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牢力委员会”报告书方面的运动日趋积极的时候，另一方面，政府实现委员会建议的决心也逐渐坚固起来，“牢力”的法案已经发表了。在我生平中，这是第一次到印度立法院中去旁听这一件法案。
立法委员沙司德里发表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说，对政府提出严重警告，总督表面看起来好像倾听着一样，双目注视着沙司德里，任他自由发挥热流般的雄辩。一度，我以为总督也受到深刻的感动，因为那篇演说充满了真实的意义及情感，但是人们所能唤醒的是真正熟睡的人；若他是假装睡眠，对他是不会发生丝毫影响的，那恰巧是政府方面的处境。政府只想通过法律仪式，而对沙司德里的严重警告毫无反应。
在这种情态之下，我的声音也像沙漠中的一种呐喊。我在总督前，竭力诉诸并寄发私函及公开的信件，宣称政府的行为只能使我重振“真理把持”运动。但是这种表示也是徒劳无用的。
法案的条例还没有正式公布，而我的身体也还很衰弱，但是我接到马达剌寄来的请柬后，我决意涉险作长途旅行。这时，我还不能在会议中高声纵谈。我偶然尝试想作若干时期的谈话，便觉得浑身难过得发抖。
为了我曾在南非服务的缘故，我觉得我对泰摩人和德路古人还可以保持若干特权；南方的人民对我是具有相当的信赖。那一份请柬所具名的是卡士图里郎伽伊阳伽，可是等我抵达马达剌以后，才知道邀请我去的是罗雅古巴拉夏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他刚从萨伦来，预备来马达剌执行律师业务，答应卡士图里郎伽伊阳伽的邀约而来。我们到了马达剌便下榻在他的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