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羽毛未丰的时候，遭到篾儿乞部的袭击，铁木真惨败，妻子孛儿帖也被人掳去。愤怒的铁木真就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发誓要报这夺妻之恨。但他知道自己的力量还不够，没有鲁莽行事。他找到父亲的至交克烈部首领王罕，又联合其他部落的兵力，共达四万人，突袭篾儿乞部落的营盘，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并夺回了妻子。
这次战斗胜利后，铁木真就像大漠上的雄鹰，展翅翱翔在广袤的草原上。他统一了父亲原来的乞颜部，成为一支令人注目的新生力量。
原来对铁木真采取联合态度的札木合及其他部落的首领，不能容忍一个新的强大部落的崛起。札木合借机寻衅，派人劫掠铁木真的马群，结果被射杀。以此为借口，札木合联合其他部落出兵三万，向铁木真发起大举进攻。铁木真事先得到情报，将部众和各家贵族的兵力分成十三翼。第一翼由铁木真的母亲诃（ｈé）额仑统领，铁木真亲率第二翼，其余由乞颜部各贵族和归附的部落统领，双方大战于斡难河畔。这就是历史著名的十三翼之战。由于实力不敌，铁木真败北。札木合残酷地将归附乞颜部族长们的70个孩子活活煮死。
十三翼之战后，铁木真针对札木合内无纲纪，矛盾重重的弱点，依靠笼络、分化、瓦解等各种措施，又多施仁义，使札木合的部众纷纷前来归附。如在围猎时，铁木真故意将猎物驱赶给对方，让他们多得。结果，战败后的铁木真非但实力未减，反而壮大，在蒙古各部的威望也大大提高。
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铁木真会合克烈部和金军，在斡里札河（今蒙古乌勒吉河）围歼塔塔儿部，报了杀父之仇。战后，金朝授予他“札兀惕忽里”（相当于招讨使）。从此，他可以金朝命官的身份号令蒙古部众了。从庆元二年到开禧二年（1206年），铁木真扬鞭策马，将漠北草原上各个部落一一扫平，统一了蒙古。
公元1206年春，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的整个大漠草原的蒙古贵族，云集斡难河源头，参加忽里勒台（意为大会，即部落议事会）大会。34岁的铁木真树起了九脚白旄（ｍáｏ）旗，踌躇满志地坐上了蒙古大汗的位置，被尊称为成吉思汗。至此，大蒙古帝国正式建立。
建立了大蒙古国的成吉思汗，开始把眼光转向更大的外部世界。
西夏被成吉思汗确立为第一个猎物。经过三次战争西夏被成吉思汗彻底镇服，再也不敢与大蒙古抗争了。西夏臣服后，成吉思汗可以全力对付金朝了。成吉思汗对金怀着刻骨的仇恨，他曾祖父的堂弟曾被金朝皇帝活活钉死在木马上。他虽然接受过金的封号，但那只是策略上的需要。大漠草原上的野马是不会让任何人羁绊的。
公元1210年，新即位的金帝完颜永济派使者来到草原，要成吉思汗拜受诏书。成吉思汗大怒，朝南唾了一口，蔑视地说：“中原皇帝是天上人作的，此等庸懦之辈亦为之，拜个什么！”跨上马向北扬长而去。从此以后，金朝的北方铁骑如梭，狼烟四起。已是强弩之末的女真人早已失去南下侵宋的骁勇，连年丧师失地，北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中都（今北京市）相继陷落，只得仓皇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
此后，成吉思汗率军西征，席卷欧亚的这股黄旋风震撼了整个欧洲。公元1226年，利用征战欧亚的余威，成吉思汗又驱动滚滚铁骑扑向了西夏。十万西夏主力军在强悍无比的蒙古军的攻击下，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中兴府又一次面临灭顶之灾。次年七月，驻扎在六盘山下的成吉思汗一病不起。他自知征服天下的事业将要就此撒手，就招来三子窝阔台、末子拖雷到身边，嘱咐后事。
当时西夏王已遣使求降，与蒙古毗邻的只有一个金朝了。
成吉思汗面授灭金的机宜说：
“金在潼关精兵布防，北临黄河，难以攻破。可假道于宋，由唐邓二州（今河南邓县、唐河）直捣大梁（今河南开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封）。金必撤兵潼关，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必然疲惫，即使赶到也不能战了。这样必能破金。”窝阔台、拖雷含泪点头。留下破金的策略，成吉思汗对西夏王出降一事仍不放心，又叮嘱说：“现在咱们身在敌境，西夏王降而不至。我死后要秘不发丧，待西夏王出降时，立刻把他杀死。”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大漠上弯弓射雕的勇士，完成了他崛起与奋进的辉煌事业后，带着他无与伦比的赫赫功业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留下了一个与世界发生广泛联系的大帝国。
29、忽必烈建立元朝
历史就是这样变化万千，强悍无敌的大漠铁骑把南宋王朝打得人仰马翻，国破家亡；但中原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又把桀不驯的草原勇士驯服成封建制度的守道者。其中，忽必烈是蒙古兴起时期由武功转向文治，全面推行汉法的关键人物，也是统治中国近百年之久的元朝的建立者。
忽必烈是拖雷的次子，蒙哥大汗之弟。他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文治武功方面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公元1251年，忽必烈开始受命总领漠南军国庶事，一改原来“汉地不治”的弊端，把河北一带治理得井井有条。在他身边，也形成了一个以姚枢、郝经、刘秉忠、许衡、郭守敬等为代表的汉儒幕僚集团。显赫的文治武功，使他在蒙哥大汗面前过早地显露锋芒。宗亲大臣警告蒙哥说：
“忽必烈赢得了中原人心。”于是，忽必烈被解除了兵权。后来在汉儒的策划下，能屈能伸的忽必烈以谦恭忍让和卓越的才能冰释了兄弟间的嫌系，重新担任了进攻鄂州的蒙军统帅。
蒙哥大汗战死钓鱼城，及早地为忽必烈提供了施展雄才的机会。留守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的幼弟阿里不哥早已调集兵马，开始了争夺汗位的行动。谋士郝经建议：与宋议和，率轻骑直奔燕京。同时，派军截住蒙哥的灵柩，收其印玺，遣使通知旭烈兀（蒙哥之弟）、阿里不哥等诸兄弟会丧和林，争取主动。公元1260年春，忽必烈捷足先登，在部分诸王的支持下，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即汗位，建元“中统”。这年四月，阿里不哥也急匆匆地在和林称汗。一国两汗，自然水火不能相容，只有靠武力和智谋来解决了。于是，大漠草原上战火又起，悍勇好斗的草原铁骑进行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权力角逐。
中统五年（1264年），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被迫到上都（今开平）匍匐请罪。在诸王大臣的劝解下，忽必烈赦免了阿里不哥，但把他的谋臣党羽全部诛杀。
由于长期管理中原事务及汉族文化对忽必烈的浸润，使他对中原制度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又加上在汉族儒生士大夫的反复诱导下，忽必烈即汗位后，就大刀阔斧地推行汉法。即位刚两个月，就采用中原王朝的年号纪年，建元“中统”。建元是忽必烈发出的改用汉制的信号。
与此同时，忽必烈又命汉儒刘秉忠、许衡参照古今，制定了内外官制。
在中央，设立中书省执掌全国政务，其长官为中书令，另有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等。最初，中书省有五人为丞相，后仅保留二丞相，蒙汉各一人。中书省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后一度将礼部与吏部，兵部与刑部合并，成为四部。又设枢密院主管军务，其长官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和枢密副使。又设御史台执掌纠察百官，长官为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另外又设大宗正府，作为达鲁花赤（断事官）的官署，主管诸王、驸马等蒙古人的公务。这样，忽必烈参照汉制，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行政、军政、监察等官制系统。
当时的中央机构，还在特定的时期和地区设立临时派出机关。如灭南宋后，曾设江南行御史台、陕西行御史台。遇有军事征伐，还设行枢密院，临时处置某一地区的军务。
地方上的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最初也是临时派出机构，南宋和金都曾设立过。在忽必烈之前，蒙古就仿照金制，设立了行省。忽必烈时，仍把它作为临时派出的行政机构。中统元年七月，忽必烈设立了十路宣抚司，主持各地军政民政，隶属于中书省或行省，下辖府州县。又设提刑按察司，隶属于御史台或行御史台。宣抚司和路、府、州、县，是忽必烈建立元朝时采用的较为系统的地方行政机构。统一全国后，对全国的行省进行了统一调整：中书省直辖“腹里”（河北、山东、山西），宣政院直辖吐蕃（今西藏），其他地区共设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十个行省。到那时，行省才固定下来，与中书省、宣政院一起，管辖着“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广大地域。
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建立了劝农司，作为劝导督察农事的机构。又禁止毁农田改为牧场和军队践踏庄稼。经过十多年的时间，长期遭战争破坏的中原地区，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发展。
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使汉蒙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上的距离逐渐缩短和接近，为蒙古族进入中原，成为中原的统治者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忽必烈是把统治重心放在中原的第一个蒙古大汗。蒙古帝国的都城在漠北的和林，这个遥远的古都不便于经营和控制中原。忽必烈毅然放弃和林，于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升开平府（今内蒙锡林郭勒盟敦达浩特东）为上都，把帝国的统治中心移到了漠南。次年八月，又改燕京为中都（今北京，后改称大都），以后加紧在中都营建新的皇宫和城墙。蒙古帝国都城逐步南移，其势力也向中原逐步深入。
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取《易经》
“乾元”之义，下诏改蒙古国号为“大元”。一个基本上遵从汉族中原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礼乐制度的新王朝，终于在北方建立起来。第二年，元朝又升中都为大都（今北京），作为元朝的都城，其地位超过了上都。忽必烈是坐朝大都，统治中原的第一任皇北京妙应寺白塔（忽必烈帝，也就是历史上的元世祖。敕令所建，中国现代所存规模最大的喇嘛塔）
30、宋代的科学奇葩—指南针的应用
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人们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石性质的了解。人们首先发现了磁石引铁的性质。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经过多方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发明了可以实用的指南针。
指南针的原形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
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像一把汤勺，圆底，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自由旋转并保持平衡。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古人称它为“司南”，当时的著作《韩非子》中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朝夕”就是正四方、定方位的意思。《鬼谷子》中也记载了司南的应用，郑国人采玉时就带了司南以确保不迷失方向。东汉时的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对司南的形状和用法也做了明确的记录。司南是用整块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勺型，勺柄指南极，并使整个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于光滑的地盘之中，地盘外方内圆，四周刻有干支四维，合成二十四向。这样的设计是古人认真观察了许多自然界有关磁的现象，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经过长期的研究才完成的。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如天然磁体不易找到，在加工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磁；司南与地盘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因转动摩擦阻力过大而难于旋转，无法达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些可能都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先民对磁石的性质有了更多的认识。就连当时的诗人曹植在矫志诗中也用了“磁石引铁，于金不连”的句子。南朝梁代的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提出了磁力测量的方法，他指出：优良磁石出产在南方，磁性很强，能吸引三、四根铁针，使几根针首尾相连挂在磁石上。磁性更强的磁石，能吸引十多根铁针，甚至能吸住一二斤刀器。陶弘景不仅提出了磁性有强弱之分，而且指出了测量方法。这可能是世界上有关磁力测量的最早记载。
古代民间常用薄铁叶剪裁成鱼形，鱼的腹部略下凹，像一只小船，磁化后浮在水面，就能指南北。当时以此作为一种游戏。北宋时，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记载了制作和使用指南鱼的的方法。其实这是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它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即把烧红的铁片放置在子午线的方向上，烧红的铁片内部分子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使铁分子顺着地球磁场方向排列，达到磁化的目的。蘸入水中，可把这种排列较快地固定下来，而鱼尾略向下倾斜还可以增大磁化程度。人工磁化方法的发明，对指南针的应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磁学和地磁学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另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按沈括的说法，当时的技术人员用磁石去摩擦缝衣针，就能使针带上磁性。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使钢针内部磁畴的排列趋于某一方向，从而使钢针显示出磁性的方法。这种方法比地磁法简单，而且磁化效果比地磁法好，摩擦法的发明不但是世界上最早的，而且为有实用价值的磁指向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