厂的，但我们不认识。这时候张亮在外地失意而归，成了一闲人。我们几年不见，突然又混到一处，有说不尽的话，我把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包括出的事滔滔不绝地告诉他，他也把自己在外地这几年的酸甜苦辣使劲对我讲。有一天我下班居然看到他站在厂门口，我以为他等我，不是，他等小汪。他在我和小汪这对同事间介绍道：这我女朋友小汪，这是我兄弟小曹。他在介绍小汪和我时是那么兴奋，眼睛明亮，甚至泪光闪闪。我脑子里总是这么一幕。这就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啊。
出于羞愧，我再也没有绕道到小汪她们厂房那儿去，而是从厂的后门回家。从后门回家很近，过一条马路就可以进入我们小区。在小区的楼房之间绕几分钟也就到了我家的楼下，如果再往前面走几百步，就是张亮的家。张亮家的窗口依然有灯光，那是张亮的房间，只是现在灯下的人已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