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斗争完全停止时，戈卡尔正在英国。他邀请我也到英国去。因此我于1914年7月和卡伦巴赫、卡斯多蓓都乘船到南安普敦。
在玛特尔时，我们得到随时即将宣战的消息。轮船驶进衣袖海时，我们得知战争（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爆发，海峡中已经布置好了水雷，船只行进时，颇感困难，我们花了两天的工夫才到达南安普敦。
8月4日，宣布战争爆发。6日，我们到达伦敦。
到了英国，我得知戈卡尔因为健康关系留居在巴黎，那时伦敦与巴黎间的交通已经断绝了，不知道他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归来。我不愿意未见他而回去，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回来的确切日期。
这个时期我该做点什么呢？我对于战争须担负什么义务呢？我的一个狱友叫苏罗其阿达尼亚，他也是一个“真理把持者”，正在伦敦研究法律。他是一个优秀的“真理把持者”，所以被派送到伦敦求学，预备将来当一名律师，等到他回到南非时，可以代替我的职位。经由他的斡旋，我才得以和在英国留学的齐物罗其·梅笪博士等会晤。我们召集了在英国与爱尔兰的印度侨民，组织一个团体，我向团体陈述我的意见。
我觉得侨居在英国的印度人应该参加战争。英国的学生都已纷纷从军，印度人不应该落在人后。许多人反对这一建议并提出种种异论，他们认为在英国人与印度人中间有一条很深的鸿沟，我们是奴才，而他们则都是主子，在主子们遭遇危难时，一个奴才可以去和主子合作吗？做奴才的不是正可以利用这个时机以求取他的自由吗？我并不因为这样的议论而改变我的思想。我很明了过去英国人和印度人所处的不同地位，但我不承认我们已完全沦为奴才的地步。我知道英国的制度完全是让少数人员弄坏的，我们可以用爱的力量去感化他们。假使我们能够和英国人合作以改善我们的境遇，我们就应该在他们倒霉时和他们站在同一的立场，以获取他们的同情。在我看来，制度固然是有许多缺陷，却不是无法容忍的。但是，若我们对于制度失去了信心，绝不和大不列颠政府合作，那么如何叫那些对制度与官员都没有信心的朋友们和他合作呢？与我抱着异见的朋友们认为，现在正是一个绝好的，印度人可以宣布一种大胆的宣言进而改善我们的境遇。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利用英国骚乱的时机，发表我们的宣言，那是显而易见的事。我支持这个决议，而邀请凡是有志当义勇员的人都来报名，结果反应很好。
在义勇员中有不少各省及各宗教的代表们。
我写了一封信给葛莱物爵士，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同时表示我们愿意从事救护服务的工作，不知道他是否接受我们的奉献。葛莱物爵士略加考虑，终于表示接受，而且说明英国对我们在他们危难时提供帮助表示感谢。
那个时期，伦敦很困难，但没有恐慌，每一个人都尽力效劳。所有成年的壮丁都接受战斗员的训练，老人、妇女和残疾人做什么好呢？他们也有工作可以从事，他们缝制受伤战士的绷布及衣服。
